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的价值，首先是历史的价值。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关于文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如何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非常重要的范例。如果没有《瞻对》，阿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有了《瞻对》，我觉得阿来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作家，是一个在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我说真正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是指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整个书写，不仅是我们所说的个人的创作，同时变成对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书写。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学，以及世界文化中，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作家。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两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文学评论家解玺璋
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而在于一个优秀作家如何打造一部优秀作品，在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里注入经典的品质。这部作品虽然有着相当突出的传奇色彩，但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人文地理民俗风情以及国家地区档案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传奇只是表面的，深层结构是历史和文化。
——《文艺报》副主编木弓
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康巴传奇》，是近年来“非虚构创作潮”的重要收获，是历史纪实文学的一个示范性文本。这部作品对于阿来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阿来从虚构文体转向非虚构创作探索与尝试取得的突出成就。《瞻对》描写的是一段历史往事，但却可以作为我们今日处理治藏方略、民族关系、民族与宗教、权力的阳光运行等诸多现实问题的一面有益的镜子，其价值已大大溢出了文学。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
《瞻对》的价值，首先是历史的价值。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关于文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如何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非常重要的范例。如果没有《瞻对》，阿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有了《瞻对》，我觉得阿来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作家，是一个在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我说真正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是指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整个书写，不仅是我们所说的个人的创作，同时变成对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书写。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学，以及世界文化中，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作家。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人民文学》在授予它2013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两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文学评论家解玺璋
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而在于一个优秀作家如何打造一部优秀作品，在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里注入经典的品质。这部作品虽然有着相当突出的传奇色彩，但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人文地理民俗风情以及国家地区档案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传奇只是表面的，深层结构是历史和文化。
——《文艺报》副主编木弓
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康巴传奇》，是近年来“非虚构创作潮”的重要收获，是历史纪实文学的一个示范性文本。这部作品对于阿来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阿来从虚构文体转向非虚构创作探索与尝试取得的突出成就。《瞻对》描写的是一段历史往事，但却可以作为我们今日处理治藏方略、民族关系、民族与宗教、权力的阳光运行等诸多现实问题的一面有益的镜子，其价值已大大溢出了文学。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瞻对》这个铁疙瘩的融化，我们咀嚼到深刻的历史意味，感受到阿来对民族和祖国的大爱，感动于他的真知灼见和赤子之心。他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及对文学的神圣感，长达数年潜心于浩瀚的史料，经历深入的田野调查，所完成的这部著作，对于今天的民族进步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将有待读者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
一个民风雄强、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已经散落在记忆深处；一段漫长、复杂而坎坷的民族融合史，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作为川属藏民的后代，阿来通过自己的反思和重审，再度重构了这段历史。它是瞻对的精神秘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中国人的精神秘史。
——洪治纲（文学评论家）
本书简介：
从雍正八年（1730）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政府七次用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而后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等外部势力，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搅得风生水起——
这就是瞻对。
瞻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地处康巴。康巴人向来强悍，而瞻对人在康巴人中更以强悍著称。当地人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
阿来积五年之力重磅新作，引爆大众舆论关注，入选2014年度“中国好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亚洲周刊》2014年十大好书、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年度十大好书、新浪中国好书榜、《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图书、凤凰好书榜100本好书、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朱维群称赞：这实际上是政治教科书——
这就是《瞻对》。
本书以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进行历史钩沉，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并借此传达了作者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
这是一段坎坷的民族融合史，一个传奇部落的前世今生，是继《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藏地史诗。
你不是在阅读历史，而是在阅读现实。
作者简介：
阿来（1959年－），男，藏族，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3月，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散文《大地的阶梯》等。
目录：
，里面可以查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现在人们可以公平发表在网络上，这样的状态带来了便利，但同时容易使人们降低标准、放弃标准，这两者是可能的，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降低自己的标准。这也是我的期望，我希望文学的高标准没有消失，仍然存在，被追求和看重。
读书报：现在文学与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您怎么看?
