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义门》是陈启文继《河床》之后的又一长篇巨作，全文52万字，气势磅礴，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世人惊叹的“乌托邦”民间帝国——江州义门。
南北朝时期，陈朝灭国之后，陈皇室后裔一支迁徙到江西德安太平乡，由一人发展到千人，缔造了一个上千人聚居的大家族社会，且学院、医馆各种社会部门一应俱全。江州义门历经唐宋元明等几个朝代的更迭，处乱世或盛世之中，以“义”字为信念，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公有制社会模式，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公有制社会形态，比莫尔的“乌托邦”空想理论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构想早了数百年。
安世五百余年后，江州义门被当朝封建帝国强行瓦解，分崩离析为291庄，分别迁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安徽、上海等16个省市，目前广东潮州、东莞、南海、顺德、惠州等地都有义门陈氏的后裔。因而有言道“天下陈氏出义门”。中央电视台也曾报道说世界八千多万陈氏宗亲，约有五千多万是义门陈的后裔。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著名的陈姓人物陈独秀、陈寅恪、陈毅、陈赓、陈嘉庚等人都是江州义门陈氏分析到各地支派的子孙。
作者简介：
陈启文 1962年6月生于湖南临湘，为江州义门直系后裔。国家一级作家，被媒体誉为60后代表作家和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目前是广东省东莞市的重点签约作家，作品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图书奖和冰心散文奖、老舍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特等奖、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著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散文随笔集《季节深处》、《漂泊与岸》、《港澳往事》、《孤独的行者》等15部作品。其代表作《河床》被誉为一部“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的“中国第一部生命小说”。
目录：
引子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上古氏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宛邱世系寻找远逝的血缘
颍川世系从支流到主干
陈朝短暂的辉煌
第一章吉人自有天相
诞生
第九幅绘像
梦中的逃亡
有九条江流过的地方
神奇的天葬
第二章大家长
青出于蓝
大家长
第一道门引子 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上古氏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宛邱世系寻找远逝的血缘
颍川世系从支流到主干
陈朝短暂的辉煌
第一章 吉人自有天相
诞生
第九幅绘像
梦中的逃亡
有九条江流过的地方
神奇的天葬
第二章 大家长
青出于蓝
大家长
第一道门
失明的父亲
第三章 酒肆戏台秋千院
神话或童话
命运的占卜
大学士陈伉的一些冒险经历
十年之后
第四章 治国与齐家
一个裹在谜团里的人
猜测一些历史的情节
仁心与义国
三十三条家法
第五章 祖先的天堂
第二道门
东佳书院和御书楼
刑杖所
思无邪
第六章 错乱的时空
一个人从这里走远
错乱的时空
因果报应，或为义所感
接续大成宗谱的叙述
第七章 续写的传奇
燃烧的义旗
女人的牌坊
跛足的传说
第八章 天下第一家
饥饿的岁月
第三道门
血统纯正的可靠蓝本
祭祖大典
第九章 悲怆的告别
永恒的威胁
悲怆的告别
历史的补丁
最后的王气
永生之门
尾声 天下陈氏出江州
追踪从明朝开始
清朝忠诚与反叛
走向大海一个开放型的家族
后记1、2012年1月8日，《南方日报》中国文学现场月度作品推荐了《江州义门》，将其称之为“中国的百年孤独”。 2、《文学报》（2012.1.5）专访了《江州义门》的作者陈启文，刊登了《陈启文：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一文，随即被新浪、网易、中国新闻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台湾网等门户网站转载。义门子孙漂洋过海的很多，他们在异国他乡建起了祖先的祠堂，而他们中又有很多人成为海外诸国陈氏的始祖，尤其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南洋诸国最多，一代代义门子孙，像他们的先祖虞舜一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远离故乡的孤独和难以想象的艰辛中，很多都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这其中便有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代表人物，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的一个华侨世家。据陈嘉庚自述：“我始祖自唐由河南光州固始县迁来，至我为第十九世……”但他可能没有推算过，哪怕从唐末算起，到他出生，已近千年，若他为第十九世，平均四五十年一代人，这是不大可能的。又查义门分庄路线图，迁徙到福建同安的一为义门显祖陈青第四子陈俛后裔彦光一支，还有一支就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但不管怎样，这两支都是源出一脉的陈氏子孙，这倒是绝对不会错的。
十七岁时，陈嘉庚拖着一根大清国的长辫子下南洋，到新加坡帮父亲经营米店，这一干就是十三年，一个少年转眼便干到了而立之年。逝去的日子如平静的流水，平时你也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性格，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地做着小买卖的人。如果不是父亲晚年实业失败，米店倒闭，他也许会一直干下去，在一个叫顺安的米店里度过他忙忙碌碌、顺遂而平安的一生。但一夜之间一切全完了，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是生前欠下的二十多万元债务，这在那时，是一笔也许要用一生来还的巨债。好在，按新加坡当时的法律，“父债子免还”。而陈家突然遭此厄运，很多债主也很同情，毕竟大家都是漂洋过海在这异国他乡揾食，同是天涯沦落人，经历了多少艰辛惨淡，甘苦寸心知，也就更加同病相怜。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平时几乎没有性格的人突显出了自己的性格，陈嘉庚咬着牙表示，对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由他来还，一分也不少，他现在没钱还，但他表示，“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不过，对他的话，当时也没有多少债主抱太大的希望，他们觉得，一个人能够说出这番话来已经够仁义了。
