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先生全新作品！散文随笔、谈话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任《华夏人文地理》主编期间为其所写文字的集结；第二部分主题为阅读，内容为阿城先生读书所得所感；第三部分主题为谈话，集结了诸多与名家对谈的文章及记者访谈文章。
作者简介：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目录：
《华夏人文地理》卷首语系列
普及是有力量的………………002
文化的共生………………004
独立的眼光………………007
路的魅力………………009
自发的人文源泉………………011
因为与人有关………………013
感同身受………………015
帝王的观照………………017
活的楚文化………………020
关于汉字的思考………………022
京剧与生活方式………………025
盐的启示………………027
阿城不仅仅揭不了这个真实世界，还鉴赏了这个世界，这是阿城美好的价值所在，是阿城在我们这个世代之所以成为“稀有财”的所在……清醒，但是美好富想象力，而且含幽默，我们所欠缺的，正正好就是阿城。一九九四年初，我在巴黎。去过意大利之后，对巴黎的印象不如期望的好。在意大利，有个法国人对我说，来欧洲不要先到意大利，因为去过意大利之后，欧洲的其他地方就没法儿看了。此话类似中国人说的吃甘蔗要从梢吃起的意思。从根儿吃起，越吃越无味。
有个意大利人问我：“你对美国什么观念？”当时我虽然在美国住了几年，八八年还开车在美国转了一大圈儿，可是寻思来寻思去，不得要领。我的本事是对细节敏感，抽象的能力却很糟糕，于是闷闷地回美国了。
不料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要降落的时候，一排排的房屋掠过去，忽然这几年在美国的触目所及，点滴抽象上心头：“美国是欧洲镇”（EuropeanTown）。这就好像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里的“中国城”（ChinaTown），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有点儿中国味儿的，可是你能说它们是中国吗？
我再去意大利的时候，把这个关于美国的概念告诉那个意大利人，他微笑了，说：“我们有一个说法，欧洲是ItalyTown。”
所以我想到欧洲还是要先到意大利，这样，观察欧洲，就有一份冷静，一份悠闲，起码在造型上是这样。
比如我认为水泥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建造公寓的，巴黎到处是乏味的水泥公寓，洛杉矶更惨，到处是石膏板公寓。我以前读巴尔扎克，觉得他老人家对资产阶级的审美能力过于刻薄了，时不时就来一句“暴发户”，到过巴黎，才同情起老人家来。
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影响世界甚巨。它之后的各国的大革命，都有它的影子，这个影子，就是彻底砸烂旧世界，包括造型。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一九一一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六六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我在云南，离得不是太远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搞得最为离奇。
当资产阶级的工业造型取代了上万年的农业文明的手工艺造型之后，长久不能在美学上理直气壮，我们看最初的汽车造型，还是羞羞答答地模仿马车。把理弄直了的我认为是德国的“包豪斯”，包豪斯确立了工业造型的美学意义，由此，生产线上连续掉出来的数以兆计的塑料杯才气壮起来。
所以巴黎迷人之处不在造型，而在头脑和由头脑而来的骄傲，骄傲是法兰西的意识形态。我在巴黎的聚会中几乎不能喝可口可乐，喝了就没人理了，不过法国却不失风度地总是备有可口可乐，其实细想想，可口可乐是法国大革命的必然结果之一。
我迷恋特吕弗胶片上的巴黎与法国，看了不下四十遍（是不是有点儿心理变态？）。他的电影不在人以外的造型上停留，他的眼睛永远在人的身上。《四百击》开始的时候，透过公寓的屋顶，巴黎铁塔长久出现，一种工业文明的市民乡愁、童年记忆，只有他捕捉到了，让我们一时忘掉了铁塔是个怪物。
突然有一件与巴黎毫无关系的事走进我耳朵，起码我拿起电话与对方谈了几句之后，我感觉不到巴黎的存在：李爽约我出去，谈件事儿。
起码有十年没见过李爽了。我与李爽并不算熟，一九七九年“星星画展”的时候，李爽是上百个参加展览者里面少数的女性之一，我当时也有几张东西参加展览，自然就认识了。李爽当时是严力的女朋友，我与严力的关系密切。我认为严力是中国大陆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好在于他很容易就牵动不同的语言媒介来展显他的奇特的想象力，诗，油彩画，散文，装置组合，小说。严力大概是那种天下太平，才华横溢，天下大乱，还是才华横溢的人，拿他没办法，太聪明了。严力喝酒，我当时还没有戒酒，喝白的，不免酒话多一些。严力喝了酒，脸上飞霞，李白也是这样，不过唐朝是喝果子酒，烈酒是旧时苦力、河工和土匪用来解乏活血壮胆的，清代中叶才漫延到各阶层，如今是有钱没钱都喝烈酒，国宴上更是一股子匪气，据说周恩来生前常领着喝烈酒。