阿来：我做出版会考虑市场要素，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写作时和市场是隔离的，写作就是充分表达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和看法。完全让自己的作品去迎合市场很难，但我对文化转化为财富很感兴趣。文学给我的回报已经大大超出我的期待。一是来自金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途径，找到了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铁疙瘩咋融化
读书报：《瞻对》的创作，您做了大量考证，但有些东西最终仍然得不出确定的结论。所以我觉得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呈现，将史实和民间传说一并呈现出来。这样的创作过程顺畅吗?
阿来：我为什么写作?其实是希望自己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能够有所解答。做调查、研究理论问题、包括写作，都是为了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写作没有解决我对社会历史的某种疑问，那么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
《瞻对》也是如此。这些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也是对国家大一统的挑战。这个问题，是现在有还是过去就有值得我们研究。过去有的话，民间是怎么对待的，官方又是怎么对待的?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很多时候对于中国的问题解答过于宏观，而文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对于瞻对，当地人也自诩为“铁疙瘩”，但是用了两百年时间，铁疙瘩也终于融化了。
读书报：近几年的写作，从《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题材看，您一直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往返穿梭。
阿来：基本上是写一部历史题材再写一部现实题材，不是我在寻找题材，而是线索之间的牵连，会带出来新的题材。《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空山》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写完之后，觉得更遥远的历史和现实一定有某种关联，就写了《格萨尔王》。《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特别是藏区不安定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本书，我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如果读者愿意阅读，我也很高兴分享。
坐汽车的人和骑马的人
读书报：您最早起意写《瞻对》，是计划写小说，为什么变成非虚构了?
阿来：当年写《格萨尔王》，我到处搜集口传史料，不止是格萨尔，我对其他很多地方感兴趣，后来确定从瞻对切入。清代档案齐全，包括史书、官方材料和口传材料。清代六次用兵瞻对，我从几十本材料中梳理，互相补充，尽量还原历史。当我掌握了那么多材料，我发现用不着虚构，只需要找到思路串联起这些素材就成立了。过于真实的东西，虚构反而显得苍白虚假。
读书报：那么非虚构处理起来是否更容易些?
阿来：光是找材料就不容易。地方性的材料不是正式出版物，图书馆不会有。每去一处，我都会找来地方县志。即使是书面材料，官样文章也会说假话，还有一些亲历者事后的记叙，都需要对比分析。当事者角度不同，记录完全不同。从《尘埃落定》开始我就长期关注、研究地方史，但凡跟汉藏有关的，尤其是微观的地方史，我都很留心，日积月累，在搜集材料上也有了一些心得，不那么盲目。如果从来不用心，突发奇想要写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可能更麻烦。
读书报：从雍正写起，梳理两百年的瞻对之战，您不断地发现老故事中重复出现的新问题。那么取舍标准是什么?
阿来：大的历史脉络和故事建构都在，对照着根据最合理的说法整理史实，用我的思想串联起来。不一定是文学需要这么做，历史也是这样。一梳理我发现都是老故事，不同的是故事的角色在变化。这次是雍正，下次乾隆，处理事情的方法、动机和模式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还会看到，今天这种模式在对立的双方之间仍在继续，今天坐汽车的人和当年骑马的人思路是一样的;今天电子邮件传输的内容，和骑着快马传递汇报的材料是一样的。
探访历史发生地
读书报：一个人的书写能起多大作用?这样的写作是否也很冒险———离开读者已经熟悉的叙事手法，不见得完全被接受。
阿来：想到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给自己找借口逃避写作。我自己要解决的是面对强烈的现实刺激时的反思和梳理。
面对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文学书写怎么能够假装歌舞升平?面临这样的现实，市场完全不重要。
读书报：探访历史发生地是很辛苦的，是怎样的动力使您完成这部作品?在寻访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些喜出望外的发现?
