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植物学家贝恩·克拉德事业上成就斐然，生活上却不尽人意。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向往一种纯洁浪漫的爱情，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传统家庭。在**次婚姻失败以后，贝恩吃尽了追求女人的苦头。他独身十五年，尔后与一位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妙龄女郎结婚。可这位名医家的独生女并非自己的理想妻子，贝恩内心深处仍有那么一种无以排遣的孤独感。他原想根据自己的理想设计生活、设计自己，结果却被生活所设计。他不得不在夜深人静时在祷告中向上帝哭诉：天哪，哀伤更致命啊！
本书简介：
我舅舅在南极度过了三个月，对伯德将军怀有崇高的敬意。伯德的著作改变了舅舅对海军的看法，他原先以为海军代表着水上的尖端技术。不管怎么说，南极使舅舅心境平静，身心受益，因为四周几乎看不见植物的影子。植物繁茂会激发他的想象力，使他劳神费劲，影响他的判断。但是你在南极得始终留神，一不小心就可能冻掉手指或冻坏鼻子，因此尽管环境壮观，似梦非梦，然而气候严寒，你无法产生任何幻觉。在那里你所看到的地球与别处完全不一样，形态和颜色都是那么美好无瑕。一次贝恩乘坐直升飞机采集埃里伯斯山坡上的苔藓——他说成块的苔藓在白雪的衬托下熠熠发光。我有一张直升机着陆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像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或像登月的宇航员那样裹着绝缘的厚衣裤。真可惜，苔藓的颜色在照片上没有显示出来。在孩提时代，我心目中的舅舅是个奇妙的人物，不知怎的，至今依然如故。在我父亲看来他是一位傻乎乎的科学家。父亲偶尔在家吃晚饭时，常常滑稽地模仿舅舅的姿势，大拇指一翘表示不同意别人的反对意见，还翻开外衣查看衬衣是否已塞进长裤里。父亲的模仿并不高明，不过是给全家人逗逗趣。我当然跟着大家一起笑，然后回到自己房中，在自己从中学读书时便开始记的秘密日记本上用墨汁划上一道杠，这道杠表示背叛。有时母亲会抗议说：“这不公道。你把他描绘得太怪异了，他的腿事实上并不向外叉开。”不过，她也喜欢这种玩笑，她的抗议并不十分强烈。父亲的滑稽表演反而增加了我对舅舅的忠诚。舅舅对于我有着人们所说的魅力。我并非真的相信这个词，这词的写法似与鬼魂有关。“那人患什么病死的？”“我想是让鬼魂缠了身了。”听起来简直跟艾滋病一样凶险——凑巧的是，舅舅坚持不懈地以科学态度去获得有关疱疹、艾滋病或性病的知识，并把这看作自己的一桩正业。他俨然用医生的口气骇人听闻的谈论直肠和咽动脉出血，肠道传导的原生虫感染以及同性恋者常有的将拳头伸入伙伴肛门的做法。他有时还说，你可以根据疾病的性质来评价一个时代——艾滋病引起的死亡类似于伯德所报道的对人类无能的裁决，它是这一裁决骇人听闻地体现在有机体上的象征。我提及临床医学方面的兴趣，是因为它预示着舅舅日后唯一的关注正是性欲这一恶魔上。他的结婚只是为了逃脱这一恶魔的纠缠。我衡量自己所熟悉的人，以发现其中的哪一个可能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恋爱，结果我认定舅舅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他生来具有这种能力——一种日益罕见的本领。我认为，他能真的堕入情网。在我眼里，他具有“魔法”。我用这两个字眼代替“魅力”。亨利·詹姆士喜欢“魔法”一词。它和“多数人”这个词一样，我没见其他作家使用过。对我来说，舅舅具有魔法。父亲的嘲笑只是增加了它的光彩。父亲从前是，现在也还是一个花花公子。我不可避免有点像他。儿子往往难免继承父亲的举止仪态。我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谈话艺术和仪表来。读者看了下面的文字会以为我在取笑他。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个人身上除了美好的感情之外，始终可以找到几只毒囊，所以，我们不必企望上天摘月。父亲是个亲法的美国人，在印第安那州瓦尔帕莱索市出生，却决意做个巴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他的赴法计划，但是战争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该地。他一从海军退役，德国人刚被赶走，便成了一名巴黎人。我母亲只要能继续雇到仆人，在巴黎也过得十分惬意。依我之见，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巴黎人也同样的自由：他们可以成为纽约人或者波士顿人。朝鲜人也好，柬埔寨人也好，也是一样。美国人选择在法国定居是合乎情理之举。据说仅在罗马定居的美国人即达八万。有些巴黎人会对你说，离开巴黎即使算不上自寻绝路的话，也可算作流放他乡；然而，许多巴黎人在纽约却生活得好好的。我父亲赴法的动机具有浪漫色彩，或者说是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政治的学生，他可能过于认真地看待法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心理，或者因为他回想了德莱福斯案件所引起的骚乱，这一案件是由《自由论坛》的特鲁蒙为反对“犹太人毒害法国”而提出的。公正地说，吸引他赴法的不是特鲁蒙，而是司汤达和普鲁斯特。此外，还有塞纳河、餐馆和女人。虽然我舅舅的一些魔法还有待叙述，但父亲也有他自己的几招。假如我选择贝恩的道路，这可不全是力量的抉择。在体魄上我像父亲。我身材修长，像特拉奇登伯格家的人一样狭脸型，黑头发，总之，我属于长脑袋型。贝恩属圆脸型，身材宽阔。父亲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是个高视阔步者。他展现自己男性美的方式如同动物世界的影片中所见到的，和追寻配偶的雄火鸡或其他有腿鸟类一般。——雄鹳卡嗒嗒地鼓动嘴巴来吸引雌鹳。父亲很受女人们的青睐。我虽然不如他，但也经受过同样的感情。我和他一样，喜欢时髦的衬衣和奢华的领带，尤其偏爱红色生丝领带。