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刘心武名家老友的通信集结温暖人心的人生故事
本书简介：
本书分为两部分“人生有信”和“十二幅画”。“人生有信”收录了十一篇刘心武和老友通信的故事，“十二幅画”收录了刘心武的十二篇随笔。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以《班主任》闻名文坛，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5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
目录：
十二幅画
第一幅：兰畦之路003
第二幅：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010
第三幅：风雪夜归正逢时021
第四幅：宇宙中最脆弱的036
第五幅：人需纸几何046
第六幅：记忆需要营养057
第七幅画：那边多美呀！070
第八幅：暂不置评081
第九幅：唯痴迷者能解味092
第十幅：谁在唱100
第十一幅：守候吉日112
第十二幅：心灵深处126
人生有信十二幅画第一幅：兰畦之路003第二幅：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010第三幅：风雪夜归正逢时021第四幅：宇宙中最脆弱的036第五幅：人需纸几何046第六幅：记忆需要营养 057第七幅画：那边多美呀！070第八幅：暂不置评081第九幅：唯痴迷者能解味092第十幅：谁在唱 100第十一幅：守候吉日112第十二幅：心灵深处126 人生有信冰心·母亲·红豆143神会立交桥152从卍的奥秘说起 164相忆于江湖172挖煤·小高·胡宅180陋于知人心188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195好一趟六合拳203斧凿音响，熊熊火光214歌剧剧本《老舍之死》诞生记 231红故事 259附录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276第二幅：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北京有三座金刚宝座塔。一座在蜚声中外的风景名胜地香山碧云寺里。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非常抢眼，特别是孙中山的衣冠冢设在了那里，不仅一般游客重视，更是政要们常去拜谒的圣地。另一座金刚宝座塔在五塔寺里，虽然离城区很近，就在西直门外动物园后面长河北岸，却因为不靠着通衢而鲜为人知，一般旅游者很少到那里去。五塔寺，是以里面的金刚宝座塔来命名的俗称，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称是真觉寺，到了清朝雍正时期，因为雍正名胤禛，“禛”字以及与其同音的字别人都不许用了，需“避讳”，这座寺院又更名为大正觉寺。所谓金刚宝座塔，就是在高大宽阔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较小的，五个石砌宝塔构成一种巍峨肃穆的阵式。攀登它，需从石座下的券洞拾级而上，入口则在一座琉璃瓦顶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刚宝座塔在西黄寺里，那座庙几十年来一直被包含在部队驻地，不对外开放。打个比方，碧云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黄寺则类似根本无发表的人士。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前面，东边西边各有一株银杏树，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树龄了。如今北京城市绿化多采用这一树种，因为不仅树型挺拔、叶片形态有趣，而且夏日青葱秋天金黄，可以把市容点染得富于诗意。不过，银杏树是雌雄异体的树，如果将雌树雄树就近栽种，则秋天会结出累累银杏，俗称白果，此果虽可入药、配菜甚至烘焙后当作零食，但含小毒，为避免果实坠落增加清扫压力以及预防市民特别是儿童不慎捡食中毒，现在当作绿化树的银杏树都有意只种单性，不使雌雄相杂。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两侧栽种银杏时，却是有意成就一对夫妻，岁岁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绿陵秋如金丘，银杏成熟时，风过果落，铺满一地。至今还记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写生的情景。此寺已作为北京石刻博物馆对外开放，在金刚宝座塔周遭，搜集来不少历经沧桑的残缺石碑、石雕，有相当的观赏与研究价值。但那天下午的游人只有十来位，空旷的寺庙里，多亏有许多飞禽穿梭鸣唱，才使我摆脱了灵魂深处寂寞咬啮的痛楚，把对沟通的向往通过画笔铺排在对银杏树的描摹中。雌雄异体，单独存在，人与银杏其实非常相近。个体生命必须与他人，与群体，同处于世。为什么有的人自杀？多半是，他或她，觉得已经完全失却了与他人、群体之间沟通的可能。爱情是一种灵肉融合的沟通，亲情是必要的精神链接，但即使有了爱情与亲情，人还是难以满足，总还渴望获得友情，那么，什么是友情？友情的最浅白的定义是“谈得来”，尽管我们每天会身处他人、群体之中，但真的谈得来的，能有几个？一位曾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和我说起，那时候，生活的艰苦于他真算不了什么，最大的苦闷是周围的人里，没一个能成为“谈伴”的，于是，每到难得的休息日，他就会徒步翻过五座山岭，去找一位曾是他邻居，当时插队在山那边农村的“谈伴”。到了那里，“谈伴”见到他，会把多日积攒下的柴鸡蛋，一股脑煎给他以为招待，而那浓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并非食欲而是“谈欲”，没等对方把鸡蛋煎妥，他就忍不住“开谈”，而对方也就边做事边跟他“对阵”。他们的话题，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往往会显得非常怪诞，比如：“佛祖和耶稣的故事，会不会是一个来源两个版本？”当然也会有犯忌的讨论：“如果鲁迅看到《多余的话》，还会视瞿秋白为人生知己吗？”他们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谈到天色昏暗，所议及的大小话题往往并不能形成共识，分手时，不禁“执手相看泪眼”，但那跟我回忆的“知青”肯定地说，尽管他返回自己那个村子时双腿累得发麻，但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那甚至可以说是支撑他继续存活下去的主要动力！人生苦短，得一“谈伴”甚难。但人生的苦寻中，觅得“谈伴”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谈伴”的出现，又往往是偶然的。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从书店往家走，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给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也不是完全没听说过王小波。我从那以前的好几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也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的：“唔。”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最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楼下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楼下不远那个三星餐厅，我现在写下它的字号，绝无代为广告之嫌，因为它早已关张，但是这家小小的餐厅，却会永远嵌在我的人生记忆之中，也不光是因为和王小波在那里喝过酒畅谈过，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来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们在那里小酌。三星餐厅的老板并不经常来店监管视察，就由厨师服务员经营，去多了，就知道顾客付的钱，他们收了都装进一个大饼干听里，老板大约每周来一两次，把那饼干听里的钱取走。这样的合作模式很富人情味儿。厨师做的菜，特别是干烧鱼，水平不让大酒楼，而且上菜很快，服务周到，生意很好。它的关张，是由于位置正在居民楼一层，煎炒烹炸，油烟很大，虽然有通往楼顶的烟道，楼上居民仍然投书有关部门，认为不该在那个位置设这样的餐厅。记得它关张前，我最后一次去用餐，厨师已经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说老板决意收盘，他却可以拿出积蓄投资，当然还不够，希望我能加盟，维持这个餐厅，只要投十万改造好烟道，符合法律要求，楼上居民也告不倒我们。他指指那个我已经很熟悉的饼干桶说：“您放心让我们经营，绝不会亏了您的。”我实在无心参与任何生意，婉言拒绝了。餐厅关闭不久，那个空间被改造为一个牙科诊所，先尽情饕餮再医治不堪饫甘餍肥的牙齿，这更迭是否具有反讽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经不在，我们无法就此展开饶有兴味的漫谈。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餐，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最拿手的干烧鱼，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五十四岁，他比我小十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十一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搬来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住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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