阿来：这个时间太漫长，不可能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当然得到新材料，听到新说法，有些新领悟是很兴奋的。光绪年间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充分注意到不论是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无论地理还是文化，都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西藏面临危机，四川也不得安定，为消弭冲突，丁宝桢派员会同各土司勘定边界，立碑标记。到底有没有此事，我一直怀有疑问，寻访过何处有无当年标出各土司边界的石碑或碑文，都没找到答案。
今年我去新龙访瞻对旧事时路过甘孜县，即当年的霍尔五土司地面，县里领导请我吃饭，并请了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和文化局长作陪。饭间自然聊起土司时代旧事。文化局长说，前些年他们局新修宿舍，在院中挖出石碑，准备把拓片送到四川大学鉴定。就在县文化局一个单元门楼梯拐角下，那石碑横着靠在墙边。我吹了吹灰，趴在地上一看，上面碑文清晰可见，正是当年丁宝桢主政四川时，勘定各土司边界时所立界碑。听他们说，是50年代县文化馆的人在新龙与甘孜交界处的山梁上发现了碑，移到山下，存放在文化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石碑无字的一面刻上毛主席语录，立在院中，后来荒草蔓生，人事更迭，这石碑再无人过问。前些年修建楼房，才又重见天日。因此知道，丁宝桢任内勘定各土司边界，以防纷争不是虚文。
读书报：寻访是通过什么渠道?
阿来：访问百姓。太依赖官方也有问题，百姓和官方有距离。如果完全通过官方的渠道，调查得来真话的几率少一些，所以有时候需要刻意规避官方关照，找民间的朋友，是为了听到更多的声音。
读书报：听说在寻访的过程中，您从僧人手里拿到了很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书中有多少引用?
阿来：经过打听，我从僧人手里拿到一些材料，自己掏钱请藏文好的人翻译，发现一份材料没有开头，就问怎么从半中腰开始?回答说这些书经常拿出来晒，前面的被羊吃了。
掌握尽可能多的材料，互相之间可以有参照，会发现藏文材料是感情倾向的，不同的记录情感立场都不同。
我说历史就是这样
读书报：《瞻对》完成后有何反馈?
阿来：一些藏族人看了很愤怒，问：瞻对怎么被你写成这样?我说历史就是这样。祖先的口传是虚构，文学虚构可以，历史不可以虚构。市场化是希望一本书讨所有人的好，但是文学从古到今不是这样，很多作家是不讨好的。我也没有想要与天下人为敌，如果书写的内容决定必须这么写，我也顾不得其他了。
读书报：您觉得现在的写作，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是越写越好吗?
阿来：不是越写越好，是写作带着我从历史到现实有了越来越深广的联系，这是我希望写作把我带入的一个境界，我达到了。对历史的认知和现实的接触，从一点上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深入。写作是我深入世界的路径，我用自己的方式把世界打开了，这样的人生有意义，我才成为作家，不然我可能是小山村里放羊的，最多是“最美乡村教师”之一。
读书报：您的写作特别自如。这种状态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吧?
阿来：我在30岁那年出版了两部作品：小说集被纳入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家出版社)，另一个是四川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应该很高兴，但是拿到这两本书我突然觉得空虚，我看到的文坛现象是，大部分写作者是在写作而已，如果我也这样，从此后也走上这样一条写作之路，吭哧吭哧写一本，再写一本，有多大意义?我记萨特说过，他也想舒舒服服写一本书，但是，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这使他的写作和国家的宏大前程有了关联。
80年代末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使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跟你有关。我对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有三四年时间再也没有写作，这样写下去怎么行?我问自己：这么写作有意思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读书，二是旅行。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困惑了三四年，写出了《尘埃落定》。我曾经想过，如果写作还是原来的状态，我就不再写作，做一个很好的读者也不错，世界上可做的事情很多。
读书报：但是《尘埃落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否坚定了您在写作上的信心?
阿来：此后的七八年我又没写，我办杂志去了。获茅奖后《时代周刊》的记者来拍照，看到我在书市上忙着布展推销新杂志，说看上去在新杂志比得茅奖更重要。我说那是当然。《尘埃落定》出版后很多人来找我想要下一步作品，我说写作没那么要紧。差不多十年后，我才写了《遥远的温泉》，再往下是《空山》。
读书报：您当年做《科幻世界》杂志的时候，科幻小说好像没有被充分认识。
阿来：那个时候主流文学界对类型小说有偏见，类型小说也只有武侠和言情。我们还缺乏原创性的科学思想，缺少宏大想像的人，大部分写科幻小说的人，还是在网络里头谈恋爱，到了外星还是谈恋爱。今天看来很多好的文学是类型小说，《红楼梦》是言情小说，《聊斋志异》是鬼故事，但是好的类型文学一定是超越类型的。（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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