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根》一九五六年问世时被誉为第一部生态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猎象与反猎象的故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莫雷尔一群人的行动，直面急需善待自然、挽救物种、保持生态平衡的严峻课题，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与动物和谐相处，爱护环境，保护天根，就是保护生命之树，人类赖以生存之根。天根这个书名的涵义，在小说中曾多次提及。它不仅是上帝在大地植下的无数的根，也是上帝在人的灵魂深处植下的极其多样的根，其中一些深深扎在人们心中，如平等、博爱、尊严，而自由这条根最为坚韧。在小说中，出没于荒原和丛林的大象成为人类之友，美的化身，自由的象征。
《天根》问世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小说提出的问题更尖锐地摆在了世人面前。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土地荒漠化，人口大爆炸，生物大灭绝，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难民涌现，水资源短缺，能源短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正在积极行动起来，但似乎尚未找到根治的良策。但愿这部小说能激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对人类的未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作者简介：
罗曼·加里(RomainGary1914-1980)，法国著名作家。原名罗曼·卡谢夫，俄籍犹太人后裔，童年时代在俄国和波兰度过，1026年移居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赴伦敦投奔戴高乐，参加“自由法国”空军，转战欧洲、北非和中东，获十字军功章和代表法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解放勋章。哈比卜一买下“乍得人”，便安装了霓虹灯，把它变成“咖啡馆一酒吧一舞厅”。毕竟是他想到要活跃此地有点荒凉的气氛，这在露台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面对孤独冷清的喀麦隆河，面对似乎为某个史前动物量身定制的寥廓无际的天空，是他想到请个女人来活跃这里过分忧伤的气氛。他提前很久把他的意图告诉常客，每次坐到一张桌子旁便反复地讲，一边摇着那把做广告用的永不离手的扇子，在他的大手里，那扇子显得尤其没有分量。他坐下，拍拍我们的肩膀，好像要安慰我们，帮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他关心我们，即将去请个人来——这在他的改组计划之内——请注意，不是窑姐儿，只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完全明白，伙伴们，尤其那些赶了五百公里路才走出内地的伙伴，对自斟自酌威士忌心里腻烦透了，他们需要伴儿。他笨重地站起来，到另一桌去吹牛。应该说，他颇为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好奇和期待的气氛。大家带点怜悯和嘲讽地寻思哪类姑娘即将落入圈套，而且我确信我们中间有些可怜的家伙待在角落里私底下想入非非——你看我对您什么都不隐瞒。就这样，早在米娜出现之前，她已成为乍得最偏远地区的一个话题。在她现身此地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再次看到，即便经年累月在荆棘丛林深处离群索居，某些坚韧的希望依然存在，与我们想象中的几个私密小角落相比，一百公顷荒地在雨季倒更容易开垦些。大家等着她来，此言不虚。有一天，米娜下了飞机，头戴贝雷帽，手拎小提箱，穿着尼龙袜，身量可观，相貌平平——除去脸上有几分焦虑的神色，这在那种情况下颇可以理解。好像哈比卜写信给他在突尼斯的一位朋友，米娜当时在这人的夜总会里表演脱衣舞。哈比卜把他要什么样的人讲得很清楚：一位长得好看的姑娘，身上该有的都有，最好是金发，能管理酒吧，表演唱歌节目，尤其对顾客要和气——是的，他首先需要一个听话的小姑娘——他不想惹麻烦，这是最重要的。他也不要婊子——这不合店风——只要一位姑娘，偶尔得亲切地招呼哈比卜特别介绍的小伙子。突尼斯夜总会的老板大概注意到米娜有一头金发，又可能想起她是德国人，没有合法证件，这显然是听话的一个保证。于是他向哈比卜推荐了她。
“‘您就这样立刻接受了？’
“谢尔舍少校进行调查时向米娜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哈比卜先生和德·伏里先生已人间蒸发，他们有利可图的活动也已经暴露。他把她叫到办公室，想判断一下奥西尼对她的言之凿凿的指控是否有道理。调查是由警方来做的，不过近来军人们对利比亚边陲出现第一批装备精良的费拉加帮一事十分关注，而哈比卜有可能在突尼斯等地布下的活动网络似乎特别值得注意。没有多少人比谢尔舍更了解边境地区，他在十五年间率领骆驼兵连队跑遍了从撒哈拉到津德尔，从乍得到蒂贝斯蒂的沙漠。每当他的骆驼队扬起的滚滚沙尘出现在天际，所有游牧部落都远远地跑来向他致意。一年来，他在职业生涯中头一次担任一个几乎整日安坐、被乍得总督称为特别顾问的职位。在国土上，直至密林深处，现代武器的交易似乎暗流汹涌，令总督十分不安。米娜被两名狙击兵一左一右押送到少校的办公室。她刚在警署受到审问，心里怕得要命，坚信人家要把她从世上的一个角落赶走，她对这个角落似乎怀着一种奇怪的依恋之情。
