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伊朗的成长小说，这一刻传来赛鸽的振翅声，下一页弥散硝烟的味道《差不多两人的战争》是意大利作家哈米德·齐亚拉提对伊朗少年岁月的回望之书。
对伊朗少年达里奥斯来说，生活中充斥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制作土制燃烧弹“莫洛托夫鸡尾酒”、赢得对手的赛鸽、观看电影银幕上的英雄；同时也有许多失败的冒险、愚蠢的出丑，以及成绩单的绝境。这个在别人眼里异想天开得近乎顽劣的男孩，在两伊战争拉开帷幕后，被成为英雄的狂热冲昏了头脑，带着好友扎尔偷偷报名参军，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迥异于电影镜头的残酷战场……
作者简介：
哈米德·齐亚拉提1966年生于德黑兰，目前定居意大利都灵。他是一名工程师，用意大利语写作，目前已由意大利埃伊瑙迪出版社（Einaudi）出版了他的三本书。2006年，《平安，妈妈》（Salam,Maman）
2006年和2010年，获朱塞佩·贝尔托奖、玛丽萨·卢斯科尼奖、福图纳托·塞米那拉奖以及吉耶姆·朱里奖。
2009年，《玫瑰技工》（Ilmeccanicodellerose）
2009年获阿奇亚托奖和努托·莱维利基金会帕拉鲁普奖。
2012年，《差不多两个》（Quasidue） （译者）张亦非，意大利语译者，现任出版社编辑。
目录：
一差不多到二二不能将哈米德·齐亚拉定义为伊朗作家或者意大利作家，因为他是人类的作家。——意大利媒体在SottodiciottoFilmFestival的专访一想办法弄到一个玻璃瓶，哪怕是那种装牛奶的瓶子，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然而，考虑到这个瓶子原来有多脏，决定什么时候不再去洗它，则是在逆光下细看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不过一旦我把一块拧起来的抹布塞进去，瓶子上很快就只剩下我的指印，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干净得能放进冰箱装冰水。当然，前提是能找到这么大的瓶塞，而且我也没打算用这个瓶子来干别的。
我对自己的成果相当满意，于是模仿了扎尔歪着嘴的笑容，当他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得到夸奖时，总会扬起一侧嘴角笑起来。
我只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就能完成自己的计划。家里刚没了爸爸和妈妈窥探的耳目，我就急急忙忙从隐蔽的角落拿出一把钥匙，这个角落我本来不该知道的，因为钥匙能打开院子深处的小棚屋，那地方是爸爸一个人用的。
我仔细地观察了挂锁，以便分毫不差地记住它的位置，然后用手捏住锁来减弱响声。我缓缓推开门，同时尽力撑起门的重量，这样就能减轻生锈的合页发出的嘎吱声，而这响动正是我父母最有利的防盗工具。我走进屋里，踮起脚尖够到墙上最小的漏斗，把它塞进那个纤尘不染的瓶口。
我拧下0升装汽油桶的盖子，这桶油是我爸爸小心保存下来的，在革命前后那段日子，油泵供油的时间飘忽不定，最后完全变成了凭票配给。我抓住铁丝绕成的锋利手柄，轻轻地让油桶向前倾，另一只手伸到底部支撑。沉重的油桶勒着我的手指。我只把它抬起一点点，让汽油能灌进瓶子而不会溅到地面上。我做得干净且不露痕迹。
但我一脚踢到油桶的正中央，咕噜一声迸出了一股油。这股喷流仿佛心怀某种怨恨。油桶好像也被那不该喷出的油所触怒，在为重振士气而战略性地退避之后，又重拾毁灭性的力量，第二次喷出的油把漏斗和瓶子都打翻在地（瓶子从此告别了它的澄澈）。
