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人的真实的人生故事。
主人公生在中原地区一个富裕的大家族，然而出生不久即遭遇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连绵不断的兵祸、匪祸，使他们的家族家业中落，他也相继失去父母成为孤儿。
148年家乡解放，虽然父亲生前是亲共的乡绅，而且土改前全家已经沦落到靠讨饭过春荒，但家庭成分依然被定为地主，这使他背负了几十年的精神重压。然而也正是因为解放，他才有机会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的他一心要做个事业有成的人，以报答社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让他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各种“运动”……
但他有着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认定知识会改变命运，他把少年时代的困苦与艰难当作一生的精神财富，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想，坚守着自己的节操，奋力笔耕，写下了大量著作。
此书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作者以朴素流畅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揭示出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他始终关怀帮助弟弟，把亲情看得高于爱情，又让人在宇里行间读到一种动人的情感力量。
作者简介：
刘文忠，1936年生，江苏丰县人。1962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陆侃如先生。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曾任古典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编审，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十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奋力笔耕，有《鲍照与庾信》、《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汉魏六朝诗文选》、《正变·通变·新变》、《左思与刘琨》、《虚实话三国》等三十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鉴赏文章三百多篇。
目录：
一个古老的传说
刘氏家族
刘家遭遇的一次匪祸
便集的第一个大学生
刘汝芗的长子孙刘福德
刘福德交友袁敬文
刘启明诞生
认祖归宗的红军排长
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镇长
幼儿时的启明
刘福德的临终托孤
刘家的长工秦令云大叔
逃反归来的老爷爷
启明幼时与八路军的接触
“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刘氏家族
刘家遭遇的一次匪祸
便集的第一个大学生
刘汝芗的长子孙刘福德
刘福德交友袁敬文
刘启明诞生
认祖归宗的红军排长
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镇长
幼儿时的启明
刘福德的临终托孤
刘家的长工秦令云大叔
逃反归来的老爷爷
启明幼时与八路军的接触
“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群众运动
八路军北撤之后
听大人讲故事
“挖稳患”运动
到亲戚家读书
“大分家”与设“望乡台”
进城读书
蹲监狱与逃出监狱
第二次到姑母家读书
家乡解放了
他尝到了种地的艰难
讨饭的开始
启明要饭
冷冷清清过大年
母亲的病
人穷志不穷
母亲之死
他做了小女婿
土改中的刘家
读初中与闹离婚
关键时刻他遇到了袁敬文叔叔
奶奶让他记住秦令云等人的大恩
一个让他单恋了多年的女同学
走进大学之门
姑父王天锦的遭遇
转入中文系
接踵而来的运动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梦中入党
放文艺卫星
奶奶的病与死
大学生参加整社
在姐姐家过春节
三元擅自退学
读书的干扰太多了
听老领导俞铭璜做报告
与女友在南京相见
为胡小石先生守灵
写毕业论文
考研究生
“天涯何处无芳草”
初见导师陆侃如先生
研究生学习生活点滴
孙老师之死
他要回了自己的房屋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三有三无牌”研究生
去曲阜参加“四清”运动
毕业论文与“大批判”
姐姐与弟弟
第一次寻找弟弟
第二次寻找弟弟
到北京工作
“文革”的经历和见闻
流浪江湖的弟弟
姐姐的自杀
文联的“黑旗兵事件”与朱学奎之死
砸印尼大使馆与火烧苏联大使馆
工军宣队进驻之后
到“五七”干校去
徐资料员之死
在“五七”干校的生活
他成了“五一六”分子的审查对象
吃死鸡与死猪
干校的木工热