一晃四年过去了，没有人向他讨过债，很多债主甚至都很难找到了。但一个人在而立之年说过的话是算话的，他用了四年时间，终于在经营上有了些盈利，他要还债了。他开始一个一个地寻找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这事不但遭到了亲友的反对，很多人都说这个老陈家的人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傻！但这个人说了一句傻子绝对说不出的话：“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是的，这就是在陈嘉庚身上表现出第一个突出性格，诚信。当他还清了按法律规定完全可以不还的债，他的信誉也传遍了东南亚，甚至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很多人听说了，都愿意与他做生意，他能在家业衰败后的十年里就一跃而为新加坡侨商中的百万富翁，第一就是他从自主创业开始便建立起来的诚信。在这个人的心里，显然还有一种高于法律之上的道德律。先生尝谓：“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与正义，要明是非，要为社会做事。再多的钱可以花光，但诚实、正义却永远受人尊敬……有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敢做，乌七八糟的钱敢挣，这样的富翁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如今，只要走进先生的故乡，走在集美的那些老街巷里，抬头就能看到一个个大写的“诚”字，如诚园，如谦诚书屋，而“诚毅”二字，在建校之初就被陈嘉庚兄弟确定为集美的校训。诚，是永不毁诺的峥峥傲骨；毅是永不言败的坚强毅力。这是互为因果的两个字，一个人想要一生一世守住一个“诚”字，唯有坚毅才有这种坚守的力量，由此而及彼，则可以涵盖整个人生事业。先生一次次勉励集美的学子：“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这是一个叫陈嘉庚的义门子孙留给人类的遗产。这其实也不是先生的遗产，而是来自先人的遗产。但真正能够继承这份遗产的人从来少之又少，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个。他当然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继承这份遗产，他一生都在教诲身旁的人要诚实守信。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大跃进时代的小事，当时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收回一部分，结果受到先生的严厉批评，已经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能要回来，啊？一声啊，让你能在先生张大的口腔里看到他直达肺腑的心灵。陈嘉庚能够成为新加坡大亨之一，无疑又与他的“智”有关。贾谊所谓“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而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嘉庚先生有“能见将然”之智，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很多商人的反应都很冷淡，就是种植，也只是尝试一下，而陈嘉庚一下就买了两千元的橡胶种子，就是这两千元的种子，让他在马来亚新加坡首创橡胶的大规模种植，随后又推动了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他就是因此而致富的。有人说，这是时运，陈嘉庚只是走好运了。但就是运气来了，你至少也要知道这是时运，你要能果断地抓住这个机遇。而这正是先生不一般的眼光，在他成功的机遇背后，他看到的不是橡胶，而是战争可能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化。这又正合荀子的那句名言：“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那时，欧洲各国的互相厮杀，给西海岸的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美国工业长足的发展又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从而带动了马来亚的橡胶业，并一跃而为马国的支柱产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马来亚成了世界橡胶王国，而陈嘉庚则是公认的“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这就像是一条生物链。陈嘉庚从橡胶起家，又将橡胶的农、工、贸经营集于一身，缔造了他的实业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依靠稻米、树胶、轮船航运和出售菠萝罐头厂积存的铁皮，迅速跻身于新加坡富豪之列，他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也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在南洋的侨商中，他从来没有成为首富，比他有钱的人多得多，但像他这样的开拓者，却并不多。对于他，比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他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实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新加坡能够在未来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富足、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为华人创造另一种传奇，无疑是在陈嘉庚等前辈打下的基础上，才实现了这种足以用奇迹来形容的崛起。如果有了一种源于历史的视觉，你又会发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奇迹发生。
设想一下，中国版图是新加坡的一万多倍，如果这辽阔的版图上拥有一万多个陈嘉庚，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这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真实前提是，中国需要陈嘉庚，很需要，非常需要。而只要祖国需要他，他随时就会豁出来。这绝对不是理想主义的高调，这正是陈嘉庚穷其一生的行动，一种贯穿了他一生的信念——忠诚。对那个大清帝国，他曾经是无比忠诚的，他十七岁下南洋，但一根像马尾巴一样忠诚的辫子，一直拖到三十多岁才剪掉。这是因为他结识了孙中山，在谨慎地研读了三民主义后，他毅然与胞弟陈敬贤双双剪掉发辫，这意味着他一刀剪断了和满清帝国的联系，从此他不再是漂泊在海外的一个大清国臣民，他的忠诚又有了一个新的对象，孙中山。他把自己一生的强国梦寄托在这个人身上。当辛亥革命的旗帜在武昌城头升起，他立刻回国创办学校和实业。他以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此真的诞生了。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让他充满了自豪。然而，接下来的现实让他失望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很快被袁世凯窃夺，紧接着又是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等一连串历史的恶作剧，随后又是军阀的血腥混战，在中山先生死不瞑目地告别这个世界之后，陈嘉庚的第一个梦念也跟着埋葬了。
