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得主拜厄特精心力作，一部爱情与文学巧妙相遇的小说。
★你可能是天使，但我说你是魔鬼，你就是魔鬼。因为我是你的传记作家。
★读过这本书后，你眼中的自我、他人、历史、社会，将截然不同。
★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
本书简介：
《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内容简介：攻读博士学位的纳森，在一节课上，突然对所学的文学理论深恶痛绝。他觉得，唯有传记作家及其传主的故事，才最摄人心魄。
在纳森眼里，迄今最伟大的传记作家，当属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最伟大的作品，非他那部写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博尔的传记莫属。
然而经过调查，纳森发现，那位无所不通的博尔只是一个传说，生平和学术资料全都藏头去尾，而传记作家本人，连生死都已成谜多年。
纳森感到，调查一位传主，有如一场自我放逐，寻找一位传记作家的真相，更是踏入了一个巨大陷阱。
作者简介：
也很短：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于一九二五年出生于约克郡的波蒂弗兰特。目前正在写作本传记后续的若干卷。卷二和卷三各在这段简略单薄的生平描述中增加了对前一卷的评赞。于是，我在两种状态兼具的心情中开始了阅读，一种心情就像雾蒙蒙、灰褐色的日食，另一种则仿佛紫色的虚空上耀眼的闪电释放出的长短不一的射线，前者是在那些图解文字的刺激下产生的，后者是我自己茫然不定的未来诱发的。斯科尔斯描述博尔生平的古怪语言，在我看来已经变成芒刺式记忆术：交替回忆纯粹的愉悦和纯粹的恐慌。当然这纯属我自己的经验，像博尔准备好面对剑桥小考的失败，或者悄然消失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合恩的轮船。这些记忆大多跟第一卷有关。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不断地深入，阅读逐渐变得欲罢不能，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和博尔的精神世界显得越来越完整。在第一遍狼吞虎咽和贪婪的阅读中，我无意假装探到了这部巨著哪怕四分之一的宝藏。除了其他优点，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还具有讲述一个闲聊般好故事的质朴才华，我已经被吊上瘾了。他还有个天生的才华：虚构出一个世界，它的每个角落都使读者想徜徉、打量和学习一番。“那个时代巨人辈出。”在研究赫梯人的著作中，在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史书中，在论克伦威尔的作品中，博尔频频引述这句话。博尔本人把更多的事迹塞进三四个柔弱的现代人都不可能有的一个人的生平中，我所谓的这些事迹还包括在喀土穆一个领事办公室度过枯燥乏味的时期，以及在萨福克的珀梅罗伊教区度过与世隔绝的勤勉钻研时期，在那里从事翻译、浪漫小说创作和写诗的工作。他在海上和大陆进行过长距离的漫游，有时沿河而上。学生时代探索过多瑙河，中年成为显贵后又探索过尼罗河。他去过马达加斯加，写过狐猴的文章。他还从撒马尔罕出发走过丝绸之路。他在君士坦丁堡度过若干年，那是他平生最热爱的城市，也许比任何人都热爱。他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开罗和伊斯法罕举行过秘密谈判。经过严肃考证得出结论：他是一个伪装大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更不要说他还通晓普鲁士人的风俗习惯和威尼斯方言了。他在克里米亚打过仗，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给予过道义和实际上的支持。这个女人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她因为家庭期望而受挫，当时他那位了不起的朋友理查德·蒙克顿·米尔内斯（洪顿勋爵）打算娶她。他参加过蒙克顿·米尔内斯的巴黎情色主义者组成的可疑圈子，这件事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在巴黎对弗雷德·汉克和龚古尔兄弟的档案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做了结论性的证明。他认识每个人，包括卡莱尔、克朗、帕尔默顿、乔治·亨利·莱维斯、乔治·艾略特、理查德·华顿·狄克逊、斯韦伯恩、理查德·波顿……而且，除了漫无止境的游历、政治活动、从军、野餐，他还抽时间写了大量的著作，多得足以填满一个书房。无论去什么地方，他都会留下旅行记录，里面会涉及地理和气候，植物和生物系的描述，政治的、军事的历史沿革、政府管理、信仰、艺术、建筑、地方上的奇风异俗，地域遍及苏丹、奥匈帝国、芬兰、马达加斯加、威尼斯和普罗旺斯，而且在返回时往往必经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斯塔堡。