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兽》：来自贫困农村的大学生萝拉，为了生存和跻身权力阶层，不惜出卖肉体，却突然被发现在宿舍自杀。主人公和她的几位同学试图弄清萝拉死亡的真相，不料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的阴影笼罩之下，寻找的道路扑朔迷离，暴力却如影随形。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一名制衣厂的年轻女工，因为在运往意大利的衣服中夹带一张“我等你”的纸条，被安全部门指控在工厂卖淫而失业，而且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传讯逐渐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召唤出过去种种不堪的回忆。
作者简介：
赫塔米勒（HertaMüller），德语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以德语为通用语言。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米勒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米勒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柏林，持德国国籍。
米勒在德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她擅长描写罗马尼亚裔德国人在苏俄时代的遭遇，她的作品总能从内心出发，并带着较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目录：
“你带手绢了吗？”——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心兽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壁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穿鞋带。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做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昨天晚上，风儿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风吹得再猛一点儿我就会被吹断还好，风儿停了有人在唱一支罗马尼亚的歌。我看见红蹄子羊穿过歌声中的夜晚。我听见风在这支歌里停息。有个孩子躺在床上说：不要关灯，不然的话黑树会进来。祖母给孩子盖上被子。快睡吧，她说，大家都睡了，风会在树上躺下。风不会站立。在孩子的床边话里，风总是躺下。大礼堂的掌声被校长的手打断之后，体育老师走上讲台。他穿着白衬衫。大家举手表决开除萝拉的党籍并注销她的学籍。体育老师第一个举手。所有的手都跟进。人人边举手边望着别人举起来的手臂。有人见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没有旁人高，就再向上伸一伸。他们高举着手，直到累得手指前垂，胳膊下沉。他们四下张望，见没人放下手臂，又张直手指，伸直胳膊。可以看到手臂下的汗渍，衬衫的下摆滑了出来。头颈伸得长长的，耳朵通红，嘴半张着。头不动，眼珠子却滚来滚去。手跟手之间那么静，四角里有人说，静到听得见呼吸在木板长椅上一上一下行走。而这一阵静寂持续到体育老师将手臂放在讲台上说：不用数了，当然全体赞成。这些街上的行人，我第二天在城里的时候想，都可能到过大礼堂，跟着体育老师举手，飞跃山羊。他们都可能张直手指，伸直胳膊，眼珠子悄悄地转来转去。我数着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从身旁走过的面孔。一直数到九百九十九。这时候觉得脚底发烫，就坐到长椅上，缩起脚趾，靠在椅背上。我伸出食指点着自己的脸颊，把我也一块儿算上。一千，我对自己说，随即把这个数字咽了下去。一只鸽子从长椅旁边走过，我目送它离去。它脚步蹒跚，翅膀下垂。因为空气太热而半张着喙。它啄食，发出嗒嗒的响声，喙仿佛是铁皮做的。它吃一粒石子。当鸽子把石子咽下去时，我想，萝拉也会举手的。不过这不算了。我望着萝拉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中午他们刚从工厂下了早班出来。他们原先是农民，从乡村招进城的。他们也说，永别了羊，永别了瓜。像傻子般追逐着城市的烟炱，以及那些越过田野爬到每个村边的粗管子。这些男人明白，铁、木头、洗衣粉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的手依然那么粗拙，他们是在做木墩子和铁疙瘩，不是搞工业。该做成大而方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铁皮羊。该做成小而圆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木头瓜。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下了班走进第一家酒馆。总是成群结队涌进夏季花园中的露天酒馆。当沉甸甸的身胚跌坐到椅子上时，服务生把红桌布翻个面。软木塞、面包边角和骨头掉到花盆边的地上。绿叶干枯，土被急急揿灭的香烟碾松了。酒馆篱笆上挂着天竺葵花盆，梗茎上光溜溜的，尖上已长出三四片新叶。粗劣的食物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旁边搁着手和汤匙，从来没有刀叉。牲口杂碎到了盘里，就用嘴巴撕扯，大家都这么吃。酒馆也在说谎，包括那些桌布和植物，瓶子和酒红色的服务生制服。这里没有谁是客，只有一群涌入这个无意义下午的人。男人们摇来晃去，大声吵嚷，继而拿起空酒瓶子砸到对方脑袋上。头破血流。要是有颗牙掉到地上，他们便哈哈大笑，就像谁掉了个纽扣。有个人弯下腰，捡起牙齿，扔进自己的杯中。因为牙会带来好运，于是这颗牙从一个杯子到了另一个杯子。人人都想要。不知什么时候牙齿不见了，就像萝拉放在餐室冰箱里的舌头和腰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把牙吞了下去。不知道是谁。他们把天竺葵茎上最后几片嫩叶揪下来嚼着，面带怀疑之色。他们逐个查看杯子，张开沾着绿叶的嘴巴嚷嚷：你该吃李子，不是牙。他们指着一个人，大家指着那个穿浅绿衬衫的。他不认账。他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完了说：这下你们可以找了，是天竺葵叶子、肉、面包和啤酒，不是牙。服务生将他赶出门去。其他人拍手称快。然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说：是我。他开始笑着哭起来。大家不吱声了，盯着桌子看。这里没有谁是客。乡下人，我心里想，只有他们会从嬉笑跌入哭泣，会从叫嚷跌入沉静。不明就里地快乐，大发雷霆。生的欲望，使他们随时可以一击而灭掉一条人命。他们全都有可能在暗中睁着同样的狗眼尾随萝拉进入草丛。假如第二天不醉酒的话，他们就独自穿越公园，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滥饮，嘴唇灰白胀裂。嘴角也开了口子。他们小心翼翼把脚伸进草里，将滥饮时叫嚷过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新琢磨一遍。坐在昨日的记忆空白中发愣。生怕酒馆里嚷了什么涉及政治的话。他们知道，服务生什么都报告。不过，滥饮保护大脑，大嚼保护嘴巴不去触犯禁忌。虽然舌头打结，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那声音里还是带着习惯性的恐惧。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当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给祖父剪头发，父亲告诫孩子不要吃青李子的时候，这些年里有个祖母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她心不在焉望着屋里的走动和说话，仿佛外面的风早上就躺下了，仿佛白昼在天边睡着了。所有这些年里，祖母在心中哼着一支歌。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作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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