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鸿篇巨制。它以东西两德重新统一这一政治事变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及其周围几个人的经历和回忆，对德国上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尤其是对1989年那场发生在德国的巨大变革进行了真实的反映和深刻的反思。
二战时期冯提作为战地记者去前线采访，认识了法国姑娘玛尔塔，在她的影响下参加了抵抗运动的电台工作。战后冯提在苏占区任小学教师，协助政府做思想教育工怍，多次受到表彰，但后来因鼓吹自由的越轨行为，尤其在其三个儿子“叛逃西方”后，在党内受到清洗，并被辞退。两德统一后他又受到重用，被托管局聘为顾问；此时他不由发出了一声“我们的共和国完了”的叹息，表达了对工农政权的恋恋不合之情。在国会大厦前庆祝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欢呼声中，人们又听到了冯提“满月好，可是残月更好”的不和谐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流逝，冯提对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失望也与日俱增。来自西部的财阀们打着“清理”的旗号，大肆巧取豪夺，还让冯提任职的托管局将成千上万的东部公民推上街头，迫使他们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在人们心中“清理”成了“谋杀”的代名词。此时冯提又接受了一项新任磊去寻找一种新的名词来替代臭名昭著的“清理”一词。冯提这才有所醒悟：人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原来就是这样的！之后，他同法国的外孙女一起悄然逃出柏林，驾车向一个辽阔的原野疾驶而去。
目录：
译本序
第一部
一、在界墙啄木鸟群中
二、近乎苏格兰情调
三、如同出自利贝曼之手
四、念几次主祷文那么久
五、坐在长沙发上
六、在鸭群中有一只凤头
七、在双人墓穴板前
八、花费坚挺的货币，踏上童话般的旅途
第二部
九、这是些敏感的问题
十、为什么扯无名指
十一、用削尖的铅笔
十二、在中国地毯上译本序
第一部
一、在界墙啄木鸟群中
二、近乎苏格兰情调
三、如同出自利贝曼之手
四、念几次主祷文那么久
五、坐在长沙发上
六、在鸭群中有一只凤头
七、在双人墓穴板前
八、花费坚挺的货币，踏上童话般的旅途
第二部
九、这是些敏感的问题
十、为什么扯无名指
十一、用削尖的铅笔
十二、在中国地毯上
十三、关于信仰价值的汇价
十四、玛尔塔的婚礼
十五、新娘为什么哭泣
第三部
十六、到施特拉尔松去，继续往前走
十七、岛上来客
十八、踩水时
十九、独自在船上
二十、交换位置
二十一、划船闲聊
二十二、三个人在小船上
二十三、欢乐！欢乐！
第四部
二十四、一座又一座桥梁
二十五、面临深渊
二十六、一个有桌子的房间
二十七、在托管局上班
二十八、站到纪念碑前
二十九、在纪念碑上对下面讲话
三十、不止一次谋杀
三十一、弗吕奥夫太太那些植物
三十二、寻找一个词
第五部
三十三、一场虚惊
三十四、受到轮流护理
三十五、死者的遗骸
三十六、各种不同的火灾，或者说：谁玩的火？
三十七、多少有点幸运一、在界墙啄木鸟群中
我们档案馆的人都叫他冯提。可不是嘛，很多在路上遇到他的人都说：“喂，冯提呀，又收到从弗里德兰德来的信啦？千金小姐怎么样？不只是普伦茨劳贝格，而是到处都在传梅特结婚的事情。冯提，这是怎么回事？”
就连他那白日夜晚寸步不离的影子也叫道：“不，冯提！那是在为革命四处漂泊的前几年，当时您在暗淡的灯光下，给您的隧道文学社社友表演苏格兰民谣，一首叙事谣曲……”
得承认，这听起来是在胡扯，就像霍尼或者戈尔比一样，可是在冯提那儿，就得如此。甚至就连他那结尾时用y的愿望，我们也得盖上胡格诺教派的公章加以确认。
从证件上看，他叫特奥·武特克，可是因为他出生在诺伊鲁平，特别是因为他出生于1919年除夕的前一天，所以能够找到足够的材料，反映出一个穷愁潦倒者的艰辛。只是在很久之后，人们才在背地里谈论他的声誉，而且后来又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们用冯提的话来讲，把这座纪念碑叫做“坐式青铜制品”。
