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佩雷克是法国最具特色的先锋小说家之一，这本《佣兵队长》是他自认为第一部“写完的小说”，但由于曾一度被出版社拒绝，他将这部早期作品藏匿起来，直到他去世后三十年才被发现，而事实上这部作品奠定了佩雷克后来的写作基调和风格，使其成为研究佩雷克作品的珍贵材料和文献。
本书简介：
《佣兵队长》写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间，按照佩雷克自己的说法，这是他“第一部写完的小说”。佩雷克去世三十年后，这部早期作品才被发现并公之于众。小说主人公加斯帕尔•温克莱尔几个月以来投身于仿作一幅《佣兵队长》，并在各方面都与卢浮宫里那幅《佣兵队长》旗鼓相当，真品是意大利画家墨西拿的安托内罗一四七五年的画作。加斯帕尔•温克莱尔虽是画作伪造者中的佼佼者，却只是其赞助者安纳托•马德拉的执行者而已。这是一部侦探小说，书的第一页便从温克莱尔刺杀了马德拉开始。为什么会有这起谋杀？为什么加斯帕尔•温克莱尔在想要与墨西拿的安托内罗比肩的计划中失败了？他在成为造假的高手时想要寻找什么？他想要在这名雇佣兵的脸孔所体现的掌控和能量的形象中获得什么？为什么他将谋杀马德拉当做一种解放？《佣兵队长》能让人隐约看见对这一问题的探寻：在与假象的斗争时，如何最终获得真相？造假的主题在佩雷克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人生拼图版》，《W或童年回忆》，以及佩雷克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爱好者的收藏室》，这是一部围绕着复制品和造假的魔力而创造的绝妙作品。
作者简介：
乔治•佩雷克（GeorgesPerec），法国当代先锋小说家，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原籍波兰的犹太家庭，童年在美丽城街区度过，一九六七年起成为文学实验团体“乌力波”（Oulipo,潜在文学工场）的成员。他的第一部小说《物：六〇年代纪事》出版于一九六五年，荣获雷诺多文学奖。《W或童年回忆》出版于一九七五年，这是一部自传体片段式写作的小说。三年之后，《人生拼图版》出版，荣获当年的美第奇文学奖。佩雷克于一九八二年在巴黎近郊去世。十年之后，写作于早年的《佣兵队长》手稿被发现，并于二〇一二年出版，这是他唯一一部遗著。
目录：
1、佣兵队长2、爱好者的收藏室前言
克洛德•布热朗前言
克洛德•布热朗
“至于《佣兵队长》，将来读它的人活该。”读者啊，你便是这样被接待……这一句简短而带有攻击性的发泄以它的方式展现了乔治•佩雷克的苦楚：1960年的那个12月，当他的手稿被拒绝时，他是如此的失望。但他没有诅咒将来：“将它留在原来的地方，至少现在。十年后如果是一个可以将它当作伟大作品的时代，再将它拿出来，或者我将在坟墓里等待直到一个忠实的评论家在曾经属于你的陈旧的手提箱里找到它并将之出版。”佩雷克再次戳中要害。《佣兵队长》是一部作者年轻时期的作品，尖锐而令人惊讶——而“它”衍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其中包含了后来其多部著名作品的萌芽。重新修改，重新思考，人们在其中能找到赋予不同作品能量的原动力，无论是《沉睡的人》还是《人生拼图版》。而在他去世将近三十年后，在人们在十分类似“陈旧的手提箱”的地方找到打字文稿以后，这本书才出版。在一次不可思议的大意行为后：1966年搬家时，佩雷克曾经将他年轻时的作品放在“一个小纸箱”中，同时似乎将一些准备扔掉的废纸放到了另一个纸箱里，然后错误的扔掉了应该保留的那个纸箱……“我从来没想过销毁这些文档”，他记录到，“特别是不同版本的《加斯帕尔没有死——佣兵队长》。”乔治•佩雷克于1982年去世时，仍带着以为《佣兵队长》手稿丢失的遗憾——“这是我第一部完成的小说”，他在《W或童年回忆》中提到。当大卫•贝洛斯在1990年代初期为了撰写佩雷克不朽的传记，开始围绕所有乔治•佩雷克的朋友和认识的人进行调查时，他仍然找到了一些文本的复本（其中两份在南斯拉夫）——特别是《佣兵队长》：一份在前《人道报》记者阿兰•盖林的家中，后者隐约记得，也许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家中有一份从未退还给佩雷克的手稿；另一份在一位《提纲》杂志时期的朋友家中。
