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一
护照号码是275381，或者是273581。他又看了一遍。
他不能错。
这里的差事收入可观，工作环境舒适，如这燠嘈的都市生活里一片清凉的薄荷。
每天他走进这块飞地，都像走进一个精致的、玩具般的日子。心里便生出可惜不是真的惋惜，和哪怕置身其中一会儿也是白捡的满足。
那几个数字如浸了水似的漫散开来。
也许是他的瞳仁变成了散黄鸡蛋。如果天天看这套文字，而且每天看上二百份的话，每个人的瞳仁都会变成散黄蛋。
眼睛和舌头一样，也需要换换口味。
他抬起头，望着玻璃窗外等候签证的队伍。
那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尽管已经司空见惯，但每每还是让他触目。特别是在早晨，刚刚在被窝味儿还没散尽的房间里吃过早饭，度过一千一百零一个同样的早晨之后。
早上他又和父亲吵了一架。
“你为什么不先烧开水？”父亲端着一个大花脸盆，站在马靴勒子那儿问道。随着他的质问还送来一阵不甚明确的汗馊。
把家里的走廊，和走廊拐弯处的厨房比做一只马靴再恰当不过。而且是一只十分可脚的马靴，穿的时候非用鞋拔子不可。
家里最近没有婚娶，却不知怎么有个印着大红喜字的、足以说明一个家庭在各方面水准的脸盆。有过多次他都想把这个热闹得不得了的脸盆，从窗户里扔出去，又终于没有这样去做。到底是钱买的，到底也没有一个从各方面来说水准更高的人会看见这只脸盆。
父亲刚从床上爬起来。长及膝盖的大裤衩子使他显得十分凋萎。
这种内裤穿着舒服吗？也许人们会因为这条内裤说他思想纯正、品格高尚、道德完善。可是除了家里人，那些有可能给他做出如许结论的人，是没有机会看见他穿的内裤的。
有时你真不明白人们穿衣服是为了什么。
那样的结论如今一钱不值。
说是一辈子，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来去匆匆。这样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那条大裤衩子既让他怜悯，又让他看不起。
“暖瓶里的水足够您洗脸用了，等我热完牛奶就给您烧开水。”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气，就跟中央电视台的张宏民宣读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胡耀邦党中央总书记的决议那么严正。张宏民那天还特地换了一身中山装。那件事整个儿特别得让他一辈子难忘。
“先烧牛奶有什么关系，不耽误您沏茶、洗脸不就得了。”他一字一顿，力求把每个字说得格外清楚，以证明自己确有耐心。
这份被突出强调的耐心，显然居心不良。气氛没有得到丝毫的缓和。
“我现在就沏茶。”
谁能说这个要求不近情理。特别是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是你的父亲的话。
正是因为它的合情合理，反过来说，你如果不那么做就是不近情理。真是岂有此理！
“您现在喝吗？”他愁眉苦脸地把那个“喝”字说得很重，仿佛正在受着无尽的虐待和折磨。
“喝。”一个人既然被打扮成暴君、迫害狂，他能不火冒三丈吗？
“您不是还没洗脸吗？”
“我不洗了，我先喝茶。”
“您这不是存心找别扭嘛。”
要是天天有人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折腾你，哪怕是你亲爹你也会忍无可忍。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我的肾炎老好不了，就是让你们哥儿俩给气的。”
他这么说的时候，你会觉得肾炎不是差点儿要他老命的病，而是他的荣耀、奖状、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很爱它。
如果他想不讲理，想让人们照他那不讲理的办法办，想找别扭，他准来这一手。因为你不能做个不孝顺的儿子。
不能说公费医疗不治病。除非你净得急性肠炎、长脚鸡眼什么的。好病房、好医生、好药什么的全照顾老外、高干、高知什么的了。
中国，慷慨啊。
父亲不属于被照顾之列。他是什么？不过是个邮局小职员。偏偏得了一个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病。
全靠茅台、登喜路，以及愚公移山的精神。
茅台多少钱一瓶？
二百六十块。往三百元浮动。
父亲的病明明一天天地好起来，却偏说自己好不了。
天地良心。
“你甭倚病卖病。”
父亲把大花脸盆往地上“咣”地一砸：“我白养你这么大了，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他也讲良心，怪不怪？
他赶快把盛着牛奶的瓷碗往地上一砸。要是不赶快往地上砸，很可能就会砸到父亲脑袋上去。
他们用碗喝牛奶，而不是用杯。
那些青花粗瓷碗真叫结实。由于洗得匆忙或使用得不经心，个个在边缘上磕碰出缺口，一条条裂纹从缺口直探碗底，又因吸足了残羹醒目于碗壁，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还不肯裂开。
而在使馆里，他和那些老外一样，安静地用盘子托着茶杯喝咖啡，或喝红茶。那安静并非来自无人之境，而是来自一份教养。
那才是一种文明的生活。
他们吵架不吵架？摔盘子摔碗吗？
这文明的生活教给他茶盘里的小勺是用来搅和奶里、咖啡里或红茶里的糖，而不是用来舀饮料喝的。因此他看不起电影、电视里那些扮演华侨巨商或巨商的千金公子的演员。居然拿着搅糖的小勺舀咖啡喝。仅从这一细节就露出了那些演员的穷酸相，还扮演什么华侨巨商！
他又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或电视里的地下工作者，在家里过着清寒的日子，搞情报时不是搂着姨太太（也许是女儿）跳舞，就是喝威士忌，或者和哪个对他的身份开始怀疑的对手唇枪舌剑地斗智、争风吃醋。
