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叶辛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既有反映知青们下乡初吋的《泛滥的樱桃湾》、《山乡纪事》等作品；又有充满感情的回述如《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月亮潭情案》；还有描绘知青们返城以后各种命运的《返回的青春》、《倏忽的烟云》等。无论是较长的中篇小说，还是令人深长思之的短篇小说，都展示了一代人青春岁月里爱与限、美与丑、真与假、情与欲的剧烈碰撞。情感的嬗变仿佛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苦涩的青春也令人产生几多的回味、咀嚼和反思。
作者简介：
叶辛（1949-），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1990年回到上海。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7年发表
目录：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泛滥的樱桃湾
记忆中的白鸽花
位置
追回的青春
山乡纪事
朦胧的黄昏
两个感悟冒险者的命运
拜访
倏忽的烟云
月亮潭情案
后记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永远保持“谜”一样的状态。——蒋子龙有人说，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荒谬的，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密密的树林、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给了知青泛滥的樱桃湾
金秋舞会的音乐又响起来了，从铁门栅栏望进去，一对对舞伴在乐曲声中翩翩起舞，轻盈而又潇洒。从舞场中心拉向四边去的一条条彩带，在绕场彩灯的映照下，绚丽夺目，很有点儿节日气氛。
多欢乐的场面啊！真感谢体委的同志干了这么一件好事。虽然真正下场子跳的还不足一百对，使这偌大的旱冰场里显得有些疏落。但瞧瞧吧，买了票进场，站在旱冰场四周观望的人，有多少啊，把四周所有的空位置都占满了。
热心的高家伯妈不也是这么说的嘛：“不会跳，去看看也好嘛！主要是借这个机会，同人家姑娘接触，有个互相了解、熟悉的地方。双方都中意了，一道下场子学着跳，更好！”
好是好。只是，舞会开场都已经二十分钟了，她为什么还不来呢？
我手里拿着高家伯妈塞给我的两张舞会票，还有一张《人民日报》，这是我同女方相认的标记。她要是来了，红色手提包口，也该插着一张同样的报纸。
没有拎手提包的姑娘走来，更没人带张报纸进场，我有点怅然若失地在城南旱冰场的门口徘徊着、徘徊着。
看起来，我的恋爱注定了是不会顺利的，大学毕业以后，经人介绍同我相识的姑娘，少说也有十来个了，可一接触下来，不是我嫌人家丑、嫌人家浅薄无知，就是人家嫌我孤傲、没有热情。有位姑娘在同我接触过两次之后，让介绍人传过一句话来，说我不是人，是“冷水壶”，直让我伤心了一个多星期。天地良心，这位姑娘长得纤弱娇美，又是工厂里的描图员，我对她是有几分意思的。可为啥，人家偏偏……唉，怪只怪我的性情太孤僻了。
今晚上这位，据高家伯妈讲，也是十分理想的姑娘，不论是相貌、家庭背景、经济收入、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令人羡慕的。只是，她为啥还不来呢？
音乐声停息了片刻，重又奏了起来。这回是节奏明快、深含感情的“哦，卡罗……”。
我不由得焦灼地仰起了脸，朝着通市中心的那条林阴道望去。倒不是我把那位还没露面的姑娘当成了情人。而是我在忖度，到了八点钟，我还该不该等下去。孤零零地站在大铁门外头，听着舞场上传出的乐曲和欢声笑语，实在不是个滋味。
有个人从我身后走来了，离得那么近，我满怀希望地一转身，哦，不是，她没拎红色提包，更没带《人民日报》，倒是同一个头十岁的孩子双双走来。她不是我要等候的人。