不是考虑到死亡和墓碑，更确切地说，是受到整体形象的大型纪念碑的驱使。他当孩子时经常独自一人，有时候拉着父亲的手，站在这座纪念碑前。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武特克——不管是作为文科中学学生，也不管是穿着空军蓝的衣服——已经对于死后在后代人记忆中的永世长存耳熟能详，于是，这位上了年岁的武特克，这位自从为文化协会做巡回报告起就冠以“冯提”这一称呼的武特克，便有了大量可以随时引用的名言。所有的名言都很贴切，这使他在各种闲聊圈子里都能充当发起人。
他谈到“我那非常有名的梨子叙事谣曲”，谈到“我的格蕾特·明德和她的那次火灾”。他一再谈到艾菲，而且把她称作“空气的女儿”。杜布斯拉卡·冯·施特希林和金灰色头发的莱纳·尼姆普奇，面似浮雕的玛蒂尔德和脸色过于苍白的施蒂娜，连同寡妇皮特尔科夫，有弱点的布里斯特，变得滑稽可笑的沙赫，森林管理员奥皮茨和体弱多病的采齐莱，他们都是他的人。他肯定不是眨眨眼睛，而是感受到的痛苦向我们诉说，他在1848年革命时当药剂师简直是在服劳役。后来，他遇到的困境就是当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秘书——“我一直都极度虚弱，神经衰弱”——以后又用同样方式谈到那场几乎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危机。他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人，而那些把他称作冯提的人，只要他一闲聊起来，给勃兰登堡省贵族的伟大和没落披上噱头十足的轶事外衣，他们都会把他的话当真。
就这样，他使我们阴郁的下午很快就打发过去了。他还没在来宾席上坐稳，就开始说了起来。他可是对什么都熟悉，他甚至能够给他心血来潮时称之为“我那些功勋卓著的痕迹清除者”的传记作家的错误列个清单。而当他感到满有把握，可以成为我们的样板时，他就会大声叫喊：“真可笑，居然把我描绘成‘性格开朗，满不在乎’的人！”
他往往比我们——“勤奋的注脚奴隶”都强。他能够把存放在我们那儿的来往信件，譬如说同女儿的来往信件，一字不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摘引出来。看来，在永恒的书信情调中继续这种书信来往，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乐趣。可是柏林墙刚一拆除，他就立即给由于神经衰弱在喻尔茨山的塔勒疗养的玛尔塔·武特克写了一封梅特式书信：“……当这些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说得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时，妈妈自然要泪流满面。我宁可着眼于别有情趣的细节，譬如说那些年轻小伙子。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些颇具异国情调的外国人。这些所谓的界墙啄食者或者界墙啄木鸟，正在从事毫无疑问、值得欢迎的事，他们在拆除这道数十公里长的‘家产’的工作。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把这当作破坏圣像的运动，一部分人则把它当作零售活动。他们手持鎯头和凿子，开始清除这件全德意志的艺术品，使每个人——不愁没有顾客——都得到自己的那份纪念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会让人称冯提的特奥·武特克在何等落后的时代里复活。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其昔日经历以《塔尔霍维尔》的书名来到西方书市上的路德维希．霍夫塔勒，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初采取行动，但他肯定没有在他的传记作者结束传记的地方停止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继续从他那膨胀过度的记忆中获得好处。这样做，据说是由于有许多尚未了结的事件，冯提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霍夫塔勒就是如此。他在动物园火车站变卖白铁制成的东部货币，使他能够用西方货币邀请他的宾客，庆祝七十大寿：“不能让这种事悄然无声地就过去了，必须喝酒庆祝。”
“这真像是人们要向我表示最后敬意的一次彩排似的。”
冯提使他那些熟悉的老伙伴想起一种情况，想起那种由于《福斯报》的邀请出现的情况。斯特凡尼主编的一封信送到了家里。可是在一百年前他已经当即通过邮局无精打采地作出了反应：“只要有一个过得去的胃，每个人都可以活到七十岁。”
