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维也纳。伊萨克·罗宾诺维奇，医科大学生，在街上偶遇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其时，大教授已经名满天下，他喜欢上了这位大学生，向他坦诚地谈起自己的爱情、苦恼、嫉妒……他把教授的许许多多知心话都一一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这本日记不仅披露了大师的言行举止，还讲述了1900年末在维也纳的生活，讲述了在精神分析学理论上读不到的东西，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首批出现的精神分析学专家的为人处世、一次世纪革命的极端与疯狂。
2003年12月的一天，一本无人知晓的手稿落入到一个流亡在外的研究者之手。读者越是深入到这个往昔人物的生活之中，越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痛苦和窒息，仿佛一个咒符与陌生人偶尔继承到的这部手稿永远纠缠不清似的。
作者托比·纳唐在书中把过去与现在虚虚实实地糅合在一起，以彻底放松的心态和惊人的胆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杰作。
托比·纳唐是人种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著名专家，同时也从事创作，他写过不少小说（其中有《迷恋银屏的人》、《萨拉加·波》），和一个剧本《弗洛伊德的入狱之罪》。2005年，他参与了精神分析学的“黑小说”的系列创作。莱奥普尔·卡罗日记2003年12月12日
这里是布隆迪。太阳在六点十五分升起，十八点二十分落下，上天安排，一年中每天如此，每月如此。在布琼布拉，气温永远不低于22℃，也永远不高于28℃。这里无论冬夏，不分季节，无道理可言。昨天他们还在开枪。是哪些人？谁知道呢？叛乱者？军队？肯定两者都是；还没算上盗贼，加上无数持枪者中的一些人，他们乘混乱之际，向天空胡乱开枪以试验机枪的性能。我住在山坡上的基里里街区已有一年时光，俄式步枪在昨天夜间就响了两个小时。子弹划出一串串红色的弧线，天空像过节似的笛声悠扬。在这怪里怪气的乐声中，不时地穿插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甚至还有火箭弹的射击声，火箭弹在爆炸前会发出长长的、令人不安的呼啸声，清晰可辨。今天早上，艾玛纽埃尔对我说，他不放心我，是雅克先前对他说的，在我住的街区发出爆炸声。说真的，这一次我是害怕了。午夜将近两点半，一声格外强烈的巨响把我家的墙壁都震动了。后来我得知，这颗呈抛物线的炸弹落在了中国大使的专车上，与我的房子隔着几户人家。运载物彻底炸开了，里面冒烟的五脏六腑赤裸裸地暴露在月光下。今天早上，办公室里大家尽议论着这件事情：“他们肯定是瞄准总统府的……”“要不就是美国大使的官邸……”“他们打得太不准了，但还是相当危险；差一点儿中流弹……”
尽管这个城市上空似乎笼罩着大难在即的阴影，我却不感到有什么紧张气氛……但也免不了设想到最坏的结局，想到新一轮的杀戮，就如1993年发生的那一场屠杀，或是一场国内战争，或是一次军事政变。要不就是一次暴动，一次大规模的抢劫，谁知道呢……陡然之间，生活就变得了无生气了。时不时地，有人大声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句话非常概括地总结了当下的形势：“有什么意义呢？”是的，倘若一切将在明天结束，有什么必要制定计划、做调研；有什么必要再做生意？2000年12月机枪对欧洲空中客车大型飞机上扫射，之后禁运开始，生活停顿了几个月，又有谁会忘记这件事呢？那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汽油。在这里，远离一切，流离失所的人便学会了布隆迪人的古怪脾气。他们待了几个星期后，便也装着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从没出过只有小县城大的首都、在仅有的几条小街上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在马路上又多了个炸弹坑、听到一点点不寻常的声音也会惊慌失措，他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了。我们日常的谈话也永远是老一套，大家对形势的看法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机枪扫射，开着同样的玩笑；特别对长长的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一些人谁也不在乎，谁也不放在心上。每个人都朝这方面去想，这场已使国家瘫痪了十年之久、其实是精心策划的战争并不十分可怕，他们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不会攻击外国人的……”“在这儿，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不必在意……你知道吗，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这样了……”但在我接受不了，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因此，在我们这个外来人的小团体中，我被看成是一个不安定分子。他们善意地嘲讽我，向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叙述我在七月大规模的冲突中是如何在半夜多次给大使打电话的。他们的话并无恶意，多少还有点关心的意思。我知道，他们对我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还是颇有好感的，因为我不会装腔作势。