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我的领地，故乡是我的净界。在这部书里，或许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这里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重大的事件。更没有答案。只有活着的人和行走着的岁月。然而，这正是我们都能看到的世界——每个人在活着，在岁月中行走，快乐或痛苦，焦灼或释然，希望并等待。
目录：
考试
Chapter1
Chapter2
Chapter3
Chapter4
Chapter5
Chapter6Chapter1
地理和历史还一点儿都没看呐！
虽然我心里对这两方面的知识始终带有简陋得不足以被人所轻易觉察到的自信和骄傲，并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时刻，在我所能接触到的恰当的女孩子面前信手拈来关于世界上最高山峰、最长河流、最大平原的名称和准确无误的数据，或者历史上那些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年代和款项的具体内容，从而轻而易举地增加她们对我本就持有的喜悦，以及她们因自己该方面知识的匮乏在悔恨之下用付出身体的办法去弥补这一悔恨的决心和速度，可毕竟考试就在眼前了啊！
多瑙河具体流经了哪几个国家我已并不十分清晰，或早就遗忘了；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赔偿的白银我老是和《马关条约》中的数量相混淆；世界上出产剑麻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还是埃塞俄比亚，也有待查实——我确信相关的内容就在书的第104页；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消灭的日伪军数量，我总是时记时忘……
可明天就要进考场了！来不及了！
四周黑蒙蒙的，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不停地奔跑，想赶快回家去翻看那些不知早已被丢到了哪里的课本。一会儿又坐上了火车，在人头攒动的车厢里使劲儿往前挤着，想赶快到房后河边的大树下看书。可怎么也挤不出来，一身的汗……
不是已经考上了吗？不是都工作过好几年了吗？不是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吗？怎么又得重新考呢？
我又在火车上了。车上依旧人多，到处塞得满满的，无从下脚，杂七杂八的声音与污浊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拿着满满一手烧鸡的小贩照旧从人缝中挤过，不停地叫卖。一对儿男女只顾罩在衣服底下摩挲着……
我满头大汗，在美院的校园里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四处打探专业课的成绩。一脸严肃的教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告知以前的卷子全作废了，都得重考。我钻进了厕所。蹲坑的门上画满了交媾中的人体……
明天就要考试了啊，可怎么也找不着相关的课本。家里的书柜、仓房里的纸壳箱子以及教室里的课桌都翻了个遍，还是找不着。急忙骑车去问几个同学借，都说以为不会再用到了，早就当废纸卖啦……
坐在考场上，什么也不会了，内容都改了，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马上就要到点儿，可自己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心里催促着自己赶紧写赶紧写，可一点劲儿也没有，手怎么也不听使唤……
不是已经考上了吗？不是都工作过好几年了吗？不是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吗？怎么又得重新考啊！
几年来，我老是在这样的梦境中惊慌失措，怎么也睁不开眼睛。那种焦急，就像童年的梦中看完《列宁在1918》，想小便，却苦于到处是人、到处也找不到厕所时所感觉到的紧迫。
那是一种带有深深不安的焦虑。那种焦虑对我来说总是伴随着担心的过程，因为相同的结果无数次证明，等找到厕所，或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畅快淋漓了之后，等待我的便是褥子已被尿了个精湿的事实。
但正像多次不得不对付月经来临的女孩子那样，阶段性的重复也使我后来具有了对付这种梦境的初步经验：梦里要一直怀疑梦的真实性，并努力强迫自己赶快醒来，以享受醒来时那梦境并未真实发生的喜悦和快感——我不用考试，我已经是一所令人羡慕的著名高校的毕业生，而且我也曾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城市的高校里拥有过测考别人的机会和权力。
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童年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来，不得不被我的尿炕事件牵连进去的妈妈总会为我承担案件的连带责任，暂时在褥子上被尿湿的部位铺上干爽的衣物，以解当务之急，让懒得睁开眼睛的我能够继续在干爽中睡去，从而把事件对我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二哥就没有我这样的幸运：虽然童年相同的梦为他提供了相同的发案几率，但他却只能在睡眼蒙咙中匆匆估计了现场的位置和面积之后，换一个尽可能使自己少挨着那片儿潮湿部位的姿势坚持睡去。直到天亮。