《佣兵队长》对我来说是一次充满激情的阅读体验。我在《提纲》杂志时期有幸成为乔治•佩雷克众多朋友之一，他曾让我阅读过他的小说，就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1960年时作为读者的我——一个少年，这是真的——的确没明白多少这本书中的内容。特别是我曾经读的是一个长的版本，其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加斯帕尔•温克莱尔，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挖掘一个地道，以便逃走，而这一地道在最终版本中却被删除了。这个故事充满了各种碎片，我当时觉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一谋杀故事起源于一次不可能的赝品的制造？这一团糟在哪些方面与他的严格要求以及他关于小说的想法有共鸣？他到底想通过这一出乎意料的故事来表达些什么？我那时停留在一个奇怪的状态，即是一个知道自己没有发现至少应该模糊理解的东西的人。我被这令人窒息的隧道构成的旅程或最初的谋杀而扰乱。我完全没有理解，他们揭示了乔治•佩雷克模糊世界的哪些部分？同时我认为这本书完完全全的失败了，出版社的拒绝一点也不奇怪。
五十年后，我重读《佣兵队长》。似乎我的眼睛睁开了。如今我们了解了乔治•佩雷克的所有作品，主干及其旁枝，看到了隐藏的根系，隐约了解它们扎根在哪里，如何纠缠，这变得十分刺激。在这里我们拥有一份材料，既粗糙又精美，既昏暗又明亮。就像在一部好的侦探小说中一样，我们享受着侦探的乐趣，看着阅读的线索出现，酝酿，成型。“眼睛跟随着作品中为它安排的道路”，佩雷克引用了克利的话作为《人生拼图版》的题词。睁大眼睛去看，亲爱的读者，看这些线索在1960年的文档和1978年的“小说”之间的“精心安排”。一幅拼图（当然是无数计谋的栖息地）的碎片将在你的目光中拼接。
乔治•佩雷克从十八岁起，当时他仍是埃唐普高中的学生，便想要、也知道自己将成为作家。正是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他挑选自己阅读的作品并开始写作。作家？更确切的说是小说家。他快速的写出多部短篇小说，似乎涉及了许多非常不同的方向。让我们记住三部几乎完成的小说计划吧。首先是《流浪者》（1955，如今已遗失，从未尝试出版；佩雷克当时十九岁），爵士乐手们在危地马拉暴动中被杀害的故事。第二部是完成的小说，《萨拉热窝谋杀》，几乎可以被当做自传（这一次，我们找到了这本小说的打字文稿），该书写作于一次南斯拉夫之旅以后（1957）。这本书被展示给一位发行人（纳多）。它被拒绝出版，但其作者被鼓励继续努力同时更多的琢磨文字。最后一本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完成前，题目以及内容将多次被修改的书，它一点点变化，成为《佣兵队长》。第一个版本，《夜晚》，在佩雷克写给雅克•勒德莱的信中被形容为“解除父子关系的书”：“我作为‘子’而受了如此多的折磨，以致我的第一部作品只能完全摧毁所有孕育我的一切（刽子手，已知的主题，自我辩论术）”。在将此书作为“旧时幽灵的最终结束”的同时，他提供了阅读《佣兵队长》的关键，容易掌握的一点。《夜晚》变成《加斯帕尔》，而后《加斯帕尔没死》：主人公是加斯帕尔•温克莱尔，一个出自美丽城的孩子，正如其作者，他梦想成为“伪造者之王，骗子中的王子，二十世纪的亚森•罗宾”。这部《加斯帕尔》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片段。小说的结构复杂，遵守“严格的提纲”，有“4部分，16章，64‘节’，256段”，以及大卫•贝洛斯所说的“互相摧毁，却同时产生一致性的”主题：“以我为造物主的悖论和混乱”，佩雷克评价到。他写作此书时经历了强烈和幸福的预热时刻：“加斯帕尔逐渐明确，分散，再聚集，充满想法，感觉，感情，新的幻想。【……】一切尽在一切中。”对于根据佩雷克在与雅克•勒德莱的书信中的讲述而跟踪项目进展的人来说，也许正是这“一切尽在一切中”使之变得困难，难以掌握清晰的主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变化如此之大。此书的失败也许正是因为其过度且分散的抱负和过于微妙的交错的情节：“双重情节，权衡，平衡，一般时刻，解理，两分点，顶点，最深谷，水的分割线，等等（你知道的）这些目前是最好的引导我努力的概念。”但这第一句话，的确完美，它存在于每一个版本中：“马德拉很沉。”《加斯帕尔》的第一版，相对比较长，约350页，由瑟伊出版社的卢克•埃斯唐阅读，他拒绝了出版此书。乔治•佩雷克自荐写作一个新的版本，其中伪造者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搞砸了代号吉奥陀并逃脱了警方的追捕。其结构靠近了《佣兵队长》的结构。自此该书的方向被确定为“仅仅是一个唤醒意识的故事”。正是这一题为《加斯帕尔没死》的计划，，被伽里马出版社社长乔治•兰布里奇同意收入非常刺激且创新的《道路》系列。这使得乔治•佩雷克在1959年5月获得了七万五千法郎的预付款，且就如向他开了绿灯：这是一位作家，或者几乎是。《加斯帕尔没死》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比较短小的1960年的《佣兵队长》——157页打字文稿。此书因此是经过了一条有许多曲折的道路而到达的终点。