我自自然然地把目光错开去，心里在怪自己转身转得快了一点。刚把目光错开，我忽又觉得，这带着孩子的妇女，似在哪里见过的。是在哪儿见过呢……
“唷，这不是达非吗！”
我叫钟弘思，小名叫达非。在这内地省城的马路上，竟然有人叫出我在上海青少年时代的小名，让我大大吃了一惊。
我定睛望去。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脸，舞场里映出的灯光似在她脸上镀了层釉，红润润地泛着光。她有一双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目光柔和温顺，即使没戴眼镜，但从她费劲地眨动着眼睫毛瞅人的神情，也能看出她是近视眼。她在微笑，五官端正的脸庞显得平平常常，太平常了。可就在她微笑起来的这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丁。
“你……你是、是邵苓？”
“认不出了？我真老得那么快吗？”她淡淡一笑，情不自禁伸手拂了一下后脑勺上的发梢。
“呃……哦、哦……”我愣怔着，一句话也说不全了。模样儿势必是挺滑稽可笑的。
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惶惑和狼狈，重重地盯我一眼，安抚般把话题岔开去：
“你在这里干啥呀？”说着，她转过半边脸去，目光在墙上巴的舞会海报上停留了片刻。
“等……等一位朋友……”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女……女朋……”
“这么说，”她疑讶地扬起了两条短短的，并不秀气的眉毛，“你还没对象？”
“嗯。”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被踢进了墙角落，答话的语气轻得只有自己才能听见。
也就在这时，我懊恼地瞪了她一眼，她为啥一见面就问出令我如此难堪的话题呢？但一眼看到她目光深处露出的忧郁的、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的气恼亦随即消逝了。
仲秋夜的暖风吹过来，我们俩伫立着，一句客套话也憋不出来。旱冰场里，乐队奏出的舞曲，带点喧嘈地直刺我的耳朵。
和邵苓同行的男孩子使劲扯了扯她的衣襟，她惶悚地用眼角瞥了他一眼，然后面向我，脸上浮起勉强的笑，柔声对我道：
“达非，你现在住哪儿？我有空去看你。”
我东摸西摸掏出一张纸，给她写下我单身居住的地址。
她接过地址，局促不安地向我道了声别，拉着孩子的手，匆匆地拐过一个弯，沿着环城路走去。
我不由自主地望着她的背影，逐渐逐渐消失在环城路尽头的梧桐树阴影里。
八点过五分。
我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手里两张金秋舞会票，被我撕成碎片，撒落在地上。作为相识标记的《人民日报》，也被我折叠起来，塞进了外衣口袋。
遇见了邵苓，我再也没有等待那位姑娘的心思。幸好她没有来，要不，我真不知自己将会以何种面目对待她，也许还会惹出一场麻烦，让热心的高家伯妈难堪。
我信步顺着林阴道走去，脚不时踩着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白天下过一场大雨，风雨刮落下无数张枯叶，清道工没有及时把树叶扫去，走起路来挺费事儿。一阵风吹来，有一张树叶被风拂起，巴在我左膝上，我都没想到把它抖落下去。
前面是一幢半年前竣工的六层楼宿舍，现在每一个单元都住了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里，此刻都开着灯。我记得，仅仅只是在两年前，这一带还是整片整片不堪目睹的两层楼住宅，薄板房，纸筋石灰糊壁的小木楼，自建的平顶水泥屋，高高低低，凹凸不平，这家的门紧紧顶着那家的窗户，那一家的屋脊又紧压着第三户的阁楼。而如今，这一切全让六层楼宿舍代替了，一排排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把半边马路都映得亮堂堂的。从一家三层楼的窗户里，传出了行腔从容、吐字清晰的歌声：
昨天，我的烦恼好像一去无踪，
可现在又仿佛停留不去，
啊，我相信昨天。
突然，我好像失魂落魄，
有一个阴影笼罩着我