他还写了不少历史著作，有一本是写拜占庭的辉煌时代，有一本是写它的衰落，有一本是写奥特曼统治者的，有一本是写沉默者威廉王朝的，还有几本关于在路易十六治下克伦威尔提出的新式军队和军事组织等技术性更强的著作。如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做其他事情，他将以一个伟大翻译家的身份被人们记住。他的匈牙利、芬兰和土耳其语童话集仍然以再版的方式流通于市。他编译的十八世纪早期伟大的郁金香时代“实用指南”、内迪姆诗集曾经非常流行，充满了荡气回肠的节奏，是享乐主义者的颂歌，堪与菲茨杰拉德的《奥玛开阳》相媲美。他还翻译过阿拉伯骑士浪漫小说《安塔记》，共三十三卷，还给弗雷德·汉克和蒙克顿·米尔内斯的秘密出版社翻译过几种东方情色作品。这些翻译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东西—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显然也这样认为，并且表达了这种激动之情—是十七世纪土耳其旅行家伊沃利亚·切勒比旅行记的译文。埃尔默·博尔的译文还恢复了被西方第一个译者利特尔·约瑟夫·冯·哈默尔删除的段落，利特尔认为删除那些段落比较合适，例如，伊沃利亚涉及的“皇室大事记中所有荒淫无度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留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处的污点故事”。博尔还追随伊沃利亚深入各种土耳其浴室，而利特尔则走到浴室门口就却步了。伊沃利亚·切勒比好像在二十一岁那年看到了那位先知的幻影，在幻觉中，他被荣耀照射得双目迷离，说话结结巴巴，除了为游历求情，还无意中请求这位先知调停。游历之请慷慨地获准了。埃尔默·博尔化装成一个土耳其书商开始了他的危险之旅。他曾用过伊沃利亚的别名旅人希亚，伊沃利亚那些用阿拉伯语写成、又按照威廉·琼斯①的标准音译出来的梦呓般的话，同时出现在博尔描写叙利亚人的胡作非为的作品里，以及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传记作品的第二卷《航海者》的扉页上。当我明白这些语句的含义时，感到很欣慰，就像各种事实都能合拢在一起时人们感到很欣慰那样。博尔写过大量原创的浪漫小说，在那个时代都非常流行，但如今没有一部被人记起。《阿克里的卑微女仆》《莎伦的玫瑰》《单刃刀》《王子们的金笼》《混迹奴隶的公主》，这里列举的书名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他也写诗，如今同样被忘记了。有一部叫《巴亚莎白》的诗体长篇小说，还有几部抒情诗集，如《舒拉密斯》《你的脚多么漂亮》《封闭的泉水》《果园之墙》。这些抒情诗风格都很传统，而长篇小说则僵硬无神，情节夸张，矫揉造作。这样的评判，虽然没有顾忌这些浪漫小说毫不痛惜的消失，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一种公认的（当然，在这方面，我所说的一切，均遵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所说）属于埃尔默的文学杰作的标志。如果可以算作译文，这是博尔翻译伊沃利亚写的穿越欧洲之行的游记译文。这次探险活动经历了“七种气候带”。伊沃利亚从维也纳出发，一六六四年曾在这里担任过卡拉·穆罕默德帕夏大使馆的秘书。然后穿越德国和尼德兰地区，深入到遥远的敦刻尔克，穿过荷兰、丹麦和瑞典，返回时穿过波兰，再经克拉科和但泽，历时三年半，终于抵达克里米亚。这次欧洲探险活动绝对有据可考，而且伊沃利亚在他的中东旅行游记中反复提及。问题是此游记没有留下手稿，而且包括利特尔·冯·哈默尔在内的研究过拍卖场和集市的专家们，都认为他没有写过这部欧洲卷，如利特尔指出的：“也许他完成第四卷后便因死亡而中断。”但是，埃尔默·博尔宣称在集市深处一家默默无闻的古董店里，找到了伊沃利亚作品第三卷的手稿，被用来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郁金香油画。他把这份手稿跟尤西比厄斯的手稿进行了比较，后者被当成一个牛奶罐的盖子使用。许多学者，特别是包括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在内，竭尽全力想在伊斯坦布尔、伦敦，在那些连博尔本人的著作也一点一点散失的图书馆，在各种阁楼以及英国移民落满灰尘的牧师住宅褥榻中，再次找到这部遗失的手稿。这部手稿始终不曾见到天日。而且，还有很多学者，无论盎格鲁语还是土耳其语的学者，都下结论认为它压根儿就不存在，都说《穿越七种气候带之行》是博尔本人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是一本大杂烩作品。另一方面，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出面小心翼翼地对自己的每一个结论都进行了辩护。