扯远了，回来说李爽。总之，我与李爽不熟。我甚至不知道李爽与严力吹了，不知道李爽进了劳动教养所，不知道她放出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去法国了，后来知道她去法国了，都是听说的。天下之大，事物之多之杂，难免不仁，麻木不仁。
从地铁站再次踏上巴黎的街面的时候，我甚至想不清楚李爽当年的样子，但是见到她在街对面招手，又好像没有忘记过，当然，有一个印象女人不爱听，我也只是掠了一下。
杂七杂八，十年新旧账目，吧外面走来走去的人，对着窗玻璃拢一下头发的女郎，穿绿制服的巴黎清洁工。我等着是什么事儿。
事儿是李爽要写她的经历。
我是不太读小说而遇回忆录必读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不过近年的一些回忆录有点儿倒胃口，常常自称天仙，而且天仙必被摧残过，虽然被摧残过，还是天仙，不是天仙就没人看了。作者，出版社，读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我想我又遇到一个天仙了，先试试看吧。
我常常不认为我是一个好的叙述者，但我自认是一个难得的听者。一个好的听者，才会常常怀疑自己的叙述能力。我常痛感长久以来中国人已经失去听的能力和艺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自己自有一套东西，笼罩在别人的意思上面，而且没有人愿意听，都愿意说，一个聋而不哑的奇怪的民族。
二月二十三日，李爽开始说，我开始听，担任记录的既不是我也不是她，是我随身带的摄像机。近年我常常用摄像机记录人的叙述。人的叙述是有表情的，光看文字，甚至光听声音，有时候不能懂对方的意思是什么，要读表情。近百年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活动影像的记录。活动影像对我来说，永远有节庆的感觉。将影像纪录在磁带上，造成记录成本大幅度降低。随着数码纪录技术的逐步解决，一个真正的“作家电影”的时期将要开始了，小众影像文化再也不会受工业成本的限制。
我用摄像机只记录对方，不记录自己。我只是听，不插嘴，不提所谓的聪明的问题和所谓深刻的问题，只是当对方的叙述明显有逻辑上的疑问时，才疑问一下，比如：“你刚才说的爷爷，是你前面提到的姥爷吧？”尤其是对方的叙述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不要插话，打断了，最宝贵的东西会消失。
我想我是一个好的听者，因为我记录了许多人，他们都越说越进入状态。如果你发现对方注意听你讲，对你讲的有兴趣，你就会不停地说下去，越说越来劲儿，这是人的一个弱点？
二十四日接着讲，李爽说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流鼻血了。我在这方面心肠很硬，打开机器，说：“开始吧。”
二十四日傍晚结束。两天下来，一个中国大陆出生成长的女孩子的青春长卷打开了，又合上了。
我二十三日晚上睡在李爽和老白家一间小屋里的地铺上，睡前看到旁边有一本沈从文写的《忆丁玲》，大概是老白以前做中国妇女问题研究时的参考书。这本书在大陆很难找到，我是在美国的图书馆看到的。虽然看过了，还是翻开再看了一遍，写得真好。
青春现象
我住的美国洛杉矶，常有年轻轻的富家子弟自杀。富裕，钱多到能将一切欲望障碍扫清，青春于是没有对抗物，充满润滑，像梦境里的坠落与漂浮且无物可执，惊醒后大汗淋漓，于是青春滑向灭亡，不像我们的祖先，虎豹豺狼环伺，亦不像李爽，从情感到肉体到社会，到处都是难于克服的障碍，于是青春虽然“惨烈”，骚动起来事件连连，有时不免想到，只要不灭亡，这样的青春是有福的。
我观察到李爽在叙述时，确有幸福的神彩，也许是我的主观，也许她没有意识到。
青春不是由道德准则限定的，它的价值也不是道德价值，它是刚出窑的新鲜瓷器，再丑再不成型也有刚出窑的新鲜。我有时独自开车在美国西部游逛，常见到没有经验的幼兽横越公路而被驰如闪电的车辆碾死，绕过的时候，会瞥见还没有跑出硬茧的小爪，血污中皮毛幼细，鲜嫩的嘴张着，尾巴若有所思。骤死的青春。价值，谁知道呢？
青春是盲动，由生理趋动。艺术在这段时期，常常是借口。成人后用艺术叙述青春，常常老气横秋，因为我们已经长茧，就好像青春时的叙述，常常要模仿老气横秋，挂点成人的艺术腔，不知所云地要摆脱青春，摆脱所谓“不成熟”，所谓“幼稚”。
因为青春是盲动，所以残酷。日本导演大岛渚拍过一部片子叫《青春残酷物语》，“残酷”最得青春的精神，什么“如花”、“美丽”等等，也形容得不差，但只得其貌，不得精神。
大致说来，“星星画展”是一个社会活动而非艺术活动。若从效果上来说，“星星”使三个人展现了才能，王克平、严力、张准立。其他的人，不必“星星”，还是可以展现才能的，例如马德升、黄锐、朱金石。除此之外的一百多个参加者，以我为例，在资质上是中下等，无可无不可，所谓“土壤”。
如果要我给“星星”个说法，那就是“以艺术的名义”。
我当时注意的还是中国古典的东西，尤其是明清一些无名画匠们的东西。中国的古典绘画传统到了明清，笔墨真的是语言完整，质感入微，找到可以所谓“创新”的缝隙几乎不可能了，就好像古典诗词到了明清一样。明清的诗词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不看的，直接跳到中国的现代诗接着读。