只是当霍夫塔勒答应，不像当初的《福斯报》那样，让柏林社交界的四百个上层人物济济一堂，而是把庆祝会的来宾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把这个范围完完全全局限于年迈的老寿星和他那个在困境中救苦救难的人身上时，冯提才让步：“虽说我宁肯蜷缩在我的沙发角里——即将七十周岁的人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只好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了。”
霍夫塔勒建议祝寿地点在马特恩大街的“海鸥”艺术家俱乐部。然后他请他的客人考虑造船工人水堤旁那家讨人喜欢的剧院餐馆。没有一家合适，就连城西那家“肯平斯基”酒店也不中冯提的意。“我眼前，”他说，“浮现出某种苏格兰情调的东西，倒不一定是风笛，不过肯定是接近苏格兰情调的……”
我们这些留在档案馆里的注脚奴隶告诫自己，别匆匆忙忙地为七十周岁送行，而是去做关于那次散步的报告。这个报告会在十二月中旬已经举行。它在过了好一阵之后，提供机会去商讨即将来临的生日，筹划祝寿事宜。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在一个从现在起不再分裂的城市上空，被蔚蓝色的天幕笼罩着的日子里，在12月17日，也就是迄今为止的执政党在迪纳莫大厅举行会议，以便用新的名字乔装打扮一番那一天，在一个使老老少少都大为振奋的星期天，就连他们也沿着奥托·格罗提渥街角，沿着莱比锡大街坚定不移地走进镜头：在宽肩矮个的旁边是又长又瘦的高个。用深色毡子和灰色混纺毛料做成的帽子和大衣的轮廓融合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成双成对相互接近的趋势，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他们已经走过政府各部大楼，说得更准确些，是走过这栋大楼的北面。时而是高个子打手势，时而是矮个子打手势。然后，两人又意味深长地把从肥大的袖子里露出来的手拉在一起，这一个在迈着大步，那一个在急速小跑。他们呼出的气形成团团白雾，然后又烟消云散。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但是他们仍然相互结合，成为一体。因为这一对搭档步调不一致，看起来，就好像是两个好动的剪影在动来动去。这部无声影片在通往波茨坦广场的方向上演。在那里，当作边界的界墙已经有一条街那么宽的地方被拆毁，向汽车行驶的各个方向敞开着；可是因为经常堵车，这条通道只好让车辆放慢速度，从城市的这一半通向城市的另一半，在两个世界之间，从柏林通向柏林。
他们穿过一个荒凉几十年之久的无人区，这个地区如今作为大片大片的土地在渴望找到主人。已经有了第一批一个比一个更胜一筹的规划，已经出现建筑热，土地价格已经上扬。
冯提喜欢这样的散步，尤其是因为最近西方给他提供了动物园作为活动场地。现在才看到他的散步拐杖。关于这位不拿手杖、却提着胀鼓鼓的公文包的霍夫塔勒，大家都知道，他除了暖水瓶和面包盒之外，任何时候都随身带着一把一按钮就可以撑到正常宽度的小雨伞。
这道界墙在几乎不再设防的情况下，在出入口的两侧提供种种方便。在犹豫片刻之后，他们决定往右边，往勃兰登堡门的方向走去。金属碰到石头上——从远处，他们就已经听到了响亮的“啄食”声。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下，这样一种嘈杂声传得特别远。
界墙啄木鸟们或站或跪，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他们分组干活，相互轮换。有几个人怕冷，戴着手套。他们用鎯头和凿子，有时往往只用铺路石块和螺丝刀来啃这道胸墙。这道墙的西侧在它建起后的最后几年中，被一些隐姓埋名的艺术家用显眼的颜色和轮廓分明的线条改造成了艺术品。这件艺术品不乏象征意义，道出不少名言，它在呐喊，在控诉，它在昨天还有现实意义。
在这些地方，界墙看起来已经百孔千疮，露出它的“内脏”——钢筋水泥里的钢筋，这些钢筋很快就会生锈。有若干公里长，直到前不久还在延长的壁画面积很大，如今成了可以送进博物馆的碎片，成了一些手掌大小的混凝土块，在极小的碎块上显现出怪诞的绘画——释放出来的想象力和凝固的抗议暗号。
所有这一切都值得纪念。在离锤子敲击之处不远的地方，在可以说是从西部开始进行拆毁的第二代人中，已经做起生意来了。分量不轻的碎块和小块碎片放在摊开的布或者报纸上。一些商人在出售三至五块碎片，没有一块比马克硬币大，都装在透明袋子里。人们可以耐着性子，用惊奇的目光，观察界墙绘画被炸掉的大致情况，譬如说可以观察额上有一只眼睛的怪物的头或者一只有七个指头的手。陈列品都标有价格，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找到买主，更何况一份注明日期的商品产地证明书——“柏林墙原件”——赋予了它们以纪念品的美名。