漏斗还插在瓶子里。它们就这样倒在地上，仿佛两个共患难的英雄伙伴。它们已经是两具无用的空壳，汽油在它们周边流散开来，散发着一股化学品的味道，这股恶臭能够疏通因感冒而严重堵塞的鼻子，也能疏通像路上的食品杂货商那样鼻毛旺盛的鼻子。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场灾难，喉咙因恶臭而发热，眼睛因灼痛而充满泪水。我开始感到头晕。我马上盖好油桶的盖子，走出棚屋，呼吸新鲜空气，思考着被爸爸发现后如何避免等待我的末日审判。
我一路跑回家里，拿起一块妈妈平时用来打扫屋子的抹布。我把头低到胸前，仿佛一只受冻的小鸟。我试着吸掉地上的油渍，并把它拧进漏斗中，但油滴只是在我手上散开来，让我有种冷热交织的感觉。我决定放弃，再一次走到屋外，以厘清思路，再呼吸点清新的空气，我迫切地想念空气的味道，仿佛只有她值得想念。
而接下来我感觉夏末的烈日仿佛偏离了它在天空的中心位置，把所有热量倾泻在我身上。突如其来的莫大恐惧使我不由自主地全身抽搐。我跳起来，双臂向前伸，似乎连一个瘟疫病人的拥抱也不会拒绝。我双手张开呈扇形，仿佛孤身度过求爱期的开屏孔雀，我不断颤抖的脸部肌肉仿佛在突破它灵活度的极限。总之，我仿佛一根在狂风暴雨中瑟瑟发抖的小草。
我重新控制住身体、掌握住局势后，听到一个声音，有人突然发问，让我不知所措：“你在干什么？”是扎尔，他坐在我们两家院子之间的围墙上。
“你疯了吗？”我向他喊道。
“我吓到你了？”
“没有。你把我剩下的胆子都给吓没了。你下来，我们好好算账。”
“你把梯子拿来！”
“你真是疯了……我爸妈告诉过你多少次，在爬围墙之前要先告诉我，要先问过我你能不能到这边来！”“多少次？”
“多少次？”
“一次？”
“只有一次？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那就是三次？”
“你快走吧，要不然……”我环顾四周，搜寻着打在额头上会很疼的东西。
“得了吧，我知道你家里没有别人！”他回答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怒气冲冲地等着他，眼睛里简直要冒火，但根本没法和他讲理，也没法让他明白我受了多大惊吓。我抬起胳膊又迅速放下，仿佛在驱赶一只苍蝇，并摇了摇头。我偷偷朝小棚屋的方向瞄了一眼，一个冷战掠过全身，凝结在下腹的位置：门还开着。
“你能不能别捣乱了？”我声音冷静语速极慢地说道。
“有什么秘密啊？快说，你在干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一个字一个字尽可能清楚地说。
“快告诉我吧！”
“我用回声告诉你，也许你就能听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关——系？系？系？系？快走开！”
我刻意不去看棚屋的门，心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你确定？你真的希望我走？”
“你想让我写个书面声明吗？快走！”
“谁知道明天这个时候，你爸妈会不会想知道你今天这时候在干什么！”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我朝围墙走过去，站在他的正下方，以便看清他的脸，弄明白他是不是真的什么都知道了。
“你干什么？敲诈？我什么都没干，就算干了又怎么样？你什么都没看见。懂吗？明天这个时候，或者早一点、晚一点，不管你在我爸妈那儿透露什么风声，全都是假话。我和你对证。现在快走开，你在院子里留下影子了。”
“不，不。我不会跟他们说。他们不会从我这儿听到一句话。”
“那是什么？为什么明天我爸妈就会问我今天这时候在干什么？”
“因为明天这时候，艾哈迈德老爷会告诉他们，他今天来送信的时候你不在家。”
“艾哈迈德老爷？邮递员？”
“他连踢带打敲了半小时门，快把门卸下来了。”“他为什么不按门铃？”
“这一带已经停电两个多小时了。”
我没管还趴在墙头的扎尔，三大步跑回家，猛冲进大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门，跟艾哈迈德老爷打招呼，他已经在另一个邻居雅斯敏家门口了。
“慢点！我只希望没打扰你。”