平时，我是无暇倾听这一类流行歌曲的，这会儿，无意间听到的这几句歌词，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不是嘛，之所以会对介绍给我的对象横挑鼻子竖挑眼，之所以常常在与姑娘幽会时心不在焉，之所以让人觉得我像个“冷水壶”，都是因为有一个昨天的阴影笼罩着我，都是因为邵苓，常常会像幽灵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牵萦着我的情思，使我情不自禁的把每一位新相识的女性和她相比较。而一作比较，我往往会对新识的姑娘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腻味和厌烦情绪，我往往会……哦，昨天……
昨天，爱情是多么轻易和有趣，
而现在我却要躲躲藏藏，
这多么像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一阵颓丧随着歌声袭来，我茫茫然地走着，走着，巴在膝上的树叶不知啥时落下了，我竟然没觉察。
是的，我和邵苓……这是一个奇特而怪诞的故事，但它恰恰又是那么真实可信，像烙印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一
插队落户时，我在煤窑上当过一阵会计。大约是我太认真负责了，大队主任给我调了一个比会计职务更清闲的工作，去樱桃湾旁的斗篷山上看守菌棚。他咧开大嘴，笑微微地扳住我的肩，既像是鼓励又像是恩赐似的说：
“去吧，你一定会干得很好的。像在煤窑上当会计一样，得到大伙儿的赞扬。”
听了他的话，我是高高兴兴地扛着铺盖卷儿，带一支我还不会打的猎枪，到斗篷山岭腰间的菌棚里来的。只要大队主任说我表现好，其他人怎么讲我，我就不在乎了。我是个上海知识青年，到五千里之遥的偏僻山寨上来，为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农村大学的毕业证书。一旦有了机会，我就可以进工厂、当商店营业员，或是被推荐去读书。要是大队主任说我不行，那么，我这一辈子就绝无出头之日了。
倒不是我爱哕嗦，在大队主任正式调动我的工作之前，我们知青点集体户里，消息早传开了。有人说，我这个人办事太死板，把寨上有权势的人物得罪了，非倒霉不可。有人说，瞧着吧，达非这会儿准要给调离煤窑，仍旧和大伙儿一块下田土干活，甚至还会给派个更苦的活呢。知青之间讲话不避忌讳，好些话是当着我面说的，弄得我好几宿都睡不好觉。说穿了，我啥坏事也没干啊，有一回队长去煤场上拖了四马车煤，我照规矩给他记在账上，以便秋收结算时，给他扣除煤款。还有一回大队会计的小舅子，人称“烂母狗”的范效龙到煤场上来借款，开口就要三百元，这不符合大队会计亲口给我定下的规矩，我婉言拒绝了。那小舅子也识趣，既没跟我闹，也没同我吵，只是嘻嘻嘻朝我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可寨子上偏偏有人说，我这人办事不灵活，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给人家把煤窑会计的职务抹去不可。我的心头，也被人说得忐忑不安起来了。
这回好了，煤窑会计职务虽然抹去了，可派给我的活儿，比当那随时可能得罪人的会计更舒适——看守斗篷山岭腰间的菌棚。
在我插队落户的斗篷寨团转山岭里，盛产各式各样的蘑菇香菌，可好吃啦！雨天不出工时，我们这帮好嬉好耍，还不脱学生气的知识青年，常常会呼伴结群到山岭上青梱林子里去捡新鲜的菌子，插队一年多了，我们都能认出些菌类来了，啥子鸡丝菌、冬菌、山塔菌，种类多着哪！特别是在那整年累月让轻纱似的雾岚萦绕着的斗篷山上，更是遍坡都能见到菌子，俯拾皆是。我们仅仅插队一年多，竟全都吃厌了！
年年农闲时节的冬末春初，斗篷寨上出工干活，就是捡菌子。捡来了一提篮一提篮、一背篼一背篼的香菌，全部都铺展在菌棚里阴干，据说这么阴干，要比太阳晒干、比用火烘干，味道鲜美得多，也醇得多。
我新被派去干的活，就是守着一溜三大通间菌棚，防止坏人偷盗，防止野兽进去屙屎拉尿糟蹋菌子。遇到晴和风顺的日子，我的任务就是把遮着竹篾壁斗的草帘子掀起来，让阵阵山风透过稀疏的篾缝吹进去。可以说，这活路轻巧极了，比起一刻不能离开的煤窑会计职务，更是松闲舒适得多。