他的论据是从博尔那些已获承认的既极端死板又拙劣的小说中推引出的，简直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理论直觉批评的有趣范例。博尔的论说含糊、啰唆、浮夸。博尔笔下的伊沃利亚，如更早期的伊沃利亚，风格精确，喜欢列举数据，喜欢以谨慎到家（偶尔也很枯燥）的精确性记录房屋建筑、民俗和气候。他还注意到德国个人的干净清爽（或者缺乏），注意到富有的荷兰市民隐藏得较深的顽固个性，注意到斯德哥尔摩和克拉科城女仆的举止，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凭借他的比较文化知识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些。对当时一个远离家乡的土耳其人来说，这些事物是应该被注意到的。在这些记录中随处可见栩栩如生的活动，如海盗拦路贼制造的各种危险，与神秘陌生人的多情邂逅，鉴赏家、专家们的谈话，还有对郁金香价格和来自东方的新品种行市的讨论，土耳其和荷兰人对这些珍稀块茎植物的趣味偏好（荷兰人更喜爱闭合花萼，土耳其人更喜欢像小刀般挑起的花瓣）的比较。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质问道，博尔怎么可能对这一切如此精通，乃至将如此具体的细节，如此让人心痒又恼火的省略，在想象中驻留下来。他本人谈及这一事实时认为，博尔的译文不是用高深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文，而是用非常接近十七世纪散文的风格写成，即奥布里、伯顿、沃尔顿和班扬的散文风格。当我出现不太同意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说法的念头时，我就告诉自己，他的“声音”，这种造作的词汇，这种想象性的身份，也许本身足以把司各特和林顿的平庸追随者的博尔，改造成伊沃利亚发明家的博尔。但是很难长久地不同意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说法。他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的。他坚信伊沃利亚的手稿给了年轻的内迪姆，后者可能把手稿中的东西插进自己的旅行见闻录中。我正在超越自己，还没有赶上内迪姆。博尔是作者的另一个可能论据是，经过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深思熟虑，他的知识吸收能力，他在历史、语言以及美学研究上自修成专家的本事，他的土耳其法庭仪式知识，以及在土耳其法庭公布的一系列规矩统治下的宗教宽容和褊狭方面的知识，他对克伦威尔的军队武器的研究，他对不列颠军事卫生的调查，都是相当出色的。当然，在另一条脉络上他同样很耀眼，如对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罗马情色瓶瓶罐罐的研究，以及声名远扬的阴茎收藏。他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学者那样阅读、写作，好像一年能吸纳一百年的阅读、思考和研究量。我经常感到不解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怎么了，我们吸收的东西竟少得如此可怜。我做过好多奇怪的梦，醒来发现电视和电话没有发明出来，这些东西本身有那么重要吗？这不是挺让人向往的吗？跟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一样，我格外倾心博尔那些论述拜占庭镶嵌工艺和土耳其瓷砖的专著，其中论述了好些产自伊兹尼克优雅而华丽的瓷砖，上面带着深沉的焰红色（郁金香、康乃馨），我特别喜欢，但它们的秘密配方已经失传了。我经常问自己（在我之前，斯科尔斯本人也自问过），他从哪儿找到时间去拉文纳和保加利亚旅行，并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观察呢。斯科尔斯率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博尔没有重新发现，或者宣称重新发现了伊兹尼克红的化学成分。在伊兹尼克和斯塔福德郡，那些陶瓷显然让斯科尔斯魂牵梦萦，经常跟韦奇伍德家的人探讨釉料。我读过的最漂亮的文字之一，便是博尔对哈德良的别墅、拉文纳和萨卡塔索菲亚的镶嵌图案光泽效果的描写，对从各种角度松散地排列这些蓝色玻璃镶片以便捕捉到光源制造出波浪翻滚的辉煌场面的描写，对这些金属镶片（最初是金子，后改为银子）散发出的光彩的场面的介绍，对蜡烛和擦得锃亮的大理石制造出的柔和、流动、清澈的光的效果的描述……我说，我读过的最美的文字是博尔的描述，本来就是这样，我坚持己见。但它是经过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对博尔的研究，以及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里基督的描述展示出来并完成的，博尔的研究深入到布置着金子的红色玻璃床的颜色和成分，深入到夹着金箔叶的分层玻璃容器。至于基督，则用石膏覆盖着，在博尔研究的那个时代还不为人所知。