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经典代表作1976年获普利策奖普利策奖得主、法国荣誉军团骑士、中年作家查里·西特林在走过了一段人生成败道路之后，才开始回忆起他的亡友洪堡·弗莱谢尔。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得到洪堡提携而功成名就的西特林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终同样落得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他，却借助洪堡留给他的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这时，他忽然悟到人生的真谛。于是，他用一部分钱重新安葬了可怜的洪堡，其余的则希望能有助于自己“新的生活”。《洪堡的礼物》是索尔·贝娄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1975年，也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1976年获普利策奖。小说暴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美国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画面。
本书简介：
于是洪堡被挖了出来，装殓在另外一具棺材里，运过了乔治·华盛顿桥。我曾经看过那两个老人，他们新近在上西区租了一套公寓。一个女人替他们做饭，搞卫生，安顿得挺不错。把那么大一笔钱交给了沃尔德马舅舅，这件事使我不放心。我给他也这么讲了。他回答：“查理，我的孩子，听着——我知道的那些马多少年前就变成鬼了；如何跟赌场经纪人联系，我也搞不清楚了。现在那一带全是波多黎各人。无论如何，孟纳沙一直照看着我。我想告诉你，孩子，没有几个年轻人会像你一样肯把钱对半分给我。要是临了还剩下什么的话，你可以拿回去。”我们坐在一辆雇来的轿车里，等候在缆桥靠纽约的一头。哈得孙河就在眼前。要等灵车过了桥，我们就跟上到公墓去。即使是狂风大作的天气，或许也要比这沉重郁闷波纹绸似的蔚蓝的天空更使人好受些。到了公墓，我们在黑压压的树木间绕道前进。这些树木本来应该有阴凉的，可是它们仍然孤单地按照图式兀立在坟堆中间。我们为洪堡的母亲也弄来了一具新棺材，已经安置停当，准备下葬了。当我们慢慢地绕到背后时，两个助手打开了灵车的门。沃尔德马穿着能在他那赌徒的衣柜里找到的所有丧服。帽子、裤子、鞋子都是黑的。但他的运动衫上却有又大又红的狗牙式的格子，上面的绒毛在姗姗来迟、过分温暖的春天的阳光下闪烁。深感悲戚的孟纳沙，戴着黑糊糊的眼镜，苦笑着在草地和砾石上摸索着前进。他跨步小心翼翼，因为在仰望着树木。但是他并没有看见多少东西，只有一些美国梧桐、榆树、小鸟以及来去倏忽的松鼠。这是心情沉重的时刻。有一种巨大的停顿在迫近，好像一场抗拒自然力的大罢工即将开始。万一血液不再循环，食物不能消化，呼吸不能行进，树液不能防止树木的衰退，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就会像这么多的杀戮一样，像凶杀一样——刺进肚皮、脊背、胸膛和心脏。这是我难以忍受的时刻。就要移动洪堡的棺材了。“抬棺材的人呢？”一个葬礼主持人说。他把我们三个打量了一番。人力不足。两个老朽；一个年轻不了多少，而且是个神经错乱的家伙。我们顺着棺材，站好位置表示敬意。我抓住把手——这是我与洪堡的第一次接触。里头没有多少重量。当然，我不再相信人的命运是同那种遗骸联系在一起的。骨头很可能是精神力量的标志，是宇宙以某种钙质结构的表现形式。也许连那些雅致的白色形体——大腿骨、肋骨、指关节、颅骨也没有了。在挖掘的时候，那些掘墓人可能把一些人身上的破布和油烟团铲在一起，而洪堡当初的魔力、神韵以及热情的发明和招致灾难的疯狂早已不复存在了。洪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外甥和兄弟，他热爱善与美，他的一件小小的发明正在三马路和香榭丽舍大街娱乐公众，同时也正在为大家囊括巨金。工人从我们手里接过洪堡的棺材，把它放在电动降落器的帆布带上。两位死者并排躺在他们的大棺材里。“你认识贝丝吗？”沃尔德马说。“有次我在西区路见过她。”我说。也许他在想很久以前他是怎样从她皮包里取了钱又在赌马中输得精光，在想那些吵架、咒骂以及诸如此类可恶的情景。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参加过葬礼了。在这些年里，机械方面有了许多改进。那儿放着一台矮矮的黄色小机器，显然是用来挖土推土的。它也可以改装成一台起重机。看着它，我又不禁感慨系之。这是洪堡曾经对我长期训练的结果。这架机器的每一平方英寸金属，都来自工程师和工匠的合作。基于许多伟大的头脑的发现之上的体制，总比开动任何一个头脑所产生的体制强有力得多。一个头脑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塞缪尔·约翰逊老博士就是这样说的。