这能怪谁呢？养活着多个孩子的中国家庭，按照惯例，母亲总是和最小的那个睡在一起。从这一事实出发，我自然具有母亲为我随时垫衬衣物唯一合法性的解释。
显而易见，我的幸运在于我在这个家庭中出生的次序，而二哥的不幸，也正在于同样是次序所导致的不可更改的结果。但事实上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样的次序安排，以及次序所带来的优越，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得来的，并不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加以确定。
然而，谁又能为这样的考试内容准确地命题呢。
这一次未经考试就轻而易举得到的资格并没有使我沾沾自喜，恰恰相反，在我身上似乎从来就不能真正发生作用的理智竟让我对此深感懊恼——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的优越和特权由于这一次序理所应当的确定，似乎让我总是相信和等待世界永远被这样确定下去的那些机会和理由。
从如今依然清晰可见的记忆来判断，我小时候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是可以被归入到聪明孩子的行列中去的：我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妈妈费尽苦心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藏匿糖罐的地点；那次和几个小伙伴爬树，不幸遭遇看管树林的老杨头追赶，情急之下刮破了短裤之后，我总是以各种理由避免再次穿上那条已被妈妈缝补一新的短裤，为的是怕给老杨头从来就不知疲惫地保持着机警的眼睛提供了爬树时所留罪证的唯一可能；在成功地掩护二哥从布满铁丝网的果园里取出几个掉落在地面的苹果后，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提醒他洗去上面可能依旧残留的农药，并时刻警惕着过往的路人，当有穿着军装的人经过面前时，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去阻止他掏出衣兜里的果子——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才具有足够的能力，一眼就认出我们的果子并不光彩的来历。
我生活在一个建设兵团。父亲是团部基建科的技术员，母亲在学校里忠诚着党的教育事业。早年，在“扎根边疆、建设祖国”的歌声号召下，父亲像天空中的云朵，从千里之外的海滨飘落到这片人烟稀少的荒滩上，一边品尝着尚未成熟的青春，一边支援着西北的建设。接着，母亲寻歌声而来，与父亲飘落在一起。后来，等我们一个个匆匆忙忙地到齐了，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扎下了根。
高高的水塔沉默地守望在清晨燃烧的天际和黄昏的薄暮中，成为我儿时寻找家的坐标。但那并不是这里最高的建筑，最高的建筑是父亲后来设计的洗澡堂上空的大烟囱。尽管大烟囱上有避雷针在电闪雷鸣的阴霾里安全地摩擦着天顶，可每次风雨过后我还是放心不下，总爱去查看一番那个庞然大物是否还毫发无损地矗立在原地。团部办公室一排排砖红色的房子戴着墨绿色的屋檐，整齐的装束与周围四个圆形的厕所里消毒的石灰粉一起散发出同样清洁的气味，每一天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喇叭里吹响的提醒人们准时作息的号声。医院正门上方闪着万道金光的毛主席头像和招待所墙壁上的革命标语，是我童年的目光最爱停留的地方。那逼真的头像和齐整的美术字可是这里最高级的艺术了。从团部到供销社大道的两旁，兵团战士们不知什么时候栽下的树木从我懂事儿起，就一直郁郁葱葱地陪伴着我的记忆，水渠里片片的蛙声也总是像时钟一样按时宣告着每个春天的来临。满渠的春水，河岸边宽阔、翠绿的树叶，枝头婉转啼鸣的鸟叫，填充在清凉的季节里，与父亲设计的那些建筑物一起，构成我孩提时代快乐的心灵地图。
开始的时候，是二哥领着我在这张地图上一遍遍搜索着欢乐。我们喜欢到团部去找父亲，在父亲施工的工地上偷偷蒙混着特权，顺着脚手架爬上爬下，欢快中惹得父亲不断怒喝。于是，哥俩又流窜到机运连，在一片废弃的机械里手忙脚乱地开动着自己眼中的坦克、大炮，嘴里不断发出同步的声响，与电影中看到的敌人艰难作战。遭人追赶后，二哥只好带着我到母亲的学校碰碰运气，穿过一片片朗朗的读书声，准确地来到堆放着各种教具和仪器的库房后墙根儿。在二哥的鼓励下，我学着小人书上解放军的样子，硬是用自己幼小的身体架起二哥从库房的后窗望进去，想探个虚实。可不曾提防笨拙的二哥扒拉掉了挡在窗上的土坯，噼里啪啦地砸落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却不敢做出有任何疼痛的表示，因为砸得太轻，并未挂彩，心里明知够不上英雄般头缠绷带的光荣，还会落下个“一点儿也不像潘冬子”的名声。回家的路上，我渐渐醒悟过来，暗自思忖：即便够不上英雄的资格，可总应该享受个工伤的待遇吧?！于是越走越慢，磨磨蹭蹭的，想让二哥背我。二哥听罢这要求，敏捷地向前疾跑几步，在我的哭叫中不得不停下脚步，背对着我，撅起屁股，做出背的姿势，从胯下喊道：
“过来过来，背你！背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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