“别担心……一点都不打扰……给我吧……我在阳台上……清理鸽子笼……没听见……三层楼梯……跑过来……喘不过气……”
“家里没大人吗？”
乍一听，他问有没有大人是想要惯常的小费，但实际上他是想尽一切可能羞辱我：他还在为几个月前的那件事生我的气，就是刚入夏那会儿，在初中毕业考试过后十来天的时候。那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学校放假了，我们身边没有了严格的规矩，也没有了暴虐的副校长——他从来不放过用尺子抽我们手掌或者屁股的机会，我们这群街上的孩子突然发现整个上午都空闲下来。我们寻找各种刺激，还肆无忌惮地乱喊乱叫，一直折腾到午饭时间，但是在下午最热的那段时间里，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妈妈以及一些人的爸爸习惯在烈日高照的时候开着窗户午睡。
不过，如果我们非得为那件事找出元凶，那就是加赛米夫人了。
一吃完午饭，我们这群孩子就相约去检验花费大量时间共同设计出的结果，这项计划是在无休止的高中入学考试期间完成的。最终的成果并没有新奇到能获得年度发明奖，但准备工作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创办了第一届街道足球赛。
我们把沿河捡拾的碎木钉在一起，组装起来，做成了两个小球门，而那条河在我们这条路的尽头形成了一道分界线，隔开了我们和其他一切。接下来，我们进行内部集资，一米一米地买回绳子，编织起来制成球网。然后用剩下的钱买了一个塑料球，虽然不太圆，但我们把烧热的针插进球的结点，也就是模具接合处给它放气，最后它也变圆了。
为了在禁止吵闹的时段检验成果，我们一致同意把短袖衫的领子咬在嘴里踢球，免得忍不住喊起来。对违反约定者的惩罚获得一致通过：罚出场五分钟。我们还自己规定，反弹传球是更严重的犯规，因为在安静的环境里，这么做噪音太大了。
我们都竭力想让在沥青地面滚动的足球不出声，就好像是在绿色的台球桌布上那样，结果没人注意到潜伏着的危险，否则早就夹着球门和球逃之夭夭了。加赛米夫人那个母夜叉从她家大门里跳出来，裹着一件祷告时穿的印着小花的白披风，在空中截获了我们的球，还拿走了球门。我们一看见她的身影，就像球王贝利在电影《胜利大逃亡》里那样带着球迅速避开，一直到她从视线中消失，我们才听到她的喊声，这声势就好像七武士同时现身。如同春日里的倾盆大雨，雷声紧跟着闪电，只隔几秒钟就到。我们既失望又生气，悄悄向麦赫兰抱怨。他是加赛米夫人的儿子，和我们一起踢球，他跟在妈妈身后跑，以便尽可能挽回局势，像是起飞的飞机留在地面上的影子。
加赛米夫人和麦赫兰都进门之后，我们听到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就看到门缓缓地开了一条缝。我们悄然无声地定在原地。门开了一指宽，仿佛在问：谁在敲门？
毕扬和小个子侯赛因向加赛米夫人家跑去，打算代表我们全体向她道歉，并且央求她把球和球门还给我们，同时许诺我们的比赛只会在下午晚些时候进行，而我们其他人也准备好了为加赛米夫人仁慈的行为鼓掌。
我们用动作鼓动和激励他们前行，他们两人离半开的门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从那条缝里伸出了一条女人的胳膊，戴着精巧的、叮当作响的金手镯。但它消失得比出现的速度还快，同时用力地关上了门。
接着我们的目光很快被落在沥青地面上的球所吸引。在用眼睛看到之前，我们从撞击的声音中就明白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弥补的办法了：那个母夜叉用一把刀戳破了我们的球，就好像切开一个西瓜一样。我们立即屈服了，因为当我们在下午踢球、挑战命运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类事情。给我们教训的不只是加赛米夫人，我们的妈妈们轮流出手，为了这条街的安宁，她们甚至在参与行动之前互相通气，来发动最迅速的袭击。