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起点，同时也有很多因素可以将之看作终点。年轻的小说家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在想象力的自由发挥，有着复杂结构的充满抱负的短篇小说和十分以自我为中心的剧情中犹豫。也许因为他认为找到了使这些发散性的想法相交汇的方法，而认为自己成功完成了《佣兵队长》。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真正的跃进和连续的停顿。停顿是由于泄气，而这是来源于出版社的拒绝。许多出版商告知佩雷克他们认为他将来可以成为小说家，但是当时提供的作品还不足以说服他们。停顿更是因为1958年1月至1959年12月，他去服兵役，主要是在波城，在一个伞兵团——对于写作不太有利的背景，尽管他还知道安排了独自坐在打字机前的时间。最后停顿更是因为他的思想都被出版一本杂志的计划独占，《提纲》。他很珍惜这本书。他感觉这是他在孤注一掷。对于他，固执，坚定自己的选择，尽管（只有）二十四岁，自认为是作家，同时回避所有其它社会身份，《佣兵队长》是获得这一身份的考验。看着它被出版，就是被肯定，就是看着自己人生的计划被接受，抱负被合法化。这一挑战是生死攸关的。1960年11月。乔治和波莱特•佩雷克在斯法克斯已经几周了（突尼斯的一年在《物》中仅稍有印记）。兰布里奇的决定下达了（伽里马出版社）：“《佣兵队长》被拒绝了！我今早得到消息。我向你引用这封信”，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我们认为这一主题很有趣且处理得很聪明，但似乎有太多的不周到和冗长描述使得多位读者表示反对。甚至有些文字游戏，如：一幅好的提香的画比两幅里贝拉的画更值钱。’”仅此而已。怎么办？我哑口无言。重新再写？把它投给其它地方？放弃然后做其它事情？”这是关于计划和问题笼统的说辞。真正的形式上的抱怨。但作者和出版者之间既没有警示灯闪起，也没有对话的预示。还有伽里马出版社不可言喻的傲慢品味与佩雷克式的强烈的文字游戏之间的冲突。“不周到和冗长描述，当然了。我会记得这个教训。但总之……我很失望。安慰我吧。”乔治•佩雷克将《佣兵队长》当做“救生圈”，这本书被拒绝对他来说比失望更严重，是自我否定。三年断续的努力，是肯定的，还有不断改变却从未停止的计划没有走到终点。对于他这个孤注一掷想成为作家的人，正是这一身份受到了质疑。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从《佣兵队长》被拒绝（1960年11月）至1965年《物》的出版（终于成功了）之间的五年是特别艰难的。他自己认定是作家，但年华流逝，他逐渐成熟或者说才华更加显著，却没有任何成就。就像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显出雏形。让失败更加难以忍受的是佩雷克已经开启了他的工作坊，通过假画这一主题创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探索他的痛苦像艺术创造的特殊问题一样，敢于描述解放的路线，找到了，按他的想法，“一种与分析传统断裂的方法”，按他的方法写成了《方法论》。小船也许承载了过多的重量。但承载物的质量却没有被勘察。
在各方面看来，《佣兵队长》都像一团乱麻。几条叙述线互相穿插，打结，纠缠。这一袋子的结让第一批读者哑口无言。但这些到处跑出的线条，人们今天直接将它们抽出：它们将我们引导向作品的所有下文。
一切都是从这佣兵队长“令人不可相信的充满能量的”面孔开始，墨西拿的安托内罗在1475年前后画的这个雇佣兵队长。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他代表了一个“中心形象”，那么“对世界的掌握”在其中表现为对绘画的掌握。在《W或童年回忆》中整整一页纸提到了这一思想的结晶。在这一形象周围表面不同的幻想都能够凝结：一个艺术模范的化身（严峻的现实主义的完美化），有坚定意愿的模范的形象，将一个令人害怕的形象（残忍的军人：“我学会了战胜这名带着头盔的士兵的影子他在这两年里每天晚上都在我的床前监视而且只要我看到他就会让我尖叫”，他在1956年写道）转变为一个几乎如守护神的泰然的形象，一个个人象征，甚至双人（佣兵队长“上唇上方的微小的疤痕”，乔治•佩雷克将它看做与自己自孩提时在维拉尔德朗一次打架后所留下的疤痕一样，成为“区分的记号”所以很珍贵）。卢浮宫里的那幅油画对他来说有着那么强烈的召唤力因为它是强烈凝结的主体。正是在实现一个假的佣兵队长，假安托内罗的时候，加斯帕尔•温克莱尔在几个月以来都献身给了《佣兵队长》。加斯帕尔是一个造假画家他已经陷入这个身份很深了。他进行了必须的学习，掌握着自己的技术，成为了复制品的王子。但是他仅仅只是一个名为安纳托•马德拉的赞助者要求的简单实施者。在书的第一页，他就杀了他。而这本书，其主体，将会展开这一谋杀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温克莱尔在挑战安托内罗时失败了。
