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魂灵》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在作者锋利的笔下，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腐化堕落的官吏以及广大农奴的悲惨处境等可怕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杰作，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
本书简介：
《死魂灵》的目标是“从一侧面来表现全俄罗斯”，它的出版“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也使果戈理跻身于世界级经典作家之林。小说通过骗子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以图营利的奇异故事，全方位揭示了帝俄社会的腐败和农奴制没落的真相，由此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俄罗斯心灵的真实状态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剖析和观照。在本书中果戈理善于通过喜剧性的细节来折射生活被肢解、生命被窒息、生存被僵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最出色的表现。
作者简介：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小说家、剧作家。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他被公认为俄罗斯小说之父。主要作品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第一章
在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了一辆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乘坐这种马车的多半是单身汉：退伍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大约百把个农奴的地主啦，总而言之，一切被人叫做中等绅士的那些人。在轻便折篷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他的莅临没有在城里引起任何骚动，没有随伴着发生任何特别事故；只有两个俄国庄稼汉站在旅馆对过的一家小酒店门口，交换了一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仅仅涉及马车，而不是涉及坐在车上的人。“你瞧瞧，”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车轮子！你觉得怎么样，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轮子拉得到还是拉不到？”“能行，”另外一个人答道。“可是我想，到喀山就不行吧？”“到喀山可不行，”另外一个人答道。谈话到此就打住了。此外，当轻便折篷马车驶近旅馆时，迎面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又紧又窄的白斜纹布裤子，一件想赶时髦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用一支土尔出产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年轻人回过头，朝那辆马车瞅了一眼，用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刮掉的帽子，接着又赶他的路了。
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上前来迎接绅士先生的是一个旅馆侍仆，或者如俄国旅馆里通常所称呼的，一个伙计，他动作机灵敏捷到这种程度，连他的脸是什么模样也叫人看不清楚。他一只手拿着餐巾忙忙叨叨地跑出来，整个颀长的身子裹在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里，后身差不多一直顶到后脑勺，他把头发往后一撩，灵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穿过一条木头长廊，领他去看上帝给他安排的卧房。卧房是常见的一种卧房；因为旅馆也是常见的一种旅馆，就是在省城里经常可以遇见的那种，旅客们一昼夜花费两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面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于似的蟑螂，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室，中间往往被一口五屉柜隔开着，隔壁住的一位邻居，虽说是一个沉默而又文静的人，却非常好奇，一心想探知新来客人的一切细节。旅馆的正面和它的内部倒也相称：长长的，有两层楼；底层没有抹泥灰，露出了深红色的砖头，砖头本来就有点脏，几经严寒酷暑，颜色越加灰暗发乌了；上层照例抹着黄漆；下面是一排卖马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在旮旯儿里的一家铺子里，或者不如说是在窗口里，端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小贩，身旁摆着一只赤铜制的茶炊，小贩的脸红得跟茶炊一样，远远望过去，竞像是窗台上摆着两只茶炊，如果其中的一只不是缀有漆黑漆黑的胡子，简直就区分不出来。
当过路绅士察看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搬进屋里来了：首先是一只有点磨损了的、说明已经不止一次经过长途跋涉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是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脸相有点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跟在箱子之后搬进来的，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这一切东西都搬进来了之后，马车夫谢里方跑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而听差彼得卢什卡就在小小的前厅，一间黑沉沉的狗窝般的小屋里，开始安置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也带进了自己身上的一股子气味，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满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口袋也给染上了。在这间小屋里，他把一张狭窄的三只脚的床靠墙放稳，再铺上他从旅馆主人那儿要来的一条小小的垫褥般的东西，这东西又薄又扁，有如一张薄饼，恐怕油腻得也不亚于一张薄饼。
当仆人们张罗、忙乱着的时候，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旅客都知道得很清楚：总是那么几堵涂过光漆的墙，墙的上部被烟草的烟雾熏得发黑，下部被各种各样过路客人，特别是当地商人的背脊磨得发亮，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都要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总有一盏熏黑了的枝形吊灯，灯架下面垂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每当伙计灵巧地托着叠满多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的茶碗的托盘，跑过铺在地板上的磨损了的漆布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就也都跟着跳动起来，叮叮当当地磕响起来；挂满整个墙壁的总是那么几幅油画，——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旅馆里常见之物；差异只不过在于：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个仙女，一对乳房如此之大，想必是读者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不过，这种造物的恶作剧在各种各样历史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历史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打从哪儿，由谁带进了我们的俄罗斯，有时甚至还是我们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富贵人，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说，在意大利大批买下来的哩。绅士脱掉了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毛线织的花花绿绿的围巾，凡是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是由妻子亲手给织的，一边织一边还细语温存地告诫说，该怎样围才暖和，至于单身汉呢，那就说不准是谁织的啦，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之后，就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旅馆里通常有的各种各样菜肴，譬如说：好几个星期来就为过路客人保存好的菜汤加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常备不缺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当给他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仆，或者说是伙计，扯起各种各样的废话来：以前开这家旅馆的是谁，现在的东家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是不是一个大坏蛋，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是一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或者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不跟仆人攀谈几句，在旅馆里是吃不下饭的，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开一下仆人的玩笑。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如果说不上非常关切的话：谁有多少魂灵，住得离城多少远，甚至问到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这一切询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确周到，简直不像是仅仅出于好奇。绅士在举止之间自有一种庄重威严的神气，连擤起鼻子来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有什么诀窍，不过只听见他的鼻子发出像吹喇叭一样的响声。可是，这一显见是无足轻重的特点却给他赢得了旅馆侍仆的无上尊敬，每当侍仆听到这种响声，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腰，弯倒着头，问道：要不要什么东西吗？吃过饭之后，绅士喝了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把一只靠垫塞在背后，在俄国旅馆里，靠垫里塞的不是柔软轻松的羊毛，却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硬邦邦的东西。这时候，他开始打起哈欠来，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没有多久就睡熟了，一口气睡了两个钟头。醒来之后，他应旅馆侍仆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按规矩送警察局备案。伙计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纸片上的二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伙计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仔细辨认纸片上的名字的时候，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察看城市去了。显然，这城市使他感到挺满意，因为他发现这城市无论如何不比其他省城稍形逊色：砖房的黄色油漆极其鲜明触目，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暗沉沉的，显得谦恭朴素。房子有一层的，两层的，和一层半的，都千篇一律地附有省城建筑师认为是挺美观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有些地方像是孤零零地被扔在荒野似的广阔街道和渺无穷尽的木头栅栏之中；有些地方又拥挤成一簇，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扑进眼帘的是一块块被雨水淋洗得几乎褪尽颜色的招牌，上面画的不是小甜面包就是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着一条蓝裤子，下面还写上了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有一家商店出售鸭舌帽和制服帽，标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的字样；又有一家店门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站着两个打台球的人，都穿着燕尾服，就是在我们戏院里等演到最后一幕时才姗姗来迟的看客们所穿的那一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被画成用台球杆在瞄准目标的样子，两条胳膊有点往后缩，两条腿弯着，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架势。图下面写明：“台球房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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