“‘我在这儿很好，您明白吗！’她抽噎两声，带着让你无法不做鬼脸的德国腔冲谢尔舍喊道。‘早上我打开窗户。，看见成千只鸟儿立在洛戈纳河的沙丘上，我感到幸福。我别无他求……我在这儿很好，何况，我能去哪儿呢……’
“面对人所处的任何困境，谢尔舍都无心做反讽式的思索，此时却克制不住幽它一默的冲动：在他的经历中，这是头一次有人把可能被剥夺在法属赤道非洲的居留权，与被逐出人间天堂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这显然意味着过去的日子……不大顺——所以司令想表示一下同情，仅此而已。他立即弄清楚，米娜对雇主的秘密活动毫不知情。她充当了雇主的门面和挡风墙，和‘乍得人’的豪华设施、露台栽培箱里的两株矮态棕榈、汽水买卖、电唱机、有划痕的唱片，以及寥寥几对晚上在舞池跳舞的人一样。司令叫人给她送来咖啡和一块三明治——清晨五点她就被人从床上揪起来——不再向她提问题。但她一直试图解释，目光焦灼，一脸倦容，表情既激烈又谦恭，有时嗓门高得叫起来，近乎狂热地希望别人相信她。或许她在谢尔舍的眼神中发现了她大概不常在男人眼里遇到的好感，而她想必需要别人的同情。她一再说，她非把她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不可。她真的无可指摘，不愿继续受到怀疑。她很理解人家对她起疑心，因为大家会问，一个德国女人，没有合法的证件，是怎么在乍得落脚的……但因此就指控她给军火贩子帮了忙，辜负了没有任何避难地时在拉密堡受到的亲切接待……她嘴唇哆嗦，泪水又滚落到面颊上。谢尔舍俯下身，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头。
“‘好啦，’他说，‘没人指控您。您只要告诉我为什么到乍得来，是怎么认识哈比卜的。’
“她仰起脸，用手绢捂住鼻子，专注而犹豫地久久望着少校，好像在决定是否可以向他坦白这一切。她解释说，她来乍得是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她太需要温暖——，还因为她喜欢动物。噢，她明白这种解释可能缺乏说服力，但她没有办法：她说的是真话。谢尔舍没有表露惊讶和怀疑。一个人需要温暖和友情，这丝毫不会令他吃惊。但可怜的女子一定缺吃少穿，才可能满足于非洲大地的温暖和驯养动物的友情，除了在天际时时出现大象群的奇观之外，她想不到还有别的奇观。这正是她身份卑微的一个证据，对‘此他不能不表示同情。他认为她毫无自卫能力，比起他遇到的其他所有游牧者，她在人世间更加晕头转向。
“‘那哈比卜呢？’
“哦，她也准备作出解释。为了讲清楚，她不得不把时间往前推几年。她十六岁那年，父母在对柏林的一次轰炸中被炸死了。她到与她家没有交往的一位叔叔家去住。她无依无靠，叔叔照顾她，甚至出主意叫她去夜总会唱歌，尽管她自认嗓子不好。她在‘卡佩尔’表演了一年——仗好像已经打输了，男人们需要女人。后来俄国人攻占了首都，她的遭遇和其他许多柏林女子一样。这种情况几乎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战斗结束，指挥官重新掌握了他的部队。后来……她露出尴尬的样子，像犯了罪似的，朝敞开的窗户外望了一会儿。后来，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她爱上了一名俄国军官。她再次住了嘴，谦卑地望着谢尔舍，仿佛想求他原谅。噢，她完全理解他的想法。人家已经当面告诉她了。‘一个俄国人？’大家嚷道。‘经历了那些事后，她怎能爱上一个俄国人？’她有些气恼地耸耸肩膀。这与国籍自然毫不相干。可是她的同胞们为这事十分恨她。在街上，邻居们目不斜视，走过时不跟她打招呼。胆子最大的遇见她独自一人时，把他们的想法高声告诉她。一个可以说领着士兵从她身上踏过去的人，她怎么可能爱上他呢？我猜想告诉她这类想法的人用的是比喻，而她好像按字面去理解了。她热切地向谢尔舍解释：‘这个，这完全不能肯定。’当然，这也许发生过。她跟伊戈尔——那位军官的名字——谈过一两次，但他俩什么也不知道，坦率地讲，他俩对此无所谓。他倒是去过那种别墅——他在前线已有三年，家人被德国人枪杀了，而且他有点喝高了——至于她，她记不得那些人的脸：唯一永远留在她记忆中的东西，是军用皮带扣。不能用性行为对男人进行判断，尤其当战斗正酣，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她又抬眼望了望谢尔舍，但少校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无话可说。她继续跟他谈她的伊戈尔，她立刻喜欢上了他：‘他脸上有种快活的、给人好感的东西，像许多俄国人和美国人……还有法国人。’她笨拙地找补了一句。她是在叔叔家遇见他的——房子底层被军队征用——他腼腆地追求她，给她送花，与他们分享定量食品……终于，有天晚上，他笨拙地亲了她的脸——她嫣然一笑，用手贴住脸上第一次被亲吻的地方——‘这是我的初吻。’她说，再次用明亮的目光看了谢尔舍一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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