假画的问题和对画面的描绘在佩雷克的作品里无处不在。在《佣兵队长》中，他多次隐喻荷兰人凡•米格伦（1889-1947年），后者因为作十七世纪的荷兰假画（哈尔斯，德•霍赫以及特别是弗美尔）而出名，他制作这些假画并将它们卖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他的其中一幅画落到了戈林手中。凡•米格伦被指控将国家珍宝售卖给纳粹，他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透露了自己的欺骗行为，在警察的面前画了一幅弗美尔的画。1955年6月至7月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关于假艺术品的展览。佩雷克去看了吗？他的文章总是会列举一些有名的伪造者，如锡耶纳人伊斯里奥•费德里科•强尼或雕刻家阿尔塞奥•多塞纳。佩雷克了解了古老的制作方法（如“硬石膏”，一种以石膏为基础的涂层，以前使用的）。他了解了兹洛缇关于油画的创造的书。总之，他做了充足的准备来使自己关于伪造者的故事令人信服。这一类似于凡•米格伦的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关于一位真正的创造者的。他甚至曾大胆的构思了一整幅弗美尔的宗教画（《耶稣最后的晚餐》，等）。凡•米格伦，强尼或多塞纳，他们远不止是复制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曾是创造者。“根据三幅弗美尔的画作，凡•米格伦创造了第四幅”（《佣兵队长》）。这里我们与拼图的技巧相近，这在佩雷克的想象中是最基础的。“我任意选择一个人的三到四幅画，我在其中挑选一些组成部分，我重新打乱，然后组成一幅拼图。”1960年加斯帕尔•温克莱尔的悲剧正是因为他无法成功将这不协调统一：他知道他的“佣兵队长”失败了因为它是由这些补丁和碎块组成的。他对借用的使用在这里只导致了失败。但是看到佩雷克的多篇伟大文章都自然的使用了对文章或明或暗的偷窃这是令人着迷的。《沉睡的人》，文中那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就如经历过的处于抑郁中和没有生活欲望之间的关系，它充满了对各种作者隐蔽的借用。人们很少将有人称写作与无人称写作的悖论推到如此远。而《人生拼图版》是一个巨大的抄袭他人作品拼凑而成的东西……《佣兵队长》的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是作家佩雷克的先导者。这位1号加斯帕尔作为凡•米格伦的弟子被引向了绝境。因为需要杀死一个赞助人。但是一旦被从马德拉或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的手下解救以后，一旦做假不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佩雷克于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新的词汇”，如他在这里所说，得益于他狡猾的、坚持的、嘲笑的、模糊的、私下-窃取的使用。
“完成在他之前的伪造者们从未敢尝试的：真正的创造一幅过去的杰作。”在绘画一个与卢浮宫里的“佣兵队长”的面孔同样完美的面孔时，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想要实现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将他抬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同等的水平。而，为了让这一高端的事物完成，他必须重新创造这一单纯力量的形象，这一超越标准和法律的战士，如此将艺术完美形象和自信的力量的形象结合。他想确认自己艺术家的身份同时挑战艺术传统所留下的最完美的事物。但同时，他想要勾勒的是他自己面孔的轮廓（“他意识到了又一次他在追寻的是他自己的形象吗？”）。审美的问题和即时的存在性问题起了冲突。“尝试自我认识和找到自己。”在“玩诡计的地方”，根据他的精神分析经验写作的优美文章，佩雷克于是这么决定他的作品的目标：应该“能够告诉自己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自己、为自己的事情”。这一解放的路径，这一走出监狱围墙的出口被以与佩雷克在进行研究时形容通过“地下地点”穿越同样的词汇说出。 这里，希望重新创造“佣兵队长”的面孔并使之成为更美好的镜子，加斯帕尔最终却只找到了他焦虑的面孔（“平庸【……】且有着一双鼠眼”），新类型的道林•格雷。这一自我探索被限制在仅仅一幅图案的周围。图案里他能够认出自己的渴望——使力量和确信具体化，达到艺术抱负的完美实现。通过征服这“痞子”的面孔成为新的安托内罗而这位西西里画家曾给了他“清晰的面孔”。