第二次的留守生活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他面临着新的抉择
三元的毛驴车和婚姻大事
解除了后顾之忧，却又面临着新的困难
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学术活动与笔耕生涯的开始
姑母与刘家的三代人
当副主任与入党
出版社评职称
当了八年的党支部书记
没有复审权的复审和超前的终审
为出一本好书而呼喊、力争了六年
迟到的“国家图书奖”奖状
“亲情远比泰山重，外物犹如鸿羽轻”
老某与刘大狗的下场
三十多部书是怎样写成的
笔耕路上遇郭强
他所撰写的两篇碑文
他是艰难玉成的人一个古老的传说
公兀前二百多年的时候，荆轲受燕太子丹的派遣，在易水饯别之后，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西人强秦，去刺杀秦始皇。也许是秦始皇命不该死，荆轲失手，反死在秦始皇的刀下。秦始皇为了发泄他的心头仇恨，用他的宝剑把荆轲大卸八块，让手下人分别埋在八个不同的地方。这时有一位方士向秦始皇进谏说：“大王容禀，我观天象，看到在丰邑的上空，有一股云气，像是王气。”
秦始皇最忌讳哪个地方有王气，听到此话，便急着问方士：“爱卿有何办法，可以破除丰邑的王气？”
方士回答说：“荆轲这小子的尸体已被大王砍成八块，如能在丰邑埋上一块，可以破除那里的王气。”
秦始皇用右手拍了一下面前的几案，斩钉截铁地说：“如此甚合孤意，传朕的口令，从速办理。”
当天，两辆马车便离开咸阳东去，前辆车上载着几个方士，后辆车上载着几个武士，车上还带着一个麻袋，麻袋内装着荆轲的头颅，不日便到达了丰邑。
方士们看到古丰的西北有一团白色的云气盘桓，便用手向西北指了指，带着马车向西北方向驶去。到了丰邑西北三十五里地方，便让马车停了下来，说道：“就埋在这里吧！”
几个武士到附近的百姓那里拿了几把铁锨，挖了一个三尺深的坑，一个方士一脚把荆轲的头颅连着麻袋踢下坑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我把你踢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这两辆马车回到丰邑，又向县令传达了秦始皇的一道手谕，命令县令建一个“魇气台”，目的还是破除丰邑的王气。
荆轲的坟墓原来并不大，同情他的老百姓不断地为他添坟，坟头便越来越大，人们称这个坟头为“荆冢”，坟地附近有个村庄，这个村庄便命名为“荆冢村”。
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丰邑埋下的是一颗复仇的种子。公元前256年，丰邑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便是秦家王朝的掘墓人刘邦。荆轲死的时候，刘邦已经二三十岁了，只是还没有崭露头角。
“荆冢村”的故事，不见于正史记载，只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说罢了。
刘氏家族
往事越千年，明代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大量向外移民。有一位姓刘的青年农民，带着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从洪洞县的老鸹窝迁徙到了荆冢村，挑着一副担子，一路上历尽了千辛万苦，步行了七八百里路，才到达目的地。一副担子上挑的，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搬迁始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六七代谱系无考，到了清代中叶，刘氏才有了《家谱》。生活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刘沼，被尊为“冠谱一世祖”。到了清代末年，刘家人丁兴旺，发展成拥有一千多人口的大家族。在刘沼的众多子孙中，有穷的，也有富的，世代都有读书人，也出了几十个秀才。还出了一个做官的，曾经做过直隶州的判官。除了这家做判官的刘汝舟拥有四五千亩土地外，还有十几户中小地主。当然也有一此贫苦的农民。
荆冢村的南头有一个魏庄，在明代末年出了一个太监，人称魏小官。他与大太监魏忠贤攀上了关系，从此大富大贵起来。据说他家的屋梁都是乌木的。为了他家买东西的方便，他在荆冢村设了一个集市，并把荆冢村改名为便易集，简称便集。
明末发生过一次黄河泛滥，决口的地方在山东与河南的交界处，开了口子的黄河咆哮着，怒吼着，滚滚向东北流去。魏庄被黄水冲垮了，并陷落下去，便集的南头冲出了一条河。魏庄被毁灭了，便集却幸存下来。
便集村有人想挖掘当年陷落下去的乌木梁头，白天一天的发掘，仅能使梁头露出一点，到了第二天，梁头又不见踪影了。多次的尝试都是如此，以后，人们便也死了这条心。1953年挖河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在河底挖出了一个陶瓷罐子，打开一看。是腌好的韭菜花。有个不怕中毒的民工尝了尝，还居然有韭菜花味儿。
这是魏家的遗物，魏太监家的瓷器，至少是明代官窑的产品。挖河的民工只带干粮不带菜，他们见第一个品尝的人吃下去没事，一个个便就着干粮吃起来，不一会儿吃得精光。但这个瓷罐在民工回家的路上不小心被摔碎了。如果留到现在，这个明代官窑出产的陶瓷罐子，可能要卖个大价钱。