久而久之，我就会成为所有人内心不安的、有点可笑的形象化身了。我并非是提心吊胆，但确信，这里的形势是严重的，远非只有几伙人在争权夺利。然而今天早上，我的心情很轻松，还与他们开玩笑；我说到了我的打算，笑得很开心……今天早上，我对发生在布隆迪的一切有点儿无所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我就要飞往达喀尔，参加一个恢复中非和平的国际研讨会。可以放松十几天了。我可以晚上在街上闲逛，不必担心宵禁；可以坐汽车出城；谈论政治不必担心隔墙有耳；也可以安心地在餐馆用餐了。想到有这么几天舒心的日子，我竟然忘记我只能绕道到达目的地带来的麻烦：要到西非去，我必须先飞东面的埃塞俄比亚，在那儿要滞留六个小时，等去拉各斯的通知。一旦到了拉各斯，我还得等上四个小时才能坐飞机去达喀尔。如果直飞，仅需六七个小时便够了，但我却要花整整两天时间，那还只是如意算盘。两天时间……没算上在非洲旅行不可避免会遭遇到的种种麻烦呢。
亚的斯亚贝巴新的国际机场终于建成了。他们开了几家挺不错的店铺，出售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不多见的书籍。埃塞俄比亚的女人很美，非常美。她们恪守教义要求的妇德，但并不能掩饰她们天生的浪漫情怀。相反，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还因此更加激发情欲。她们三三两两在街上行走，像修女似的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面纱，小腿连脚踝都深藏不露；但她们却踏着雅致的高跟鞋，形成优美的曲线；精致的丝质长袍几乎是透明的，风情万种地落在她们那肥硕的臀上。我看着她们路过，做了一整夜的美梦。三个女人勾肩搭背款款而来，发现我盯着她们看，意识到自己的魅力所在，火辣辣地瞧我一眼，相互用胳臂搡了搡，朝我的方向边看边哧哧地笑。美丽的埃塞俄比亚女人让我想到了自由的可贵：在我感到日渐狭窄的自由空间，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从这里撵走——这是微闭双眼，为她们肉体的芬芳所陶醉的自由。
清晨六点，我搭乘的飞机稳稳地落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机场的停机坪上。我把鼻子贴在舷窗上看。跑道上的信号灯突然熄灭了。我感觉到有些蹊跷，但也没太在意。我们来到柜台办入关手续时，大厅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电脑插头插在备用紧急插座上。警方人员借着烛光验证护照，他们的脸在跳动的烛光下显得十分狰狞可怖。断电了。我大汗淋漓。应该知道，一个汗流不止的过客就是尼日利亚海关人员的天然猎物！检查我护照的人是一个光脑袋的大个子，脸上乐开了花，连制服都没穿。他没收了我的护照，把我与另一个倒霉的布隆迪同伴关进一间没有照明的、黑乎乎的小屋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也没发生，”那人操着不熟练的英语说道，“登记后我会把护照还给您。”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什么说法也没有。每隔半小时，我就去询问机场人员，每次都被毫不客气地顶了回来。
“我已经对您说了在候机厅等候，起飞前，我会来找您的……”
我总算打听到一些消息。技术人员没法排除电力故障。自我们的飞机降落之后，没有一架飞机着陆。有些人说到破坏、谋杀……自我离开布琼布拉之后，我没入睡一小时以上。我的感觉也莫名其妙地麻木了，好像我明白烦躁也无济于事似的；我只有等待，同时注意着周围的动静。陡地，我的那位警察先生闯进来，吼叫道：
“快！快！快出去！跟着我，快！”
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有火警。失火了？在哪儿？
“难道您没闻出什么味道吗？”
果真，一股橡皮焦味直冲我的鼻子，经久不散。上百号人边叫边冲向出口处，周围一片混乱。
“那么我的护照呢？”
戏这才演完：海关人员不慌不忙地拍打着他裤子的后口袋，终于道出了他的真意：
“在这儿呢。得给我一两瓶啤酒喝喝吧……”
我花了五个美元，终于得到了我那珍贵的护照。如不是因为火情，我要通过的话，得至少再花上十倍于此的钱。那个警察消失了。我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带着没有签证的护照，离开机场在拉各斯满街乱跑？这不是在发疯吗？……在拉各斯，只有枪和小费说了算。
不，我决定不进城。我追随着人流，向登机大厅挤过去；我在走廊上拐了一个弯，来到一个硕大的咖啡厅，里面空荡荡的。在大厅中央，一辆卖三明治的小推车被遗弃在一边。我惊慌失措，赶紧在一个座位上坐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微微有些发胖，头发稀疏，呈棕黄色，趴在桌子上，仿佛在等人拿什么喝的给他。空气开始热得令人窒息，该喝点什么了，不过我没说咖啡或是茶，只要一杯水就行了。那人突然站起来，快速走到柜台后面，自取了一瓶矿泉水，坦然地撂下了一个美元。就在这时，一个警察看准时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小偷！”他大声说道，“我看见您拿水的。我要拘捕您。我有权扣留您两天，您明白吗？”
我倒是明白！刚才我迟疑着不愿把护照交给那个海关人员时，他也是这样威胁我的。小老头没被吓着，他动怒了，抗议道：
“你们是否想到我的感受？我们在高温下待了将近五个小时了，连一口水也没喝上。”
争论迅速升级。另外两个尼日利亚人穿着皱巴巴、难以辨认的制服，觉得有笔大生意可做了，走近那位不幸的游客。游客激动不已，大喊大叫，甚至举起拳头威胁。其实在非洲，这样做永远是行不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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