中国人有崇拜政治强人的传统，陈嘉庚也不例外。在中山先生过世后，他又把他一生的梦寄托在第二个身上，蒋中正。他希望能有一个天下为公的人率领人民打败军阀统一中国，进而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强盛。当北伐取得成功、中国大致也在形式上实现统一后，陈嘉庚在蒋中正身上似乎又看到了强国的希望，他成了一个最坚决的拥蒋派，甚至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但他回国考察后，才发现现实和他的梦念反差实在太大，这个叫蒋中正的人任用的是孔祥熙、宋子文等内戚和一班贪官污吏，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国中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这让他对蒋中正的满怀希望顷刻间全然破灭。从未破灭的，只有他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希望。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他马上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被推举为主席。他带头捐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筹得约合四亿余元国币，又组织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开设制药厂，直接向前线供应药品。1939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应国内的请求招募三千多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这都是前线紧缺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他们回国后，冒着生命危险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日夜抢运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忠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建立在他们滚烫的血肉之上的。
后来，有很多人把1940年春天看作是陈嘉庚的一个人生里程碑或转折点，在这个战火硝烟的春天，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在访问重庆又在延安实地考察之后，他的内心里又一次产生了强烈反差，尤其是他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断定这是“克敌制胜之本”，于是，他又有了自己的一个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他又将自己一生强国梦的第三个梦念寄托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抗战结束，内战爆发，陈嘉庚此时的政治态度已经像他的性格一样鲜明，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抗议美国成为中国内战的帮凶，斥责蒋介石为“一夫独裁”，应该说，至此，他已经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一边。
1949年，应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开国大典，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他已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也是一个横跨两个世纪、三个朝代的历史老人，眼看着他一生的强国梦就要付诸实施，他须发飘白但精神矍铄，马不停蹄地驰驱于南北大地，他多么想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为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强国梦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然而，他又开始失望了。
这第一件让他失望的就是外蒙古问题。1946年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割弃外蒙的条约，陈嘉庚立刻就予以声讨和谴责。这还得从一个忠字说起。他的一生始终贯穿一个忠字，从最初对大清帝国的忠诚，到对孙中山的忠诚，到对蒋介石的忠诚，最终，他才发现，他所有对某个领袖或政治强人的忠诚都是靠不住的，而永远的忠诚，是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对于他，忠，就是永不动摇的爱国，他爱的是一个与朝代无关的永恒的祖国。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而国不变，“祖宗的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之则为国贼也”。在汪精卫预谋投日之前，他提出了著名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而眼看着一百五十多万自蒙元以来便纳入中国版图的国土被一张纸割舍出去，陈嘉庚有一种如刀在心口割肉的痛苦，他奔走疾呼，“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一身，拔一毛而知痛”。在应邀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在各侨团举行的盛大茶会上慷慨陈词，郑重要求收回外蒙领土。当他抵京后，听说新中国已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这让他极感震惊和愤怒，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表示坚决反对，但稿件均被报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给家乡的《厦门日报》，一家地方的党报更不敢刊登。陈嘉庚只好向周恩来总理直接提出抗议，周恩来以事关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大局，对先生好言劝说，但仍无法改变先生的立场，在他心里，“救国之目的，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领土完整，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大局。为了表明外蒙永远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陈嘉庚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刻中国地图时，坚持将外蒙也包括在内，并在地图雕版下刻下外蒙问题的由来，让后世永远不忘收复失土。兹事体大，周恩来当即派人到厦门反复劝说，但先生依然据理力争，最终只将说明文字去掉。至今，这幅包括外蒙古在内的石雕地图，在解放碑上还可以准确地找到，这也是我们还能在中国大陆看到的唯一一幅完整的中国版图，阳光照亮的是整个中国，这也是一个人最后坚守的中国。