刘家的人居住在便集村的比较集中，村子的北半部大半都是刘家的人，以房分和居住的院落而论，又分为东西两院。到了清代中期，东院的和西院的都出了几户地主，土地有十顷八顷的，也有三顷两顷的。东院的老刘家，在清光绪年间，三四代人在一起过日子不分家，竟出现一百多人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做饭的大锅直径足有四尺左右，在我国历史上清代是人口最多的时代，从老刘家的人口生息繁衍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一斑。
东院刘家的刘锡祉与刘锡祐是亲兄弟，两人各生了四个儿子，叔伯兄弟八个。八兄弟中的老五叫刘汝芗，他自幼读书，光绪年间考取了秀才，他一面经营土地，一面学习中医，买了大批的医书，天天在细心研读。皇天不负有心人，不几年，便成了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小儿科医生。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对于村中的穷苦百姓，在他们挨饿的时候，总要周济一点粮食，让人家能够度过春荒。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的散兵游勇到处受到清兵的搜捕追杀，有两个小长毛逃到了便集村，一个姓仇，一个姓袁，两个人还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姓袁的这孩子才十五六岁，身上还受了伤。刘汝芗与这两个小太平军战士的年纪也差不多，他看他们怪可怜的，便收容了他们。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藏小长毛是犯法的，刘汝芗对收容小长毛也有点担心，想着把袁小毛的伤养好后，避一避清政府查办太平军的风头，再把他们送回家去。过了一段时间，袁小毛的伤也养好了，刘汝芗用他出门乘坐的辕车，派人把这两个小太平军战士送回了老家。姓仇的被他的父母留下了，但姓袁的父母说什么也不愿让儿子留在家里，他们怕清政府追究。袁小毛又跟车回到了便集。刘汝芗还是冒着风险把他留在了自己家里。幸亏村中无人告发，倒也没惹出什么麻烦。
就这样袁小毛便留在便集村安家落户了。先给刘家的一家老小剃头，后来又在刘家的帮助下在便集村的街面集市上搭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剃头铺。再后来小毛也娶上了老婆，虽然过得不富裕，几代之后也成了便集村子孙满堂的一户人家。
刘汝芗当医生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积德行善、治病救人。他一生没收过病人的一分钱，一辈子没开过药店卖过药。把脉看舌之后，便把小儿的症状向家长一一叙说。家长连连点头便表示医生诊断的准确。开方之后，又嘱咐病儿家长说：“西门里郝家的药又全又便宜，到那里去抓药吧！”其实当时便集村的药店有三四家之多，多是他本家侄子、侄孙开的，药价稍微比郝家贵一点。郝家是外来人，为了生意能在便集村站住脚，故意比别的药店便宜一点。刘汝芗知道，贫苦的农民抓几服药不容易，当时的中草药虽然很便宜，但一服药也要几斤粮食的价钱，为此，他不怕断了本家侄子、侄孙们的财路。
找刘汝芗老先生看病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有抱着孩子来的，有背着孩子来的，也有推着一个木头轮子的小土车来的。他们都知道先生不要钱，是义诊，有的人也不止一次带孩子来看病。逢到生瓜梨枣成熟的季节，便用家织的土布手巾，或包着斤把二斤鲜红的小枣，或包着两个小甜瓜，让刘老先生尝尝鲜。老先生总是婉言谢绝。有时实在推不掉了，便收下一个瓜几个枣。
刘家遭遇的一次匪祸
1921年，一场灾难降落在刘家大院。那年头正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山东鲁西南一带，土匪特别猖獗，常常集结两三千人马，围攻村镇，打家劫舍，绑票勒索。
便集是一个集镇，纵横交叉的两条三里长的十字街把村镇分成四块，东西南北有四个寨门，连接四座寨门的是寨墙，寨墙的四角还设置了炮楼，安装了清代铸造的大炮。寨墙子外边还挖了一道一丈宽的寨沟，当地人称为“寨海子”。寨门晚上关闭，打更、放哨的事都有人管，俨然像一个中世纪的寨堡。这是村寨的第一道防线。
这种中世纪的寨堡到了近代是落伍了。清末民初，洋枪洋炮逐渐多了起来。连土匪也有了洋枪，已经不是昔日的刀客。村寨的地主和大户人家，为了对付土匪，也买了一些洋枪。长枪多数是汉阳兵工厂造，当地人称为“湖北条子”。便集村看家护院的长枪大约有三十多条，多集中在刘家，南头的马家也有几户地主，不过七八条枪。
刘汝芗家的枪没有他三哥刘汝荠家的多，但他有一把德国造的胶把手枪，可以连发十一颗子弹。这是丰县城西北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一支德国造的胶把盒子枪，号称“城西北第一枪”。
便集的北边五里有个村庄叫毛庄，这是刘氏家族的一个外庄子。那时的地主有了钱就知道买地，本村周围的土地没有多少可买的了，就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买。买了远处的地以后，就得有人去耕种，去管理，去建宅院，这种新建的村庄就叫外庄子。刘氏家族这样的外庄子除毛庄外还有两三个，最远的离便集有三十里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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