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作者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个别出书了。这本评论集，评析内容包含新诗、古典诗、英美诗、白话文、小说、综论等，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
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
作者简介：
余光中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目录：
新诗
徐志摩诗小论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从《午夜削梨》看洛夫诗风之变
青青桂冠
——香港第七届青年文学奖诗组评判的感想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古典诗
连环妙计
——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
星垂月涌之夜
重登鹳雀楼
三登鹳雀楼
英美诗
另一首致萧乾的诗新诗
徐志摩诗小论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从《午夜削梨》看洛夫诗风之变
青青桂冠
——香港第七届青年文学奖诗组评判的感想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古典诗
连环妙计
——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
星垂月涌之夜
重登鹳雀楼
三登鹳雀楼
英美诗
另一首致萧乾的诗
马蹄鸿爪雪中寻
苦涩的穷乡诗人
——R.S.托马斯诗简述
白话文
论中文之西化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小说
断雁南飞迷指爪
——从张爱玲到红卫兵带来的噩讯
红旗下的耳语
——评析金兆的小说
从逃避到肯定
——《毕业典礼》的赏析
综论
分水岭上
选灾
给抓到小辫子
横岭侧峰面面观
——论作品中词性之变换
诗的三种读者
亦秀亦豪的健笔
——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缪思的左右手
——诗和散文的比较
后记
《分水岭上》是我中年的评论杂集，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在1977年至1981年间写成；1981年4月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经三版，但是纯文学歇业后，迄未再印。二十多年后改由九歌接手重印，我这做母亲的总算把流落江湖的浪子又召回了一位。他如《焚鹤人》、《青青边愁》、《在冷战的年代》等等，也将一一召回。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我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各别出书了。在那以后我又出版了五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有的是自己要写的，不吐不快，有的是应邀而写的，包括编者邀稿，会议命题，或是作者索序。回顾这本《分水岭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就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另一方面，像《亦秀亦豪的健笔》一篇，原为张晓风女士的新书《你还没有爱过》作序，这些年来竟成了学者与记者经常引述的“定论”，足见吾言不虚。这本文集九歌最近重印，作者在感言中竟说，重读我的旧序，仍然十分感动。作品要传后，评论同样也要经得起时光的浪淘。她的书，我的序，显然都没有被文学史淘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缘分。
九歌将我的浪子一一接回家来，固然非常温馨，但是相应地我也要重校旧籍。目前我正在自校五百多页的《梵高传》，不由对吾妻我存叹说：“我就像一个古老的帝国，终将被众多的殖民地拖垮。”
为了抢救帝国，我存常在灯下戴起老花眼镜为我分担校对之劳。这本《分水岭上》有一半是她校的，另有一小半是维梁夜宿我家所接力。容我在此谢谢他们。
余光中2009年5月14日于左岸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新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迄今名诗人已经很多，而大诗人仍然渺渺，论者每以新诗“成绩欠佳”来责备诗人。六十岁在人，已是花甲之年，但在文学史上，却不能算长。唐开国百年，才出现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同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年，唐朝立国已有一百三十四年了。欧阳修开始写诗的时候，宋朝已有七十年的历史；等到王安石、苏轼出现，那就更晚。六十年来，我们的国势不比唐宋，诗的成就怎能直追前贤？
有人会说，尽管如此，为什么小说的成绩要比诗好？我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小说的传统比诗浅，对后继者的压力和束缚也比诗小：相比之下，新诗对旧诗更是“突变”。第二，旧小说用白话文已成传统，新小说发轫之初，在语言上只是“渐变”。新诗用白话文，在语言上和旧诗不能衔接，在格律上要挣脱旧诗，又要引进外国形式，一时难以调整。第三，在古代，写诗是读书人必具的修养，进可以应科举，退可以怡性情、酬知己；但在那时，写小说和写戏曲一样，都是儒者闭门自娱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而小说作者也多是失意的文人。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取得了正宗的文学地位，稿费又高，市场又大，不但成为报刊争取的对象，更有征文重奖加以鼓励，即使电影电视，也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地位。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出现了不少问题，致使论者与作者辩论不休，争而不决。这中间，有的是纯文学的问题，有的还涉及政治意识，更形复杂。以下且就三个最迫切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大众化的问题。论者往往指责新诗，说它孤芳自赏，不够大众化，长此以往，中华恐成无诗之国。其实六十年来的新诗固然不够大众化，但是黄遵宪、苏曼殊以来的旧诗又何曾大众化呢。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陈散原，似乎也没有多少读者。真正称得上大众化的，还是唐诗宋词之类。老实不客气地说一句，政治进入民主，教育兼重文理，传播工具商业化之后，儒家的诗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经不能维持——真正大众化的诗，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陈散原，而是流行歌。此所以大陆三十年来的“诗教”，抵不住邓丽君的一匣录音带。
大诗人也不见得就能大众化。以李白而言，“床前明月光”固然人人会背，但是《襄阳歌》、《梁甫吟》之类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等固然脍炙人口，但是《壮游》、《遣怀》一类较长较深的作品，也不见得怎么大众化。苏轼的名句，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已变做成语，流行自不待说，但是像“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之类的作品，又有几人能懂？同样地，诗经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语，楚辞则绝少此种现象。
一般人口中的大众化，往往只指空间的普及，而不包括时间的持久。其实真正的大众化应该兼顾两者，不但普及，还要持久。畅销书往往一时普及，但十年百年之后，便已湮没无闻，那样的大众化是靠不住的。例如王渔洋在清初，诗名满天下，曾在大名湖赋《秋柳》诗，和者数百人，但三百年后，谁也不记得那首诗了。反之，李贺生前虽少知音，但迄今千余年，他的作品仍持久不衰，甚至知音日众。又如梵高，生前只有三五知己，画都卖不出去，身后却家喻户晓，名重艺坛。诗之大众化，有时隔世始显：杜甫号称诗圣，但今传唐人所选唐诗九种，只有一种载录杜诗。直要等到北宋中叶，杜诗才“大众化”起来。
大陆的文艺最爱讲大众化，但是江青揠苗助长的那些“小靳庄”诗歌，现在恐怕已随她的样板戏销声匿迹了吧。我认为让所谓无产阶级也来写诗作文，本无害处，但要自发自然，像“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样的民歌才算天真可爱，否则即使是农民写的，却一味忆苦思甜，颂德歌功，岂不成了新式的“应制诗”？所以那些诗，只能当做政教合一的工具，写字造句的练习，不能美其名曰文艺。那样的东西只能当做“政治运动的消耗品”，用完便丢，绝不耐久。那样的大众化，只有大众，没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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