也许他不应该和父亲为那些琐事吵架，一个懂得文明生活的人应该宽容、豁达。父亲长期患病而又难以痊愈，心理上的压力应该可想而知。一个健康的人如今还有许多受不了的时候，何况一个病人。
要是家里有个女人，矛盾就会少一些。
母亲去世了。
没有女人照料的家庭简直像个工棚。但是女人比以前贵了。即使她们自己不想贵也没有办法。永安里一条街上，随便一件女人的衣裙就是上百块。女人怎么能不涨价呢？
这位申请移民。黑白色的条纹裤子和棕红色的格子上衣更使他眼晕。
他会说Yes和No。在说Yes时摇头，在说No时点头，并且像本牛津版的英汉大辞典那么令人不容置疑。
仅仅为了他给他的这份眼晕，他难道不能用英语和他练练？
“你患有性病吗？”
“Yes．”新移民摇着头说。
“你母亲是你父亲的正式妻子吗？”
“No．”新移民点着头说。
“你的出生年月日？”
“Yes．”
“你是否申请移民？”
“No．”
他不知道该哭该笑还是该给他一个嘴巴子。
为什么他过得连这Yes、No都不如？
他有什么理由要爱这些个Yes、No？哪怕他现在不用小勺舀咖啡喝了也不成。
这个男人来取护照。
他记得这个男人。上次来送申请表的时候，不多的几份表格和证件，在他手里倒腾得像有几百份。
“请问，如果家里没电话，填机关的电话行不行？”
“你自己看着办。”
“我……我不清楚……”
“你连这个都不清楚还到国外交流什么？”
“出生年月日填阴历还是填阳历？”
“你爱填什么历就填什么历。”
他似乎让人噎惯了，或者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使坏。像对一个熟人似的说下去：“我一直怀疑我应该不应该属龙，也许我应该属兔。我出生在三十晚上，接生婆能说准我出生的时辰吗？我们家穷得连个钟也没有。唉。”为不能断定自己是不是弄虚作假而心虚。
这哪儿像个交流学者？洋人可不是这样，越是有身份的人话越少，也越自信。好比这里的领事。
她绕过那些桌子，特地走出来问他：“一切都顺利吗？”
“很好，谢谢。”
“真抱歉，我们给您增加了麻烦，今天才把您的手续办好，而您明天就要启程。”
“我想来得及。”
“一路平安。”
“谢谢。”
一旦说起英语，他似乎利索了很多。
要是看他的衣着穿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学者，使他露出学者本相的是他的神态，好像眼下这个雇员．看上去就是个雇员。
他姓班？盆？潘？她始终读不清楚。中国字的发音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每个字都能发出四个音，不像她的母语，每个音节都很明确。
如果再把中国字用于外交场合，就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她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宴请一位中国官员，司长问起他对首都的印象，那位官员只说了一个“嗯”字，而且嗯得很气派，好像拿破仑皇帝认可一道佳肴。可是那位官员的翻译，却译出：“我很荣幸能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美丽的一个城市来访问……”这样的一番话。汉语简直像压缩食品一样，既可浓缩，又可发散。
等候签证的队伍消散了。她看了看表，下班的时刻到了。
班？盆？潘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伸腰伸胳膊伸腿地将身子扭变成各种形态，他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伸长了，仿佛想多抓住一些什么，可见变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之后，他用一种营造出来的随意，捅了捅三秘巨型的肚子，好像他们之间确实亲密。她看见几个最后离去的办理签证手续的人，流露出对他可以和洋官洋将平起平坐的艳羡。
之后，他又用这份随意往三秘的烟斗里瞧了又瞧，瞧完之后又呵呵地大笑，好像烟斗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不过他的笑声很老，不像他的脸那么嫩。那张脸看上去光滑细腻，纯洁透亮，绝不是一张会使坏的脸。
她抽出一支香烟。还没等她看清他是怎么绕过横在他们之间的那些桌子、椅子，班？盆？潘先生已经在她面前打燃了打火机。
“谢谢。”她向他微微一笑，他竟向她抛出了一个媚眼儿。
班？盆？潘先生好像有些异想天开。
不一定每个西方女人都想到中国找个中国丈夫。相比起来，西方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兴趣，比西方女人对中国男人的兴趣大。
好比那位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讲授时间的表述。比方三点四十五分，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Forty-fiveminutespastthree；也可以说成Aquartertofour，差一刻钟四点；或者是Threeforty-five。但是我们西方人通常的用法是Aquartertofour（差一刻钟四点）。”他在说到“我们西方人”的时候，就和纳粹说到希特勒差不多。如果不和纳粹说到希特勒差不多，至少也和赛金花说到瓦德西差不多。
电话铃报警似的响了起来。他故作洒脱地笑了一下，又将眼珠斜抛过去，铆住了听课的学生，好像接不接电话全靠他们来决定。其中几个学生俏皮地摇了摇头，其他几位则毫不客气地沉默着。当然，他们不但珍惜他们的钱，也珍惜他们的时间、学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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