同时，他还在同一篇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法国作家太浅薄了，因为他们不是学者，仅仅凭着自己的脑力在活动。哦，洪堡却对那些法国作家推崇备至，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他也是单靠自己的脑力在活动。后来他才开始对集体的现象关注起来。作为他自己的自我，他曾经出口成章地吟诵过一些快乐的诗句，可是后来他却失去了勇气。啊，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葬礼主持人说：“有人做祈祷吗？”好像没有人要做，要么是不记得祈祷词了，可是孟纳沙说他倒想唱点什么。于是，他真的唱了起来。他的腔调依然未变。他宣布：“我要唱《阿依达》里的选曲‘Inquestatombaoscura’。”老态龙钟的孟纳沙开始准备。他仰起脸来。那露出的喉头已不是当年在芝加哥工厂里开冲床时的小伙子的喉头了，然而它毕竟还在那儿。昔日的激情也还在。他合上手掌，踮起脚尖，就像当年在赖斯街我家的厨房里一样感情充沛。不过，声音却更微弱了，而且照例走了调。他唱得虽然像公鸡打鸣似的，但感情极深，深极了。他唱着他的咏叹调，然而这仅仅只是序曲。接着他便宣布他要唱一首古老的美国黑人的灵歌“回家”——曾被德沃夏克糅进他的《新世界交响曲》里，而且还改头换面弄成了一曲标题音乐。然后，哦，主啊！我记得，他曾经思念着伊普西兰蒂的家乡，思念着他二十年代的情人，思念着他的女友，也就唱着“回家，回家，我要回家”，直到我母亲说“看在老天的面上，回去吧”为止。后来他便带着他那位肥胖、温柔、啜泣不已的新娘回来了。那位女郎坐在浴盆里，两臂胖得没法把水掬到头一样高。于是妈妈便走进浴室，替她洗头，然后用毛巾擦干。此刻，除了我们自己，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了。瞅着打开的墓穴，这历来不是什么令人欢快的事情。褐色的土块和卵石——为何一切都是那样沉重。太沉重了，啊，重得难以承受。然而，好在我观察到了埋葬中的另一种革新。墓穴里是一个敞着的水泥箱子。棺材放下去后，那台黄色的机器便向前开动，小小的起重机沙哑地呼呼一转，吊起一块水泥板，盖在了水泥箱上。这样，棺材就被封上了，不致让泥土直接落到棺木上。可是，这样一来，人又怎么出来呢？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你待着吧，待着吧！当盖子与棺材接触的时候，发出一种干巴巴的轻微的摩擦声，就像装糖的陶罐接触时的声音似的。于是，那集体的智慧和联合的技巧所凝聚成的物体，把它那缆绳无声地绞起来，把那单个的诗人处理了。回头又如法炮制，处理了诗人的母亲。她也被一块灰色的盖子盖上了。接着，沃尔德马拿起铲子，有气无力地铲起土块，向每个墓坑扔了一铲。这时，那个老赌棍哭了起来。我们背过身去，好让他哭个痛快。他在坟前站着。推土机开始工作了。孟纳沙和我向轿车走去。他用脚帮趿开一些去年秋天的落叶，眼睛从风镜里向外望着，问道：“这是什么，查理？一朵春天的花吗？”“是的。我想这终归会发生的。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万物看起来却更是十倍的死气沉沉。”“原来这是一朵小花，”孟纳沙说。“他们常说，有个小孩跟他粗暴的爸爸在公园里散步时，孩子问：‘爸爸，这朵花叫什么名字？’那老家伙非常暴躁，嚷道：‘我怎么会知道？难道我是做女人首饰生意的吗？’这里又是一朵。你想它们叫什么名堂呢，查尔斯？”“我可不知道，”我说。“我是自小在城里长大的。那一定是番红花吧。”
作者简介：
索尔·贝娄（Saul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1924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1937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出版于1953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在其创作生涯中，贝娄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塑造一些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68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76年，由于其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洪堡的礼物》无疑是贝娄在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完成的欣快、混乱的喜剧小说中最为疯癫的一本。——菲利普·罗斯这是一部天才的作品，是一位天才才能写出来的作品，精彩绝伦、灿烂辉煌。如果有文学，这就是文学。——约翰·契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