同时，这一面孔只是骗人的假象，也许就如《W或童年回忆》中小孩画的运动员的侧面像一样，那么集中的形象，但也是令人疯狂的。“我想要我的面孔而且我想要‘佣兵队长’。”无法解决的矛盾。而对于加斯帕尔来说这幅画的成功是发现了“自己的敏感性，自己的自知之明，自己的谜团和自己的答案”。一个完成的拼图是一个死亡的拼图。《佣兵队长》是一次解放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报复的故事，如同《人生拼图版》中一样。在1978年的小说中，加斯帕尔•温克莱尔，这位微不足道的手工业者这个拼图图片的剪接者，对他的资助者珀西瓦尔•巴特尔布思，进行了缓慢但肯定的报复：他强迫后者在只有足够的位置放置字母X的地方接受了字母W从而造成了他的死亡。被鄙视的侍者的报复，因为看到这工作的完善只能为死去人的作品服务而被侮辱的手工业者的报复（重新构造的图案的摧毁）。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佣兵队长》的加斯帕尔杀死了将他的一生献给画假画的人。解放自己，就是打开心灵，卸下面具——用剃刀划开，凿穿墙壁——，采取一个行动。与加缪《陌生人》里“荒诞”且偶然的谋杀相反：佩雷克强调由加斯帕尔所犯下的谋杀的必要性，成为“造物主的第一个动作”。哈姆雷特-加斯帕尔在这里因为直接解决问题而感到被解放与抑制和拖拉的丹麦王子正好相反。人们可以在很长时间里自问关于权威形象的问题它在马德拉这一人物的身上叠加（强加了安纳托•M/安东内罗•M之间的关联）。而人们同样将会发现冷漠和倨傲的巴特尔布思和对自己的权力及财富极有自信的马德拉之间的相似之处。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报复什么呢？报复被献给了假画和面具，总之是被献给了假的表现。伪造者的痛苦并不是作为说谎者或骗子，而是从生活中退隐，成为“行尸走肉”，“幽灵”：“当我们是伪造者时，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是与死人同活，它的意义是死亡。”这一关于解放的小说同时也以判刑的新小说为开端。这是《沉睡的人》的先驱。从一开始，佩雷克就被隔离的保护（“我活在多重保护的包围中。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征服而且孤独的主角难以生活下去于是寻求出路。从当皮耶尔的地下工作室（《佣兵队长》）到圣奥诺雷路的小房间（《沉睡的人》）再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的楼房（也许以及《玩诡计的地方》里分析师的诊所），叙述的辩论或战斗的地方就是在这四面墙的空间里。母亲死亡的地方，精神监狱的空间……平常和痛苦的地方作为即将发生的逃离的起点。“我”离开监狱部分得益于“你”（在《佣兵队长》中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强调）。“你”是我和其他人的接头，你询问，记忆同样也激励人行动，保持距离，创造距离。“只存在于无数的面具的覆盖之下，只活在亡者的尸体之下。”佩雷克将影响死亡和统治伪造品（“大写的伪造者。大写的伪造。就如死亡和时间”）结合的方法对于《W或童年回忆》的读者是有说服力的。加斯帕尔•温克莱尔会将话语权让给乔治•佩雷克吗，当他提到被判决的过往，他“没有根”“在谎言的内部还是假的”的生活，他说出了令人惊讶的话：“营房。集中营”？这个加斯帕尔的报复和解放的路线有多重根源并在其枝干中互相交错。
这个关于地下工作室的小说同样让我们进入了乔治•佩雷克的工作坊。在创作故事的方法方面。这第一篇文章构造在一个断裂口上。决裂、分裂的形象（抽象），对他来说是那么的简单以至于人们在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里都可以找到。空间（《空间种种》）只能在断裂的时候被感觉，被想到。巨幅“小说”《人生拼图版》是从一栋楼自上而下以“跳跃式”的方法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进行讲述而且从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W或童年回忆》则是围绕着决裂的系统建立完美的连接和不连接。《佣兵队长》同样也是围绕着两个不同部分的断层的原则而构建，第一个部分在故事性叙述，自我质询（“你”）和内心独白之间转变，第二部分以问答的形式构造而加斯帕尔•温克莱尔借此阐述了关于这一解放的罪行的一切。跟随着行动（犯罪）小说而来的是解释性小说？这也许是过于简单的对立。只剩下一种力量，它会是来自于一个被保留的秘密，求取语气、时间、形式中的断裂。“我不思考，但我在斟酌我的用词”，《思考/归类》中的佩雷克说。看到佩雷克自一开始，就如何能够找到他的用词，他自己的抑扬顿挫，他的语句的节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佣兵队长》于是被装饰满了人们几乎可以在《沉睡的人》或《人生拼图版》中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或画面。
