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写作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对另一些作家来说，探险般的生活却是对枯燥写作的逃避。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显然属于后者。这也正是这本《逃避之路(格雷厄姆·格林文集)(精)》的来由。生于二十世纪初，死于九十年代，格雷属于一个逝去的世纪；作为一个经历了二战伦敦空袭、战后原殖民地独立浪潮、中东战争、地区冲突的人，生活中最不缺少的应该就是危险了。但与常人的思维相反，格林的逃避恰恰是逃向最危险、最动荡、最战火纷飞的地方，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亲临火线。他曾经在奠边府战役前夕在危如累卵的法国军营里呆了一整天（此后不久奠边府即被炮火吞没，法军全军覆没），曾经在中东战争时期的苏伊士运河沿岸意外遭受炮击，整整四小时伏在沙地上一动不动，听着暴风骤雨般的炮弹从头顶划过，在身后爆炸。二战期间，他担任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西非塞拉利昂从事反间谍工作整整两年。这些传奇般的经历当然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小说素材，但这并不是他为写作而淘金的功利之举。他个性的魔咒使他无法停下寻找危险的脚步——显然，无趣、单调、安宁的生活比死亡的阴影要更可怕。在这一次次可能有去无回的旅程中，他究竟在逃避什么？格雷没有明说，但从他的个性来看，他最害怕重复生活、重复写作、重复自我。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自信地说自己不是既定命运的囚徒呢？毫无疑问，格雷是个勇敢的人，而且有自己的正义准则；他一次次的逃避之路不单单是猎奇的冒险，而且是在以他的方式进行战斗。格雷宣称自己没有政治倾向——这当然不完全是事实——但他确实在很多时候不以政治上的左与右来划分心中的坏蛋与英雄，而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美苏对立、非敌即友的政治划分下尤为珍贵。总得来说，他能在并不熟悉的异国他乡看到一个普通人遭受的政治苦难，不论他所属的阵营与党派，而且能感同身受并愿意冒个人危险为他们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他能看穿当时在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掌权的那一个个政治强人令人眼花缭乱的华美说辞与主义理想，看清他们给现实国度中的个体带来的真实痛苦，并且不畏恐吓，以笔为剑，抨击强者，声援弱者。从这个角度看，《逃避之路(格雷厄姆·格林文集)(精)》作者还有点云游骑士的侠肝义胆。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悲观厌世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至顶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他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于，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英国20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目录：
这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自从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内向的人》去寻找出版商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25岁，因患阑尾炎动了手术，便向《泰晤士报》请了病假。在伯克姆斯特德我父母家的客厅里放着(说得确切一点，摇摇晃晃地撂着)一张写字台，它是那种有数个鸽笼式文件格和多个小抽屉的小书桌，人们习惯上认为这种书桌只适合女人用；桌子折叠板的宽度只够放下我的大页单行稿纸。早餐过后，我母亲忙着与客厅女佣讨论一个家庭问题。“客厅女佣”这种称呼如今听起来多么“过时”！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等级森严——厨房女佣、配餐女佣、孩子的保姆等等。现在我瞧自己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刚刚动笔写一部历史小说。如果我与他相隔五十年，那么他与他当时写的十九世纪头二十年里发生的走私分子的故事也只相隔一百年。
我为什么能如此清晰地记得那部小说的开头一行，而忘记了从那以后我写的所有其他句子昵？开场白写得并不好，因为它读起来像诗歌，不像散文；我一直想把它改了，可那就好像要背叛我那年轻的自我。“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一见山下的树林，内心一阵轻松，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能听见母亲在说，“如果诺拉小姐占了那个最好的空房间，那么我们只好把……先生安置在……”也许，我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其原因就是：对于我来说，那就好像我在一场几乎输定的赌局中孤注一掷。此前，两部小说我试了所有可能的出版商，结果都被拒绝了。
如果这本书也遭到拒绝，那么我决心放弃当作家的痴心妄想。我可能会安下心来，在《泰晤士报》的第二编辑室里过起助理编辑平凡正常的生活——一年试用期结束后，我的薪水会升至每周9几尼的最低工资，到那时，我就勉强有能力结婚了。那是一种与公务员一样安宁的生涯——《泰晤士报》从没解雇任何人，最终我会有一笔养老金，我会获得一个时钟，上面镶着有我姓名的饰板。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必等待那么长时间就得到了那个时钟——一年后，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得到了它；离开《泰晤士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每看见壁炉架上那台时钟上的黑体粗字，我就有一种负疚感，心里就会想起维多利亚女王街报社大门上方悬挂着的那口时钟。它似乎总在提示：下午四点快到了，我应该动身去第二编辑室与同事们在一起。
我犹豫了好几天才写下那句开场白——它是一种承诺。此前我不是曾经两次走上那条道路，连续数月经受一种好似没完没了的折磨煎熬？听天由命、打消所有逃避的念头会轻松得多。在那些岁月里为什么会想到逃避呢？逃避什么呢？我在《泰晤士报》很快活。
我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已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此前还曾不明智地出版过一本诗集，如今这本诗集已成为一种收藏家争相收藏的昂贵珍品了。像如此众多的处女作一样，我第一部小说的主题也是有关童年和不幸。第一章叙述了男主人公在一栋古老的乡间别墅里诞生。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好似一篇丰富多彩、令人产生共鸣的作品，或者说它力图达到那种境界，富有沃尔特·德拉·梅尔散文中詹姆斯谐韵风格特色的作品，并非只是我个人经历的叙述。我错误运用孟德尔理论，讲了一对白人夫妇孕育黑孩子的故事——一种返回某个遥远祖先的现象。(那时，我还没有听说我的曾伯父查尔斯的故事，据说他身后在圣基茨岛留下13个孩子，他19岁时死于黄热病。)接着，我的小说写了这个黑孩子孤僻的童年以及孤独寂寞的、遭受种族隔离的学校生活；不过，即便在当时，我也觉得小说的结尾似乎很糟糕，就我的某种性格而言，我能察觉这种结尾过于乐观，令人不可思议。我让书中这个年轻人通过在加的夫‘登船当一名黑人水手而获得某种满足，借以逃避中产阶级，逃避他不能与之融合相处的感觉。又是逃避！我想“逃避”两字从扉页起会频频出现，贯穿全书。
A·D·彼得斯当时是个文学经纪人，是这一行当里的新手；他鼓励我，要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出版。几个月过去了，他来信的语气从满怀热情转变成冷淡的重新考虑，最后希望破灭了；不过，这时候，我的第二部小说已在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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