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写来好像在用博尔的眼睛打量，在用博尔精密却充满激情的段落在描述。但是，他老练又完整地介绍了关于透视、运动和静止的现代知识和现代争议。这些并没有取代或者抵消博尔的思想，而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认为博尔的生平是他用轻而易举掌握的各种语言塑造出来的。博尔接受过那个时代常规英国学校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育，而且能熟练地用两种语言写诗。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说，这些古典诗歌比他的那些英文诗作出色得多。说来遗憾，我自己的拉丁文，虽然还不错，能够粗略地翻译出他题在加拉·普拉希迪亚的陵墓上的诗歌的意义，但是绝对没有好到可以评价它的审美特质的程度。我自学过希腊字母表，因此能够认得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重要的希腊文概念。但是我还得完全依赖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对这些作品的判断。（我的法语说和写都不错，德语也凑合，而且在学习过程中还经常提炼出用这些语言写成的文学评论理论的观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词语，而且，还能思考。我的这种语言兴趣，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类似和差异的喜欢，激励着我接受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对博尔完全不同的智性“背景”解释的正当性。以我微不足道的体验，我深知语法探索的乐趣，不同的发音和节奏的诱惑。）博尔用非常纯正的学者方式继承掌握了古典阿拉伯语，这又引导他学习了土耳其语，学习了芬兰－乌戈尔语的合成体。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认为，博尔的游历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掌握了这些语言从而被打开的浪漫眼界左右的。他好像连俄语都学习，权当是练习某种新字母，尽管他到过几次圣彼得堡甚至还远赴蒙古。有记载说，他乔装成一个研究宗教史的俄罗斯学生打发时间，这样做的初衷是想在保持这种口语节奏的过程中获取快感。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好像已经掌握了博尔学到的多种语言，他可以自如地用俄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评论，引用像普通的罗马语和德语一样流畅。正是借助自己文本的复杂快感，他才能通过所谓行家的知识传达语言流畅的复杂快感。如果他不能读土耳其文的原稿，就永远不可能有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发现。我忽然想到，我刚写完德斯特里－斯科尔斯那部三卷本著作的提要—众多可能提要之一—从我最初对它们感兴趣的角度，那是一个迫切需要事实—事物—事实—的人的角度。我把这些事实都罗列出来，主要是博尔对其他事实感兴趣的事实。这是我从这份文本中发现的丰富性和奇异性，我依然忠实于自己最初激动的领悟。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从对博尔生平语言形式最基本的重要性的理解中发现了自己的奇思妙想。我可以说在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对事实所做的才华横溢的塑造和组合中找到了自己的聪明想法。但我罗列的那些事实，几乎很少是吸引英国喋喋不休的阶层对传记无度消费的事实。我很少提到博尔的个人生活。他的爱憎、敌友正是读者热衷寻找的，也略去了他（以及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有关拜占庭的艾柯弗拉西斯的推断或者拉格兰勋爵在这个领域的谬误。这本刻板的圣徒传，是托马斯·皮蒂费尔德应遗孀的嘱咐所写的作品，不仅注意到维多利亚人尊重隐私的习俗，而且忌讳提到逝者的疾病。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在我称之为弗洛伊德派传记第一波开始的时候就动手写作了。我所谓的第一波是指那些传记，它们提出假设、明示或者暗示，认为主人公力比多的指向（尤其是无意识和未被承认的指向），是与他或者她的生平有关的唯一重要的东西。心理分析传记的第二波热衷于对相反而且隐蔽的感觉活动进行全面的揭露，因此，“真实”的故事好像常常就是“表面”故事针锋相对的翻版，一个慈爱的父亲必然是一个虐待成性的强奸犯，憎恶和蔑视的对象必然是隐秘的欲望对象，等等。对同一个人可以有两种说法。如果让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考虑一下博尔的弗洛伊德式生活，他一定会刻意排斥这种想法，对此我坚信不疑，理由是他介绍一篇弗洛伊德理论文章时使用的手法，这个手法用得很得体，例如，提到博尔对克己苦修的牧师的厌恶，或者提到无论什么地方他都绝口不提的老处女（至少没有结婚）姑妈西奥朵拉时，他会用到这种手法。