随后，陈嘉庚又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和中央产生了分歧。陈嘉庚认为这场战争是斯大林的一个政治计谋，苏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完全可以运用否决权直接制止美国借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但苏联代表却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时故意缺席，让朝鲜内战一变而为一场国际性战争。这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先生认为，中国如果贸然参战，很可能就中了他的计。当然，他更多是从中国的现实考虑的，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极需休养生息，卷入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结果是，这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打了三年，交战双方最终还是回到三八线这个原点上，最让陈嘉庚痛心的是那些中国士兵战死疆场，高达三十六万多人，全都是生龙活虎的生命，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又该有多么伤心。陈嘉庚永远都是以一种设身处地、以己度人的大爱去看事想事的。尤其是，当他听说苏联供应给志愿军的大量军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满后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这更坚定了他当初的判断，中国受了苏联的欺骗和利用，是被人给出卖了。听着中国人一口一声叫着苏联老大哥，看到大街上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画像，陈嘉庚认为这是奴颜婢膝，丧失民族自尊，他在公开场合连声斥责，这算什么老大哥！他对当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苏俄式“社会主义”也有看法，什么“拯救人类的唯一方策”，什么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陈嘉庚作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对经济绝对不是外行，他看在眼里又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他只能寄望于将来，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一定会醒悟过来。
对土改他是赞成的，这也是他的梦想，通过土改可以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但他反对滥捕滥杀，也反对对地主和“反革命”的残酷斗争和严刑拷打，他认为，地主阶级是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对他们应以教育改造为主，不应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随意关押、枪毙地主和“反革命”，尤其是在运动中，有些投机分子公报私仇，有些基层干部草菅人命，出现不少错捕、错判、错杀的现象，造成不少冤案，这都是致命的冤案。而让老人最不理解的还是几年后发生的反右运动，当时很多人都是为了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而大鸣大放，你先让人家说话，你又以言治罪，你到底是让人家说话呢还是不说话呢？在批斗右派的会议上，他发表了洋洋五千言的讲话，半句没提反右派，而是抨击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应该说，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保持着理智上的清醒，他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早有先见之明。
陈嘉庚被称为“中外在野第一人”，对于中国，他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这让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更客观、更冷静也更公正。他是一个个性独特也独立的人，判断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都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他都支持；反之他都反对。在一个噤若寒蝉的时代，只有他还在唱黑脸说硬话，不断地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这在当时相当危险，他的言论比当时很多被打成大右派的言论更加犀利而且一针见血。以毛泽东的性格，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真理在他们手中”，至少毛泽东自认为掌握的是真理，那么所有不同的声音就是歪理和谬论，是大放厥词。而陈嘉庚最终能躲过一劫，可能还是因为把他打成了右派，会伤害海外三千万华侨的感情。虽说逃过了一劫，但陈嘉庚晚年内心的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面对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看到彭德怀因说真话而挨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国民经济的毁灭性破坏和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这对一个做了一辈子强国梦的耄耋老叟，无疑是他生命中远胜于病痛的残酷折磨。他回国之初，原本是想兼济天下，而到头来他能够做到的，也只能独善其身了。
今天的人们绝对难以想象一个富翁的生活是何其节俭，回国之后，他在名义上也算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他限定自己平均每日的生活费仅为五角钱，而将每月节省下来的五百余元薪资全数投入集美学校的建设。在集美，他住在早年的旧居里，穿的是旧衣服，用的是旧家具，每日粗茶淡饭，无烟无酒，一袭旧蚊帐补了再补，一件棉背心已多处绽露棉絮，他使用的一把布伞已被补丁遮盖得不见本色。老人身边没有家人，几乎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常说，该花的钱千百万都不要吝惜，不该花的一分也不能浪费。他是个大实业家、大资本家，早在1925年他的实有家财就超过了千万，而当年一个百万富翁就相当于现在的亿万富翁了。在很多人眼里，赚钱干吗呢，是让自己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住豪华别墅，乘高级汽车，吃山珍海味，还有美女如云妻妾成群地簇拥着，死了，又把家财和产业留给子孙。这些钱是他们赚来的，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他们花得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但陈嘉庚对自己赚来的钱，从未看成个人私财，在他看来，财富是取诸社会，也该用诸社会。他一生恪守着一个公字，天下为公，这对于他就是永无止境的奉献。