对任何东西部都要评论一番的冯提大声说道：“碎片比整块好！”由于他只拿得出东德的钱来，一个看来已经赚够了钱的年轻商人就送给了他三块十芬尼大小的碎片，它们的颜色留下的痕迹——这一块是黑色配上黄色，另一块是红里透蓝，第三块是三种绿——肯定会被视为珍宝：“这儿，大爷，只优惠东边来的顾客，再说，今天是星期天。”
开始时，他那白夜相伴的影子并不想观看这种虽说是秘密的，但在界墙两边却需要有耐心进行的民间娱乐活动。冯提必须牵着他的袖子。他拉着他的同伴从那些有画的墙边一米一米地走过。不行，霍夫塔勒不喜欢这种玩意儿。这种界墙艺术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得不观看这些往往已经使他作呕的东西。“乱七八糟！”他叫道。“简直是乱七八糟！”
他们来到一个变得狭窄，由于鼓起一块而抬高了的混凝土平板地上，从这儿可以眺望东部，因为前不久从这个划定边界的建筑物顶部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时，他们停下脚步，通过敞开的楔子往外瞧。从楔子那锯齿状的边缘露出一些有的被扭弯、有的被锯掉的钢筋来。他们看着安全地带、警犬巡逻设施、辽阔的射击区，目光越过死亡地带，望着嘹望塔。
冯提通过扩大了的缺口，在齐胸高的地方，从那边往这里看，看得见肩膀以上的地方：霍夫塔勒站在他身旁，两个人都戴着帽子。如果说，出于东部安全的需要，还有一名边防军在警戒的话，那他也许会在两张照片中，把一张经鉴定机关鉴定的照片射穿。
他们通过被敲击过的楔子，沉默了好一会儿，可是每个人都在回想着各自的经历，而且都没有流露出来。霍夫塔勒终于开口了：“尽管我们最迟也是自‘人造地球卫星’事件以来就已经预言过这次拆毁行动，这还是使我感到伤心。当时预言，有朝一日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有关这次国家制度崩溃的报道。这种事当时没人注意到。没有一位领导同志感兴趣。我了解这种情况：在晚期装聋作哑已经习以为常……”
霍夫塔勒通过界墙缺口，在低声耳语般地，而不是高声大叫地倾诉他那职务上的忧虑。突然，他哧哧地笑了起来。一种长期受到压抑，现在积存得过多的哧哧大笑使他全身发抖。而那位不得不把自己的耳朵凑到低声耳语者跟前的冯提听到的是：“本来就很可笑。这是政权疲劳的典型事件。什么事情都不去抓。可是人们一定想知道，是谁拉开了这道门闩。那么，是谁在沙波夫斯基同志考卷下面放了这张作弊时夹带的小纸条呢？谁允许他广播通知？逐字逐句地宣扬……‘从今天起……’喂，冯提，谁会想到‘芝麻，开门吧’这句开门咒？谁会想到呢？毫不奇怪，自从11月9日几万人，我是说，几十万人步行着，乘着他们的特拉比来到这儿，当时西方就惊讶得目瞪口呆。简直是万分惊异……发狂似地高声大叫着……发狂！不过，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人们多少年来都在悲叹：‘界墙必须拆除……’嘿，武特克，谁说过‘没关系，就把我们吞掉吧’这句话，谁终于开窍了？”
这位一直歪着脑袋，默默不语的冯提并不想猜来猜去。他宁愿顺便就提出一个反问：“当时，在这里各家各户都关门闭户，走上街头时，您到底呆在哪儿了？”
他们就像装在镜框里一样，一直站在齐胸和齐肩高的缺口里，真像一张双人照。因为两人都乐于遵守熟悉的询问程序，所以我们就假定，冯提事先就知道，霍夫塔勒在冗长乏味的举例之后要说什么。“由于反革命……当时只有依靠苏联……接踵而来的便是政治上的清洗……”他历数那些业已放弃的安全措施，谈到种种失望。他对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深感惋惜。他终身难忘6月17日：“我遭到贬谪，在国家档案馆里坐冷板凳，意志消沉，郁郁寡欢。因此，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工农国家。不过，这并非原则性的思想危机。不，塔尔霍维尔并未完蛋，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向而已，他在那边很有用场。很可惜我的传记作者不相信这种事，他对西方流行的自由评价有误，看到我这个没有出路的人，就瞎说我想去死，好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会完蛋似的。冯提，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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