明清的无名画匠们，笔下常有一些叫人心头一惊的东西，但这些绝不是曙光，而是山中的几闪余辉，余辉是不会发展出一个让几代画家生气勃勃的系统的。齐白石身是民国人，其实他是明清的余辉，他人格中有中下层读书人的健朴古风，顽强地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读他的人，读他的画，赏心悦目又心惊肉跳。
我也不认为这是悲剧，悲剧是产生中国绘画艺术的生活方式突然中断，由此而来的问题多如山积，绘画只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艺术说到底不是必需的，是奢侈品。
所以“星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的游行，真的有些尴尬，是要求绣花鞋的自由。游行由当时的民刊推动产生，让“星星”撒一下娇，也可看出中国当时的风头健在“西单民主墙”。之后“星星”得以在北京美术家协会的官方展地北海画舫斋展出，第二年居然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官方展地中国美术馆展出，都使我有被调戏的感觉。一九八九年在香港、台湾举办的“星星十年”作品展，是再让生意人来调戏一下“以艺术的名义”。
回想当年与诸民刊决定游行的时候，深不以一种要求我们“牺牲”的情绪为然，我旁观黄锐等人，亦不是太情愿，但人情关系的复杂纠缠，既身为当事者，又不得不然。王克平是例外，他是天生好事者，他令人喜欢也在这里。但是说到底，在不具备资格与能力的条件下，最好不要儿戏。
我被决定为第二梯队，也就是一旦游行有什么不测，要我出来继续“星星”，大家还开玩笑说“包括探监”。第二天我在街边儿远远随着游行队伍，有上访的、告状的乡下人，衣衫褴缕脸色灰黄，张大了嘴，拉着我问面色红润留长头发的城里娃在“干啥”？我说“有人结婚”。我他妈的能说什么？！
想到城里的娇儿们生活可算优裕，真是李爽在自述里说的“吃新鲜的，喝过瘾的，跳舞，还能抽洋烟”。三十年来的共和国游行，今天才算是别开生面。当时我的一个爱好摄影的朋友藏着一架十六厘米摄影机随行拍摄，这胶片今天若是还在，真是可以看看当时的情景。
我自插队以来，才明白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以人民的名义”。因为共和国的福利，譬如工资、级别、医疗、退休、假期，知识分子均沾。而一旦被排除出共和国的利益范围，则自称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那无利益披被的共和国农民，就不是人了？此或许是知识分子从建立共和国以来到如今几乎不为农民说话的原因。直到今天共和国还在给农民打“白条”，城里的学生娃要的“民主自由”，与农民无涉，是共和国利益里的人争取利益。
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从来都是诉自己的苦，视农民的无望为当然，打死也要“回城”，“进工矿”，吃“商品粮”，可见“知青”是准“知识分子”，晓得利益在那里。人往高处走，永远是这样，我也是七九年参加云南知青大罢工要求回城的一分子，当然知道利害所在，所以也不必这样去说人家。
这个长篇自述，我常常在整理的时候觉得自己有许多东西要说，要说的太多，不如不说。读者的说法会很多以至无数，他们会各取所需，各弃所斥。对理论者，我劝他们不妨不要依自己所受的训练立刻将“自述”形而上或模式化。对如我一般的俗众，不妨先将自己的道德习惯放一放，夜深人静，扭亮小灯，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偷窥者，不必大惊失色，亦不必心安理得，看到最后一页再说。
李爽自述通篇是中国，大陆以外生长的人读起来会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由于技术困难而发生理解困难是免不了的，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不妨跳过技术困难处，读下去，自述里的人仍然会是完整的，这是这本自述的一个优点，始终是人在那里。
台湾导演侯孝贤有一部《悲情城市》，得了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这部电影的历史线索，评委肯定不清楚，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大陆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二二八”事件？那这部影片为什么会得奖？因为《悲情城市》呈现的是人人都懂的“人”，人的质感。
也不要以为十二亿大陆中国人就都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儿，度得一时算一时，总有一天有人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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