他一生的强国梦，曾寄托在三个人身上，但到头来，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初衷，真正的希望还在于国民教育。这是最初的希望，其实也是他最终的希望。先生尝谓：“余侨裔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造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就是这句话，确立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诚如有人说，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早在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他就捐献两千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从此一发不可收，先后捐资在厦门、集美、新加坡办起了七十多所学校。很长时间过去了。穿行于我憧憬已久的集美学村，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世纪初，真有一日长如百年之感。走在这片土地上，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与这片土地有关的一切，就是与这个人有关的一切。这里曾是大海边的一个偏僻荒凉的渔村，只因为一个人而变成了中国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城。从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到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很多的事物我已经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一些被反复翻拍和放大的黑白照片，在暗下来的时间里影像模糊，看上去离这个世界已经很远。看得见的是厦门大学。1921年，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学村初具规模后，又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常年费分十二年付款共三百万，创办了厦门大学，开设了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十七个学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十六年之久。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192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陈嘉庚的企业面临严峻考验，集美、厦大两校经费也跟着出现了危机，是救实业，还是救教育？陈嘉庚就像当年替父还债一样慷慨承诺：“我的企业可以收盘，但学校绝不能停办！”他马上变卖家产，把全家居住的三栋住宅也卖掉了，全部充作厦大办学经费。这不止是用慷慨可以形容的，这是一种信仰。没有一种信仰的力量作支撑，一个人哪怕再有钱，又怎能缔造这样一个从小学到大学、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村？这在中国还找不到第二个，在世界上也可能绝无仅有。这是先生一生最大的投资，而且从未想过有任何回报的投资。那些有幸在这里念书的学子，又用什么来给先生回报？先生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是报国，先生一生最大的梦想是造就一批有健全人格的合格国民。这也就是对先生最好的回报了。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便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这是当时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抗战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十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他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他一生捐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对欠别人的债，他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对自己捐出去的钱他却是从不计数的。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在一亿五千万以上。有人说是美金，有人说是人民币，还有的说是银元。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陈嘉庚有钱，但不是最有钱的人，在事业达到巅峰时，他也不过拥资一两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实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像他这样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而又为国家和民族慷慨解囊、倾其所有者，以前少有，现在绝无仅有，将来呢，但愿有，而且越来越多。辛亥革命元老黄炎培先生曾有感而发：“发了财的人，而肯全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1955年早春，陈嘉庚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原来，他在避难爪哇时认识了一位青衣相士。这位相士据说是上通天机，下知冥府，出签算命，百验不爽，南洋许多富翁、名人都请他算过命，所说无一不准。这个相士给陈嘉庚算过命后，预言其寿终之时为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推算起来，确凿时刻为1955年2月21日上午八点半左右。先生还真是虔诚地相信了。他一生崇尚科学，不信鬼神，但却半信风水和命运。他预感大限将至，便在死期将至的前夜亲笔写好两份遗嘱，指明一份留交集美校董会秘书处主任，一份留交族亲，嘱咐将其遗下产业的收入全数划归集美学校作为经费和基金。遗嘱写完，他顿感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与平静，然后用温水洗净全身，换上干净的内衣裤，上床就寝，睡意如期而至。到了他的大限之日，他像往常一样在清晨五点准时醒来，先做床上体操，再下床洗脸、刷牙，接着便穿起那套接待贵宾才穿的西装，结上领带，穿上皮鞋，打点得整整齐齐。早餐过后，陈嘉庚破例不出门了，端坐在旧沙发上，等待着他的临终时刻降临。他将目睹自己的死亡，这倒是一件神秘而有趣的事情。当、当、当……时钟一声一声敲响，早上八点正，他的族侄孙陈朱明像往日一样到寝室来探视，看见伯公尚未出门，而且身穿西装，神态静穆，便问是不是有中央首长要来，或是要出差赴北京、上海？陈嘉庚均答不是，并挥手将他打发出去。在寝室里，陈嘉庚面对壁钟，安详端坐。一个小时在宁静的等待中过去了，壁钟又当当当地敲响九下，他还认真地核对了一下自己的怀表和壁钟，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已经过去，但死神依然没有降临。但他不敢大意，茶饭虽然照吃，却时刻在等待，直到这一天亥时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子时来临，他才上床安寝。又一个夜晚过去，清晨醒来，他发现自己依然健在。先生像往常一样用过早餐后，才对身边的人说：“我有福气，我真有福气！”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甚至有些孩子气，他让一个老人变得更加可爱了。