《佣兵队长》是一个监禁和地下室的故事，在作为一个解放的故事之前，首先是对于失败的讲述。但是它却在一个承诺中结束——但是似乎在顶峰。乔治•佩雷克想要人们将之当做“唤醒意识”的故事来读。因为造假而产生的孤独神经症，神秘行为，短路的结束。对耐心，工作，寻找自己的真相，“永恒的重新征服”，勇气的秘密形态的歌颂：
对世界的掌握。吉尔兰达，梅姆林，克拉纳赫，夏尔丹，普桑。对世界的掌握。你只在令人疲倦的长征后才能触及到它，正如这一组登山队员，在1939年七月的清晨，到达了少女峰附近一片长时间被寻找的地带并突然间，在他们的疲惫之外，被日出的喜悦充斥，山峰另一面、分水岭的发现……
这一结局是想要与“史诗般”的理想作品相呼应，这是《提纲》杂志曾想作为叙述性高级文学的目标。《提纲》是一本杂志，预计由佩雷克领导，但却停留在了计划阶段，散落着关于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文章。其中的几篇文章在1960年至1963年间，在弗朗索瓦•马斯普罗的杂志《拥护者》上被发表。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影响，《提纲》杂志的要求围绕着一些《佣兵队长》中出现的词汇成形：“超越”，“清晰”，“征服”，“一致性”，“研究”，“掌握”，“统一”。“史诗般的”，像北极星一般的被确定，正是这种方式来战胜战斗的失败和矛盾，“意识的行动”，战斗的智慧。还有“现实主义”（分析，批评），这个词刚刚使理论家卢卡奇•捷尔吉重生。从这一观点看来，同时将加斯帕尔•温克莱尔的个人路线和智力发展赋予价值，佩雷克的小说便属于这一主题——或这一理想主义。因此，年轻的佩雷克的抱负是英雄的。他准备让自己的计划面对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艺术“完美的定义了一个时代，同时超越它也解释它，解释它因为超越了它，超越它因为解释了它”（《佣兵队长》）。在他们的创作中找到了这一超越，“重新找到了需要”，自我和世界的统一。当在开创一个似乎只能从他的怀疑和对不可能性的肯定或他的欺骗来丰满的写作时代时，乔治•佩雷克从更古老的文学抱负中吸取能量。
乔治•佩雷克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爱好者的收藏室》（1979年），它的副标题是《一幅画的故事》。这幅画，“爱好者的收藏室”，在这里是为了再一次的说出“全体”，这里是对所有复制的油画的积累。复制，油画的构造原理，在这里被悄悄的当作了假画的标签，因为画家，奥托•古尔兹，总是在其中加入微小的变化。而这表面的杰作将会被宣布是幅假作。于是同样的主题在佩雷克的创作中从一部到另一部的反复出现。佩雷克在该书中两次给了某个叫莱斯特•K•诺瓦克的人话语权，他是应该评论这幅画的批评家。“任何作品都是其它作品的镜子”，他提出：“即使不是全部，大量的画作也只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涵义，它们或全部或部分的，单纯被复制，或通过一种更隐晦的方式，符号密码。”他的结论是这爱好者的收藏室“是艺术死亡的影像，关于必须无限重复自己模版的这个世界的自映幻觉思考”，最后一个词于是这样回到了伤感，讽刺，嘲弄。诺瓦克随后反驳了自己的第一种研究角度。在古尔兹的方法里对绘画的黄金年代既没有讥讽又没有怀旧，却是“一种混合程序，一种独占：在投映向其他人的同时，窃取——请按普罗米修斯的意思理解这个词。”“特别要承认的是”，他总结道，“从那里我们看到了纯粹脑力系统的逻辑结局它详细的定义了画家的工作：在柯列乔的‘我也是画家’和普桑的‘我学习观察’之间，有一条脆弱的分界线形成了所有创造的狭窄地带。”在冲动和讽刺之间，在傲慢和谦逊之间，寻找不可能的真实和小说家-画家创造性的令人愉悦的肯定，这些相同的思考在佩雷克的整个生命中搅动着他的精神系统。《佣兵队长》，寻求说出事实的真相的关于假画的小说，曾是一部失败的小说——也许是叙述机制的失败。《爱好者的收藏室》，如用扑克牌来堆砌城堡一般所创，目的是在最后一页让一切坍塌，在真真假假中来回穿梭，被自认为是“因为唯一的快乐而设计，以及来自假装的，唯一的战栗”。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小说，人们从悲剧性走到趣味性。或者说是佩雷克给这两个类别以游戏性和运动性，在它们最初连在音乐会上行动都不会的时候他却能让它们跳舞。