我的身高可以成为我佩戴高级领带的理由。如果换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不是领带结得鼓鼓囊囊，便是半截领带拖到皮带之下。今人的平均身高已比过去有所提高，可是我的身材过高，与我的性格不匹配。我的性格并不需要如此修长的身材，这种不协调使我成了一个羞怯的人。前面我曾把自己比作和真人一般大小的一把扳手——我对于幻想并不怎么反感。不过，时常有人说我很像演员约翰·凯勒迪恩。在美国西部，他早先经常演出有教养、患肺病的男主角。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相信怀俄明州或亚利桑那州的空气能治愈来自东部的那些气喘病和肺病患者，使你健康得可以当总统。然而，瘦削的凯勒迪恩总是无法长寿，他形同半具骷髅，总是在枪战中饮弹身亡。一句话，他体质孱弱。其实仔细比较的话，我们俩并无许多相似之处。不过我的头发确像他那样：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垂挂下去，两人一般瘦削，微驼着背。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法语——我的母语——因为常发唇音，使我的嘴部肌肉颇为发达，因此你只需设想一下法国化了的约翰·凯勒迪恩便够了。我的相貌可能更适合一位与我志趣相投的男子，我的志趣又与贝恩舅舅十分相近。此外，我绝不是演员。贝恩的体型更适合于他的气质。
作者简介：
索尔·贝娄（Saul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一九二四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一九三三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一九五三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了《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贝娄可以说是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强调表现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一九六八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九七六年，由于其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言
渴望升起精神的太阳
——读索尔·贝娄作品《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林珍珍
一九七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一九八七年七月推出了他的长篇巨著《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是继《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赫索格》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品贯穿着他一贯的“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摘自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在纵观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他热情地、高亢地呼唤着精神太阳的升起，消融那千百万人心头的冰河，使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自由、文明和幸福。
著名植物学家贝恩·克拉德事业上成就斐然，生活上却始终不尽人意。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由于这种追求，使他陷入了无穷的痛苦 渴望升起精神的太阳——读索尔·贝娄作品《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林珍珍一九七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一九八七年七月推出了他的长篇巨著《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是继《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赫索格》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品贯穿着他一贯的“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摘自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在纵观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他热情地、高亢地呼唤着精神太阳的升起，消融那千百万人心头的冰河，使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自由、文明和幸福。著名植物学家贝恩·克拉德事业上成就斐然，生活上却始终不尽人意。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由于这种追求，使他陷入了无穷的痛苦和烦恼之中。他的追求具体表现在他的婚爱生活上。从根本上说，他向往的是一种纯洁浪漫的爱情，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传统家庭。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打了败仗，彻底垮了下来。