死神的降临比那个青衣相士的预期迟到了六年，但这六年是一个耄耋老人最郁闷的六年，他看到了太多他不愿看到的事情。如果他再活六年，他看到的将是一个民族的又一场大浩劫。幸亏没有，这也是他的福气吧，否则他的命运也很难说。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临终，他再次郑重叮嘱将银行存款三百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以后本家生理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以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余之所大愿也。”这是他遗言。他未给自己的子孙留一分钱，是要使自己的子侄不做社会的寄生虫。他最惦记的不是子孙，而是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弥留之际的另一个牵挂是台湾，这是他在外蒙古丢掉之后担心又会丢失的一块祖先的土地。陈嘉庚先生最终被埋葬在他故乡的集美，鳌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这无疑是人间至高无比的哀荣。这无疑
也是他的祖国应该给予他的隆重葬礼。对这个祖国，他无疑是爱得最深的一个。爱国，只是一个相当表面的解释，它能解释先生的一生吗？面对先生的塑像，我忽然发现，有的人，你一直觉得很熟悉，走近了，才发现根本不认识。毋庸讳言，这个人也曾被当作一个工具，有人甚至想回避一个真实的形象，一个真实的陈嘉庚。当很多的真相被遮蔽之后，实际上是另一种谋杀。卢梭说，时间能揭开种种帷幕。当时间的帷幕一层层揭开，我们才看清了关于他的部分真相。同为义门子孙的陈毅元帅，在吊唁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令人怦然心动。这是一个真正懂得陈嘉庚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一个赤子，他的一生，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赤诚，正是“诚”之最高境界。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在一个人所能抵达的人生境界上，他已经接近半个圣人。
鳌园，原为一座形似海龟的小岛，如今已是一个看不见大海的地方，离大海最近的水泽已经干涸，但还能看见又高又远的苍穹和一只海鸥孤独翱翔的身影。走向先生的陵墓前，感觉这充满世俗吵闹的世界突然变得无比宁静了。死亡的静美。
陈嘉庚生前已经预感到但没有看到的事情，却被另一个叫陈寅恪的义门子孙经历了，但他没有看到，他是个瞎子。那时候，他早已失明了。当我追寻到这个人时，一张瘦瘦的脸总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笔尖下意识地哆嗦了，一种苍凉感弥漫在指间。面对这样一个人，我感到我很虚弱。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义宁或修水，地处幕阜与九岭山脉之间，这里也是江州古邑，一条修水河也是流过江州的九条河流之一。这里离江州义门很近，而且一衣带水。在宋仁宗对江州义门第一次大分析时，便有一支义门子孙辗转迁徙于此。陈寅恪当为这一支的后裔。但他并非降生于此，而是生于湖南长沙祖父的巡抚衙署里，他的祖父便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则是著名诗人陈三立。这是一个杰出的家族，陈宝箴是诸省督抚中唯一力举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治湘期间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在戊戌变法中，他奏请清廷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罢官后回到江西省南昌新建县境内的西山下筑“靖庐”栖身，两年后猝然去世，终年六十九岁。他的死因一直是个谜团，《清史稿》不书，据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有记载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戴闳炯）率兵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靖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我深信这是真的，以那拉氏那种决绝的性格，决不会饶恕这位光绪帝的“新政重臣”，何况此事是来自千总公戴闳炯之子的叙述，这更有可信度。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又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的兄长陈衡恪为近现代著名画家，更被誉为全才艺术家。这样一个家族，都以不追逐名利、正直谦虚的高洁品行而为时人称道。尽管家世中也有诸多不幸，但一个人能够降生在这样一个世家名门还是非常幸运的，陈寅恪也因出生于名门而被称为清末四公子之一。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陈寅恪十二岁，便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三年后，他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二十岁那年，他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四年后，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看他这留学经历，东洋的日本，西洋的欧美，几乎读遍了当时所有的世界级名校，但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没有拿过什么学位。吃惊的不止是我，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就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如果说这个人有什么不同于流俗的性格或品格，这当是第一个，他读书是为知识而不为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
1925年，三十五岁的陈寅恪回国。其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主持筹建的是教务长吴宓，已聘任大师级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而陈寅恪一回国，就成为了吴宓的下一个聘任人选。在吴宓眼里，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在日记中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曹云祥校长力荐陈寅恪。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年岁看，他都是陈寅恪的长辈，但他对这位后生可畏的晚辈打心眼里敬重，逢人便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曹校长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说，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又问，陈寅恪有何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什么著作。这就让曹云祥这个一校之长犯嘀咕了，一个人既非博士，又无著作，要进清华，而且是进清华的国学研究院，他到底凭什么呢？陈寅恪凭的是一封写给妹妹的家书，这封寥寥数百字的家书中有他开出的一份书单，而正是从这份书单里透露出了他学术研究的博大精深。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奇迹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陈寅恪和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一起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而陈寅恪的名字还排在赵元任之前，赵元任不但学问好，而且还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