作为前言的结束，两个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奥提耶尔和佩雷克两位先生共同于1959年10月17日向我们提出的。他们那时刚刚再一次重新投入对这本小说的重组：“不再有地下室了。加斯帕尔将会在牢房里并尝试通过证明自己的无辜来解救自己。他将会成功。怎么成功？这是你们明年读《佣兵队长》时会知道的，那是奥提耶尔先生的小说，在巴黎加尼马出版社出版，在那里作者会以光彩夺目的方式进入文学界，讲述一个美妙的故事和许多用不会出错的铅笔画出的人物（真的，用少有的幸福雕琢的）。”奥提耶尔只弄错了半个世纪并离开“加尼马”去了瑟伊出版社和它的“二十一世纪书斋”。“美妙的”不是脑海里第一个会用来形容这个哈姆雷特似的故事的形容词。但却是不会出错的，是的，那铅笔是这样的……作家就在那里，即便是曾经被认为“不周到”（他重复和强调的方法？）或“冗长描述”（过量的影响？）。第二个意见可以追溯到1961年春天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佣兵队长》不会被出版或会在我死后出版且由马蒂诺作序。我这么说了。啊。首先是因为它不好。然后因为我现在在重新修改，以我认为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更全面，更严密，更严肃，更集中，能走得更远，不那么牵强。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乔治•佩雷克有希望是对的。“重新修改”的版本在再次被伽里马出版社退稿以后（《我戴着面具前进》，1961年；手稿遗失），仍旧等待了好几年。但接下来的作品实现了被列出的计划。甚至身后出版的《佣兵队长》都找到了它的作序人马蒂诺。亨利•马蒂诺（1882-1958年），大家知道，他是司汤达虔诚且认真的出版者——而且是欧蒂兹河畔库隆日（德塞夫勒省）的赞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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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兵队长》的加斯帕尔杀死了将他的一生献给画假画的人。解放自己，就是打开心灵，卸下面具——用剃刀划开，凿穿墙壁——，采取一个行动。与加缪《陌生人》里“荒诞”且偶然的谋杀相反：佩雷克强调由加斯帕尔所犯下的谋杀的必要性，成为“造物主的第一个动作”。——克洛德•布热朗（文学评论家）
马德拉很沉。我把他夹在腋下，倒退着下了通向绘画室的楼梯。他的脚随着我下楼时不均匀的节奏，敲打着一级级台阶，发出断断续续的声响，回荡在狭窄的穹顶下，突兀而干涩。我们的影子在墙壁上舞动。血仍在流，粘的，从已经涨满的海绵擦中渗出，在丝质翻领上快速的流淌，直到消失在外套的褶皱中。这粘稠的血液织成了一张泛着微光的网，衣服稍有不平便停住，有时也会滴落到地面，溅洒开，留下星星点点的痕迹。我将他搁在楼梯尽头，紧挨绘画室的门，然后重新上楼拿剃须刀并想要在奥托回来之前用海绵擦去血迹。但奥托几乎和我同时回来，从另一扇门。他看着我，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退却了，跑下了楼梯，把自己关到绘画室里。我把门锁上，并用大柜子抵住了门。几分钟后他下来了，试着撞开门，可是没成功，他便将马德拉拖上了楼梯。我又拖过工作台将门加固。他过了一会儿又下来了。他叫我。他朝门开了两枪。瞧，你大概以为很容易。屋里没人，周围也没人。如果奥托没这么快回来，你会在哪儿呢？你不知道，你在这里。在这间绘画室里，和平常一样，什么也没变，或者说改变很少。马德拉死了。即便这样，又如何呢？你仍旧在这间地下工作室，只是更乱更脏。这正是通风口换气的一天。《佣兵队长》，在画架上备受折磨……他看看周围。同一间办公室——同样的玻璃板，同样的电话，同样的放在镀铬钢底座上的日历。始终是严酷的寒冷，毫不掩饰的严苛秩序，颜色间冰冷的和谐——地毯的深绿色，沙发皮套的浅黄褐色，墙壁的赭石色——，这种无个性的内敛，巨大的金属文件柜……但突然马德拉松软的身体形成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错误的音符，某种不和谐、不合时宜的因素……他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并倒在地上，两眼半闭，嘴巴微张，一颗黯淡的金牙使凝固在脸上的愚蠢的惊奇的表情越发突兀。浓稠的血液从被割开的喉咙处汩汩涌出，在地上流淌，一点点侵染着地毯，发黑的血迹扩张着，在马德拉的面庞周围越来越大，这张脸已经白得可疑，这块温热、鲜活的血迹，如野兽般慢慢占领房间，仿佛墙壁都已经被浸透，仿佛这种秩序，这种严酷突然都被打乱，被摧毁，被洗劫一空，仿佛除了这块扩散的血迹，除了这肮脏和可笑的尸体，这绽放、扩大数倍的、无限的尸身，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了这句话？“我认为这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他尝试着重新找到马德拉声音准确的变化，这第一次听到就让他惊讶的音色，这非常轻微的发音错误，稍带犹豫的低吟，词语之间几乎微不可闻的停顿，就像他绊了一下脚——或者差点儿绊了一下——，就像是他每时每刻都害怕自己犯错。