生活在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贝恩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却始终无法摆脱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影响和支配。他既要护住自己的理想，又要顺应社会，他的人格总是处在一种分裂状态中：一方面，他向往柏拉图式纯朴的爱情；另一方面，却在众多女性中周旋。他想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烦恼，结果却更深地陷入生活的困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他一年四季不断地出国考察、讲学、旅游……在他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贝恩曾和不少女子打过交道，企图以此来获得新鲜的情感，捕捉妙不可言的浪漫，但他经历得更多的却是失意和沮丧。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他吃尽了女人的苦头，或者不如说，吃尽了追求女人的苦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精神方面，他偏向于传统的意识。而在他的身上传统意识和现代意识始终激烈地冲突着，使他处于一种“边缘人”的地位，这就使他陷入了不可摆脱的悲剧之中。他说过：“人人都有各自的困难，诸如关节炎、自尊心受挫、心灵创伤、受到不公正待遇等，但是最难对付的莫过于爱情。”于是他发出呐喊：“为什么人偏要恋爱？爱情既然最伤人的心、处处可见它的伤痕，人又何必犹豫不决，舍不得一刀两断，及早退却呢？”说到底，贝恩一次次地同女人周旋，都是为了满足他的那种渴望，那种朦朦胧胧的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试想，如果他只是个“性解放”的追随者，又何来那么多悲伤、忧郁和烦恼？可以说在每次爱情失意之后，他并不是为失去某个女人而沮丧，而是为失去自己向往的目标而痛心。最可悲的要数他独居十五年之后的再一次结婚。比贝恩年轻二十岁的妙龄女郎玛蒂尔达富有、漂亮，是名医拉亚蒙的独生女。巴尔扎克说过：“有钱人的独生女是世上最危险的配偶。”贝恩·克拉德教授对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这一名言置若罔闻，对玛蒂尔达一往情深，结果吃尽了苦头。玛蒂尔达是个有心计的女子，连她的父亲都供认不讳地称她为“刁妇”。她嫁给贝恩并非出于爱情，而是看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名望，借此她便可以达到进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的目的。在这里，索尔·贝娄成功地比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追求。贝恩之所以每每受挫，是因为他一味地探索、追求、向往，而到底他需要得到什么，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在那个社会里，他的理想只是些虚无飘渺的幻觉。正因为如此，他永远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玛蒂尔达却不同，她追求的目标很明确，因此便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也许在存在主义者眼中，玛蒂尔达的生活态度是可取的。但是作者却把我们的眼光引向更高层次的追求。不容置疑，贝恩在他生活的环境中是孤独的，因为他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因此，他总表现出与众不同，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种无以排遣的孤独感。如果说他始终处在这种心境中，那他毕竟还有一种追求。因为，从根本上说，那种企图冲破孤独感的情绪，正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最大动力。然而，他越是追求，越是陷入无法追求的地步；他想寻找理想的感情、家庭、妻子，又不得不为了维系这种理想而屈从于妻子一家的不合理要求。他明明知道玛蒂尔达并不爱他，明明知道眼下的家庭并不是他理想的目标，但他却不敢直面现实，况且，说到底玛蒂尔达毕竟还有建立家庭的愿望。（而贝恩以往打交道的女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可见，玛蒂尔达的这种思想是同贝恩下意识的传统观念相符的。但结果，贝恩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不想，或者说不敢承认现实；另一方面，为了维系自己的理想，维系玛蒂尔达在他心目中原有的形象，他竟不惜改造自己以适应玛蒂尔达的那个社会圈子，那种揭开了温情面纱的赤裸裸的人际关系。他甚至抛弃了自己一向恪守的信条，为了金钱而对自己的亲舅舅大动干戈。如果说，他在寻找自己的理想过程中，充满了坎坷、痛苦的话，那么他在维系这种“理想”中所体验的则是摧人断肠的伤感。他只得生活在虚幻中，自己欺骗自己。他原想根据自己的理想设计生活，设计自己，结果却被生活所设计。他不再追求，不再关心自己乃至他人的存在，一切听其自然。生活的悲剧就是如此：他因为要反实用主义而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坑；因为要维系自己的信仰而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几经挫折之后，贝恩变得冷漠、焦虑、麻木，只是小心翼翼地维系他的“新生活”，维系他心目中那一个脆弱的偶像。他本以为娶一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可以达到永葆青春的愿望。可是自从他与美人结合之后，自己却随着她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出入于拉亚蒙家的权势之群；他不得不在夜深人静时，在祷告中向上帝哭诉：天哪，我究竟犯下什么罪孽，为什么要与这群恶棍打交道？！