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能希望她做出特别宽宏大量的举动，起码在几个星期后归还我们的球门。
没收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因为不知道能做什么，毕扬提出了挑战赛的主意，这真是能想出来的最蠢的事情。大伙轮流参赛，要么接受挑战，要么轮到的人永远被贴上胆小鬼的标签。
扎尔的挑战是骑着艾哈迈德老爷的摩托车在街上兜一圈，这台摩托就像载重的战马，背负着装满待送信件和账单的挂包。所有人都等着看扎尔干这件再愚蠢不过的事，他显然被大伙的热情鼓舞了，于是接受了这项自杀式的挑战，我无论如何没法劝说他放弃证明自己不是懦夫的念头。我也没能说服毕扬和其他人让扎尔换一项不那么冒险的挑战。他们想象着扎尔被艾哈迈德老爷追赶的情景，觉得十分刺激，等不及要笑到下巴脱臼。于是我提议找人协助扎尔，因为这项壮举绝对需要一个同谋，一个至少能在他蹬了支架却没能发动摩托的情况下推一把，让摩托开动起来的人，我怂恿毕扬去陪扎尔，因为这是他的主意。毕扬无条件地拒绝了，说假如轮到他，他不会退缩。他还说，如果我真想这么做，可以自己去帮扎尔，因为我也还没有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
我用大概够咽下口水的时间想了一下，就直视着他答道我接受，这将是我和扎尔的考验。
我的皮肉已经在为这件事的后果隐隐作痛。我踮起脚，把嘴凑在毕扬的耳边，右手食指戳在他胸前。
“你知道这是件蠢透了的事，对不对？最后真的会有人倒大霉。”
他笑得很开心，连连点头表示心知肚明。
我和扎尔朝我们的目标靠近。他走在我的前面，自从我告诉他要表现得从容，他就变成了某部无声电影里的演员，用手势代替了话语，哪怕我们没有钢琴来当背景音乐。
扎尔在人行道上一路小跑，曲折前行，在每一棵树、每一个花坛后面躲藏。他在停泊的汽车底下打滚，就像内战时期的士兵一样。为了不让艾哈迈德老爷看见，他还像个悠悠球一样上蹿下跳，结果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对他来说，那项挑战立即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夺取德军堡垒的进攻，就像格利高里·派克和安东尼·奎恩在电影《纳瓦隆大炮》里一样。
我感觉到最好顺从他。于是我在一辆汽车后面追上他，向他比画在战争片里看了无数遍的动作：食指和中指放在眼睛前面，然后指向敌人的方向，等等等等。
我等着艾哈迈德老爷离他的摩托车足够远，他每天都把车停在半路上，以便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分发邮件。接着，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像风一样跑过去，纵身一跃，坐到了摩托车的座位上。我开始用尽全力去蹬踏板，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一只脚上，接着又压到另一只脚上，心里祈祷它能发动。摩托车震动起来，接着又发出隆隆的轰鸣，艾哈迈德老爷的喊声让我感到后背遭到重击，仿佛雪崩来临。其实是扎尔，他本该来推我增加速度，却在激动之下骑上了摩托车的后座，坐在我身后，让支架弹了起来。
摩托车突然加速向前冲去，发出抓挠木头的尖利声音，但我的身体像是被身后的世界拉住了。这不是发动时的反冲力，而是艾哈迈德老爷本人，他跑着追上了我们，抓住扎尔的衣领，而扎尔又用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腰，免得被拽下来。
接着摩托车一会儿朝左边倾斜一会儿又朝右边倾斜，拖着我往前，就像灌满了风的塑料袋突然从篱笆枝上脱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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