我认为。哪个国籍？西班牙？南美？带着口音？带着喜爱的口音？困难。不。简单得多：一个带着小舌音的声音。或者带点嘶哑？他重新看着他，向他靠近，伸出手：“加斯帕尔——应该这样称呼您吧，不是吗？——很高兴认识您。”然后呢？这些没告诉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在这里干什么？他想从自己这里要什么？鲁弗斯没有通知他……人们总会弄错。人们相信事情会解决，会沿着正常的轨迹发展。但人们无法预料。产生错觉是那么容易的事。您想要什么呢，您？您想要一幅画？您想要一副漂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这可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要一幅《佣兵队长》呢……他脸孔松软，有些像小白脸。他的领带。“鲁弗斯常常和我说起您。”那又怎么样呢？好事情！你应该小心，你应该怀疑……这位素昧平生的先生……但你匆忙接受了机会。太轻而易举了。而现在。现在可好……到了这一步。他很快的计算着：所有的花费用来布置绘画室，设备，复制——照相，放大摄影，X射线，伍德光，贴地光线——，投影仪，欧洲博物馆巡游，他的面试……这笔巨额开销换来这么个滑稽的结局……这有什么可笑的吗，这愚蠢的监禁？他在自己的桌前，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这是前一晚……但是马德拉的尸体在楼上，倒在血泊中……奥托沉重的脚步绕着圈走来走去。所有一切只为走到现在这一步！否则他会在哪里，如果……？他想到了巴利阿里群岛的阳光——一年半以前，那时也许他只需要有所表示——，热纳维耶芙就会在他身边……海滩，落日……一张美丽的明信片……一切都会在这里结束吗？现在他记起了自己哪怕最微小的动作：他刚刚点燃一支香烟，站着，一只手撑在桌上，微微扭腰站着。他在看《佣兵队长》。然后，很快的，他摁灭了香烟。他的左手拂过桌子，放在上面，紧紧抓住一块破碎的布料，一块旧手帕，一块擦笔的抹布。一切都结束了。他撑在桌上的手越来越重，目不转睛的看着《佣兵队长》。一日复一日，这无用的努力？就像，在他的疲惫后面，愤怒在心中升起，坚定的，一点一点的。他的手揉皱了布料，指甲在木料上划出声响。他重新站直，走近工作台，在散乱的工具中寻找……一个变硬的黑色皮套。乌木柄。发亮的刀身。他就着光把刀举起来并提防着刃口的毛刺。他想到了什么？他觉得除了这愤怒和疲惫，什么都不存在了……他任凭自己坐到沙发中，头埋到手中，剃须刀离他的眼睛只有几厘米还不到，十分醒目，在《佣兵队长》的紧身短上衣那光滑得危险的表面上清晰而刺目。一下，然后哎呦……一下足矣……一刻钟过去了，也许。这动作遥远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几乎忘却了？他在哪？他上了楼。他重新下了楼。马德拉死了。奥托监视着。那么现在呢？奥托会打电话给鲁弗斯，鲁弗斯会来。然后呢？如果奥托找不到鲁弗斯呢？鲁弗斯在哪儿？一切都在于此。在这愚蠢的赌局中。如果鲁弗斯到来，他会死，如果奥托找不到鲁弗斯，他会生。还能活多长时间呢？奥托是有武器的。通风口太高也太小。奥托睡着了吗？一个负责监视的人需要睡觉……他会死。这个想法就像一个诺言一样使他安心。他还活着，他将会死去。然后呢？列奥纳多死了，安托内罗死了而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对劲儿。愚蠢的死亡。事件的牺牲品。是不幸、笨拙、错误的牺牲品。被缺席判决了。以差一票达成一致——哪一票？——被判死刑，就像地窖里的老鼠，被超过一打的不可跨越的目光凝视着——从卢浮宫实验室以高价买回的贴地光线和X射线——，因为杀人而被判死刑，这种以牙还牙的古老刑罚，这种传说中的老旧思想——阿喀琉斯的弱点——，死亡是精神生活的开始——因为各种情况巧合，几件小事的不和谐的连接而被判死刑……围绕着地球，海下有电线和电缆……喂，巴黎，这里是德勒，别走开，当皮耶尔要与您通话。喂，当皮耶尔。巴黎在线那边了。说话！谁能够想到这些带着耳机的温和的接线员就如不会犯错的刽子手一般……喂，柯尼格先生，我是奥托，马德拉刚刚去世了……在黑暗的夜里，保时捷会冲出去，车灯将像喷火的龙一般。不会发生任何事故。在深夜，奥托会来开门。在深夜，他们会来找他……
怎么了？这关你什么事？他们会来找你。然后呢？你倒在沙发上吧，直直的盯着他们的眼睛，直到死亡随之发生，有趣的大匕首，难以形容的《佣兵队长》。有责任还是没责任？有罪还是无罪？我无罪，当人们将你拖到断头台下时，你会喊。人们会去确认的，刽子手会如此回答。断头铡刀会落下。咔嚓。正义得到了彰显。难道不明显？难道不合法？为什么会有另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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