贝娄在这儿表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一种普遍困境，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困境。知识分子受传统教育很深，对传统的文明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抱有一种眷恋。而这种下意识的情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势必遭到嘲弄和挑战。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以后，人们不免有一种失落感，精神家园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像毒蛇一样地啃啮着人们的心。实际上，这便是作者所要揭示的。在贝娄看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法把握自己，总有那么多无法解脱的悲愁苦难，那么多无法超度的恶行不义。而良知又在不时地折磨着人的心。于是乎，忧忧寡欢，整天处在心灵的矛盾和冲突中。在贝娄看来，这一点远远超过了核辐射和工业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本小说的题意就在于此。人们读完本书，也许对当今外国文学的一些新走向会有较为深切的理解。以本人愚见，本书似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作者站在理性的制高点，对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弊端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揭示。汪洋恣肆的议论和生动曲折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谱写了一部哀怨而又雄壮的交响乐。请看：黑人歌手比莉·哈乐黛“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关于爱情的，但她一生中所缺少的就是爱情”，她最后死于吸毒和酗酒；得不到情爱的贝岱尔太太因心碎而死；漂亮富有的卡罗琳因慢性锂中毒而变得麻木，日本的脱衣舞女及其观者的堕落；年过百半的坦娅·斯德林的乱伦企图，乃至主人公贝恩·克拉德深夜向上帝的哀号……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如下一幅图景：西方社会虽然物质生活丰裕，但它像一所专门接待感情上受到创伤的病人和其他伤残者的医院。在那儿，因心碎而死的人比因受原子辐射而猝亡的人要多得多。奇怪的是，人们并没有对此予以重视，大街上不见反对因心碎导致死亡的现实的示威游行。作者严峻地指出：西方社会遭受的苦难，人们在爱情生活上的堕落，如果得不到耳聋的上苍和中性的地球的帮助，他们便会面临异常危险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决定文明将来的命运。所以，他热切而高亢地呼唤精神太阳的出现，来拯救陷入原始混乱的西方社会。二、叙事简洁朴实，无意做惊人的情节编排，小说富于哲理，使读者读后回味无穷，越发被作者所深深吸引。小说以第一人称撰写，故事从主人公贝恩的外甥口中说出，不仅使人倍感亲切，而且叙事简洁明快。此外，肯尼思用自己的爱情经历处处与贝恩的遭遇相对照，效果更为强烈。小说强调了天使般的爱情，即神圣的爱情因金钱而堕落为人类的肉欲。这一事实用喧嚣的众生撞击着德行与罪恶的琴键。作者以锐利的目光瞄准西方世界的道德沉伦，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性解放带给人类的远不是美好享受而是当代人避之不及的艾滋病；作者冷眼旁观着现代科学发展带给人们的苦难，深深同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受难者；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切齿痛恨政客、权贵们将百姓的民主权利视作儿戏；作者以作家的同情心深切的关注着恐怖主义分子使世界上众多人沦为难民；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唤起人们对美国社会中的男女关系的实质——人人都在回避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造成的后果的高度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将死于爱情的枯竭。综上所述，作者以简明的叙述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种种苦难，乃至发出了“哀伤更致命”的呐喊，心中充满着升起精神太阳的渴望。索尔·贝娄面对这种现实不是沉重地描写现代人的悲苦，而是以法国滑稽戏的轻松笔触，以悲喜剧的形式来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幻灭。国外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这部小说塑造了英国电影导演希契考克创造的那类人物，勾勒出美国漫画家亚当斯笔下的那些幽默、怪异的人物。通过这些表面上看来滑稽可笑，但实际上寓意深远的人物形象，贝娄深刻地描绘了现代美国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使读者在会意的大笑后得出哲学的思考。妙笔生花……具备贝娄典型的喧嚣之抒情性。——《华盛顿邮报》一代文学大师索尔·贝娄第十部小说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一名古怪的俄国文学教授离开巴黎，宁愿和舅舅住在一起一位植物学界的天才却在遇到女人时成了一文不值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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