这位姑妈从他出生到他结婚后最终断绝关系，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皮蒂菲尔德把这次断绝关系的原因归结为一场财务上的纠纷。并非如此，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记叙了埃尔默·博尔的私生活，尽量忠实于了解到的情况，不作进一步发挥。他本人在这个领域发起的那场重大政变，引起了轩然大波，干得相当漂亮。最初激发是由于博尔用了来自克里米亚期刊中的一个密码隐喻，这个隐喻是他后来发现的，很丰富，在那些抒情诗中比比皆是。这个隐喻就是一只苹果。博尔特别喜欢红苹果和绿苹果之间的反差。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做了个漂亮的统计表，显示了在博尔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中，提到绿苹果、红苹果以及同时提到二者（最常见）的频率。在描述这个谜团解码的过程中，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从平常那种超然的叙述调子（他很幸运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客观性”概念遭到解构）中偏离出来，带上西蒙兹在《寻找科尔沃》（这种类比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自己做的）中表现出的那种亲身介入的主动性和兴奋劲儿。当然，“红苹果”是奥托曼民族的意象，用来表示另外那个，即那个被征服的王国—罗马或者后来的维也纳。拜占庭的基督徒高官也手持红苹果作为官职身份的象征。因此，有一度，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认为对博尔来说，红苹果象征着饥渴的升迁，绿苹果则象征失望的痛苦。直到在海滨住宅，他相信博尔曾经在这里短暂住过，彻底检索过博尔的一个朋友，一位帕夏的土耳其语书信后，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才发现了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红苹果是指一个叫伊尔迪兹的土耳其女子，一位高官的妹妹，她以时髦华丽闻名。绿苹果就是博尔孩提时代心仪的小宝贝伊万杰琳·索尔韦，一个穷困潦倒的福音教派牧师的女儿。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断定博尔在同一年组建了两个家庭，一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古老的红漆木房子里，一个在珀梅罗伊的牧师老宅里。红苹果伊尔迪兹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取了土耳其诗人的名字：内迪姆、福苏利和巴库，伊万杰琳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叫玫瑰、百合、紫罗兰，紫罗兰后来成为牛津女子学院的院长。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指出，虽然博尔跟红苹果的关系是极甜、温暖、圆满、成熟的，与绿苹果的关系也并不消极，但提到让人流口水的酸涩、意想不到的甜上加甜的新鲜、比柔软更可口的坚硬等等时就会想到绿苹果。他还常引用伊万杰琳给她最亲密的朋友波丽·费舍尔的信件（他发现的），信中描述了丈夫长久不在家的各种好处，至少可以减少怀孕的恐惧。还描写了他回家后的欢愉如何更为浓烈。“因为我们都有故事讲给对方听，彼此的神秘会随着日益亲密而淡化，对他来说，从肮脏、富饶的东方归来，我那绿草地上微不足道的生活和干净的衬衫处处都散发着新鲜感，一种乐园般的质地，他说，这些都是因为别离才永保新鲜。”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再次求助《寻找科尔沃》，是在他事无巨细地描写了博尔的失望和英国人对此事的反应之后，他讨论了内迪姆三年后出其不意地回到牧师宅第，这时，内迪姆已经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了。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不无道理地说过，端庄体统绝对禁止记录某个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事件。他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看到这个英俊、黝黑的陌生人带着他的小小旅行包穿过那片苹果树时，这个伤心的未亡人会有何感想呢？”我们不知道内迪姆提前告诉过她，也不知道他没有告知过。