一个人可以破格录用，但毕竟还是要有真才实学。陈寅恪的学问那就不用说了，他自己也相当自信：“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就是说，他要从思想与学术的空白处开始，成为一个填补空白的人。他上课，不但学生云集，连清华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来听他的课。听他上课也真是一种享受，你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引领着，仿佛被带进了一个畅通无阻的世界，一个自由王国。陈寅恪很快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在清华百年历史上，他又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被誉为“四大哲人”。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又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但他的名气只限于学术界，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他注定不会成为风云人物，尽管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但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也确实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但胡适后来又在日记中如是记载：“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又有人评说，陈寅恪先生的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有人因此而把他视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对于胡适等人，陈寅恪也不客气，尝谓：“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陈寅恪以自己为“文化本原”的坚守者，这是他的自觉，而且，极自信。而他所说的“贩卖”者，有人猜测，似指胡适之等海归派学人。这绝对不是彼此不服气，这其实也正是他坚持独立思考不为所谓时代思潮所左右所动摇的一个性格。这里，我关注的也不是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而是他的人格与思想境界。1929年，他在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率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这至少在精神立场上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伟大开端。其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能第一个为中国知识界发出这样的声音，无疑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中也有家难，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逝世了。这位八十五岁的“维新公子、先帝旧臣”绝食而死。这其实是陈寅恪早已预感的。1932年爆发“一?二八事变”，老人隐居庐山牯岭，日夕不宁，他曾在一晚做梦时大喊：“杀日本人！”次年，当他听说自己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时，老人痛骂郑孝胥“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并宣布与之断交。1934年，老人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声叹息：“国耻，国耻！”1937年，卢沟桥事变，很多人都准备逃难，他大声说：“我决不逃难！”又听说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每天都有侦探在他的门口窥伺，老人怒不可遏，大呼佣人拿扫帚把狗撵走。为了让日伪彻底断了妄念，老人从此五日不食，在忧愤中绝食而死，享年八十五岁。
陈寅恪治丧完毕，随校南迁，在颠沛流离了一年后，最终抵达昆明，进入多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大执教。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知识界深感前途渺茫时，又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来请他到早已沦陷的上海授课。陈寅恪不是拒绝，就是躲避，他懒得和这些人纠缠。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也备感痛心、失望与愤恨，而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还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以“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来表达他的讽刺。他在一首诗中更是尖锐地表达了自己对蒋政权“党家专政”的愤慨：“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
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在白色恐怖丝毫不亚于未来的另一种恐怖时，陈寅恪此举已经相当冒险了。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这时他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到伦敦治疗眼疾，也是他去牛津任教的一个原因。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英医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或许是像他的先祖一样，过早地窥伺到了某种天机，他成为一个瞎子是命定的结局。在无边的黑暗降临之前，他辞去牛津聘约，在解放前夕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又面临一次命运的抉择，向左？向右？他从北京南下广州，但拒绝了傅斯年要他去台湾或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岭南大学，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解放后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从此，他终身任教于中山大学，一个失明的智者，渐渐成了中山大学的一个象征。