原先，这个活是斗篷寨上那个躋腿的白胡子老汉在干，听说他从合作化那年就干起的，一直干到去年。什么预感也没有，躋腿老汉在过新年时，喝着喝着酒，陡地一翻白眼，仰面朝天倒下去，死了。寨上的人都说他有福，临死在喝酒，是个饱腹之人。我接手看菌棚之前，斗篷寨上是一家一户轮流看菌棚。这一轮流不要紧，棚里的菌子却是一天少似一天，于是乎斗篷寨上的大、小队干部们，想到了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知青，不会往集体户里偷菌子，更不会私自拿了干菌子去收购站卖，要是一卖，准会被发觉。
这个美差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开头几天，我真是满足，真是优哉游哉，建在岭腰间的菌棚，离斗篷寨有十三四里山路，开春农忙时节，寨上人哪个也不会跑到这儿来，天地之间就我一个人，真可谓天高皇帝远，哪个也管不到我的脑壳上。我可以尽情地散步，尽兴地看书，或是拉开我的嗓门，唱几首我喜爱的歌，并且可以不必担心这些歌是不是属于封、资、修的黑货。因为除了我自己，倾听我歌声的，就是山山岭岭间的雀儿和草丛里的野兔、松鼠、小虫子了。
可是开初的三四天一过去，我就发现看守菌棚这活儿并不似想象的那么富于诗情画意了。首先是夜晚不好消磨，特别是雨天的夜晚，天早早地黑尽了，我的那一小间紧挨着菌棚搭起的小茅屋里，冷飕飕的，非得烤火才能坐得住。可一烧火，满屋都是烟，呛得人眼睛、鼻孔、嗓子眼里都不好受。我毕竟不是道道地地的农民，烧火技术也不佳，火星子满天乱飞，万一溅到茅屋顶上烧起来，那可不得了。不烤火，呆坐着又冷，唯一的办法只有蜷起身子钻进被窝里，翻翻书，倾听一下屋外的风声、雨声。时间太早，实在睡不着，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我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啊，每一个青年人身上都有的那股生命的热浪时时在袭击着我，使我久久地不能安睡。有几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里又被噩梦惊醒。醒来之后，我睁大两眼，瞅着漆黑一团的茅屋，想着梦境里听到的狼嚎、虎啸和豹子的嗥叫，我不寒而栗。细细谛听呢，田野里又啥子声音都没有，寂静、寂静、寂静得令人可怖。
如果说夜晚显得难熬的话，白天就更乏味了。最初那几天，我因为不习惯，光是整一日三餐伙食，也得耗去不少时间，捡干柴，点火，淘米，找可吃的菜。逐渐逐渐地，我拾到的干柴已足够我烧几个月了，今日吃面条，明日下河捕鱼，第三天拿起那杆猎枪，满山遍野地去追逐野兔子，由于没事儿就拿起火铳枪来练瞄准，我的枪法真还有准头，隔个几天，总能让我打到一只肥肥实实的野兔，美美地吃上两二天。加上我来看菌棚时，把上海家里寄来的咸肉、香肠、午餐肉罐头、凤尾鱼之类，通通带上了山，每天弄三顿饭吃，对我来说成了易如反掌的事。
吃饱了饭，又必须留在菌棚团转，那真是再乏味也没有了。我常常痴痴地凝视着阳光透过繁茂的大树射下来的道道光束，观察那光和色的细微变化；我常常跑到离菌棚不远的松林里，试图一睹老蛇吞吃松鼠的惊险画面，为此我可以等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半天；要不，我捡来一大堆石块，朝着深谷里一次又一次地锻炼自己的臂力，看能否把石块扔到屏风般的山崖上去；只要出太阳，我就必然跑到草坡上，仰面朝天、叉腿舒臂地躺着，瞅着群峰、瞅着树巅，望着蓝天上的白云，直看得头昏眼花、晕头转向时，一闭眼，翻过身去就睡。即使是这样，我还有好多时间无法消磨。我常常在想那个死去了的躋腿老汉，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看守了几十年的菌棚，怎么把时间打发过去的呀？他说不说话，和谁去讲话呀？
离开菌棚约摸半里地，有一条盘山绕坡流过来的河，这条河有个怪诞的名字，叫作打郎河。打郎河流到斗篷山坡脚这里，像鸡肠子似的，拐了好几个弯，当地人又给这一带河湾呼了个动听的名字——樱桃湾。年年春汛河水泛滥的时候，樱桃湾河面上，波推浪涌，四处漫溢，气势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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