我们无法确知内迪姆是否暴露了他和继母以及同父异母妹妹的血缘关系，不过，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谨慎地说，我们必须假定他这样做了，否则他为什么要回来？我们从玫瑰的信中看到，他在牧师宅第里待了一年，从龚古尔兄弟的工作日记（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又一个精彩的意外收获）中了解到，当内迪姆在索邦神学院谋到芬兰－乌戈尔语言教授一职时，玫瑰跟他同往，我们知道，他在芬兰旅行期间玫瑰也同往，这个在他的法国游记中有记录。这本游记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在奥斯陆的一家古旧书店里发现的。现在很难回想起我从理论教育生涯解脱时那种狂热的兴奋状态。对自己崭新的未来我没有采取丝毫行动。我坐在自己那间小公寓里，光着脚走来走去，偶尔赤身裸体，以示自己进入了某种崭新的状态。然而这没有带我接近任何未来。也许因为我的生活就像一段流水的真空管，越来越沉迷于埃尔默·博尔生平那闪光的丰富圆满。同我已放弃的忙碌的生活体系、互相交叉引用的抽象概念相比，这三卷巨著在我心中犹如一个与这个具体世界（回避“真实”这个词向来就是我从过去带来的冲动）接触几乎无法取得的成就。这个具体世界是为了开心和教诲而对事情和事件进行规划的世界。每次重读，我的注意力都会从博大精深的博尔身上向他的那位严谨缜密的传记作家转移。很令人吃惊，博尔居然熟悉地中海地区独蜂的形态学，熟悉土耳其童话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熟悉英国军队补给线的不足。更令人意外的是，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掌握了博尔所知道的一切，而且溯本求源，在必要的时候（而且比较频繁）纠正了他的不少错误。不仅如此，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还能满足读者（就是我）的好奇心，因为他精通的领域比博尔精通或者能够精通的还要多，他具有保罗·安德伍德在霍拉教堂堪称典范的顿悟的优势。他读过很多秘密军事电报，包括有关博尔的活动的电报，这些东西连博尔本人都无缘接触。没错，那种力量，那种勃勃生机，那种最初充满欲望的狂热一瞥，那种最初志在必得的揭秘或者捕获都具有博尔的特点。他是个自由的代理人，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紧步其后尘。（我发现自己在闷热的夏夜，在赤裸放纵的狂荡时刻，一手握着罐啤酒，一手握着《航海者》，嘴里独自不停地吟诵着“国王温塞拉斯”。“留下我的足迹，我的好奇，大胆地踩上去。你会遇到冬季的猖狂，让你的血液微微冻僵。”）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著作可谓变形术的一大奇迹。博尔永远是博尔。可以说连他的十七世纪土耳其语的伯顿版都响彻着博尔式的余音。然而，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又细腻微妙。他可以写得如出自彩陶鉴赏家之手，像个敏捷的战略分析家，像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甚至像乔治·艾略特，这样说挺合适，他对伊万杰琳对博尔各种奇怪的神秘信仰的态度的记述有些可能出自《丹尼尔·德龙达》。我已经指出过，他也可以下笔如出色的文学评论家，指出其他文本中的某些重要语汇和弦外之音。他可以用一个圆熟到家和让人看了陶醉的段落描述出几种外国文化。据我判断，他本人对土耳其公共浴室的描写不是从博尔那里获取的，而是别有来源，或许就是出自他个人的了解。或许就是出自个人亲历的了解，这位面目模糊的作家构建出这幢由形形色色的风格、事实组成的大厦，在看似必要时甚至会用第一人称来写。有时，他好像以为自己在做着熟练工的活儿，不过是在做一份记录而已。有时，你甚至可以说他好像对自己精湛的控制和技艺投去傲慢的一瞥。我幻想他端坐在一张书桌旁，青灯陪伴，熟练地扭着一个鲁比克魔方，要把它拧出某种形状来。有时还幻想出一幅更加复杂的画面，在挑选着小嵌片—蓝色、绿色、象牙色、白色的玻璃，以及金片银片，以不同的角度把这些嵌片放在五颜六色的嵌板上，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折射灯光。这个计划或许是在我的一个梦中油然而生。我不是那种异想天开之徒，而是非常严谨之人。一天早晨，我醒来后心想，“探究一番斯科尔斯·德斯特里也许会非常有趣。”我还模模糊糊记得做过一个穿越斑驳陆离的绿色和金黄色地下水洞探险的梦。隐隐约约记得浮到地面上，看见一幅玻璃球的图案，看见了蓝色、绿色、透明的大海表面上渔民的浮板。“我可以写一部传记，”我心里对自己说，没准声音还挺响亮，“关于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传记。”好像只有传记这种体裁才配献给一个伟大的传记作家，对此从来不曾怀疑过。我已经发现了这种体裁的巨大优越性。我要亲自动笔来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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