之后，便发生了一个事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这对于任何人是根本不用做出抉择的选择，但陈寅恪是个例外，他于1953年12月1日致书中国科学院，这也就是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没有拒绝担任所长，但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这样的两个条件，以及他这种与虎谋皮的想法，哪怕到了今天，又怎么会被当局答应呢？陈寅恪心里十分清楚，他其实一点也不天真，但这就是他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基本底线。你可以不答应，但他必须坚守。而他的这篇“答复”，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公之于世，这让中国学术界着实震撼了一次，没想到在政治的高压和万马齐喑的肃杀中，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或许一双失明的眼睛，把这个世界反而看得更加清楚。
此后，陈寅恪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很长一段时间，倒也相安无事。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人，也都先后看望过他。尤其是主政中南的陶铸，这个小店员出身的革命家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一种难得的尊重。1957年，在他的关心和安排下，给先生配备了助手，又为先生安排眼疾治疗。在陈先生的右腿跌伤骨折后，陶铸又安排护士轮班照顾他。这年，胡乔木也来看望先生，言谈中，问到先生的文集出版情况。陈寅恪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后来，他在助手的帮助下，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此时，他已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失明、膑足之际，仍能锲而不舍地研究学问，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写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于历史进程也许更加敏锐，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种极度压抑与不自由的感觉由来已久。他已经不可能公开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只能以诗写心：“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诚如有人说，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1964年，他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云：“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有人说，这一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两年后，历史进入公元1966年夏季，一个特殊的年代或一场空前的浩劫已经来临。在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一个个噩耗接踵而至，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亦已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死亡的游戏永远只有两种，自杀与他杀。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他知道离自己的大限已经不远。如果能够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地离世该有多好啊，但他却命定的要在污辱和折磨中死去。他的高帽子越来越多，一顶一顶地压过来，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指斥他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等。对于这些罪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倒也看得开，古往今来，莫须有之罪何其之多，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对他最大的折磨不是这些，而是更具体的更让他痛不欲生的折磨。那些抄家的人闯进门来了，他看不见，但感觉他的书正在一册一册地离开他。他躺在床上，在无边的黑暗中伸出一双枯瘦的手，想再摸一摸那些线装的古籍和精装的西方经典，连那些人类不再使用的古文字，那些梵文、巴利文和中亚古文字，也成了不可饶恕的罪状。先生一生，曾遭四次书劫，一次是清华园遭窃贼盗窃，一是在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损失了很多珍稀书籍，一是内战时卖书购煤取暖，而最具毁灭性的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劫，除了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还有他的诗文稿，顷刻间就被洗劫一空。在别人看来，这些书对于一个失明的老人其实已经毫无用处，但对于这个老人，这些书就是他的命根子。一个“中国文化的托命人”，现在连自己的命根子也守不住了。
陶铸被打倒的消息传到广州，一直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预感更大的噩梦即将降临。很快，他的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在陶铸的关怀下被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现在他就是想卖书换粮也没有书可卖了。那些书或已化为火烬，或已化为纸浆，用来书写更大的汉字。陈家居住的一座小楼已经完全被大字报覆盖，很白的纸，哪怕写满了丑陋的汉字也显出本身的白。它更适合作为灵幡。他的名字被颠倒，被任意涂抹，被踩上脚印，一把把血红的大，如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志，红色的墨迹未干，像他最后的血。这样一座小楼，已经不是人间的一个家，那是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小楼外墙已经没有地方再张贴大字报了，于是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一家人的衣服上，都已被白纸覆盖，浑身缟素。陈夫人唐筼——这个一生为陈寅恪先生而活着的女人，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悲叹。先生的病情骤然恶化，但死神却不给他片刻安宁。有人把几只高音喇叭吊在他的窗前屋后，让他在临死之前再听听革命的怒吼。老人眼睛瞎了，但耳朵没聋，他原本就患有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整日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嗷叫不止，心中日夜不停地狂跳。不知地狱里是否有这种酷刑。这个一生渴望安静的人，唯一的办法，只能让家人把门窗全部关紧。结果是，又有人把几只大喇叭干脆就绑到了他的床头上，每天在他的头顶隆隆轰鸣，让他出现当年日军飞机又飞来轰炸的幻觉，老两口感到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一个口吐白沫倒在床上，一个咬着舌头倒在地上。
当死亡成为一个老人最大的渴望，死，反而成为了一件最难的事情。一个身体与心力早已衰竭的老人，他的生命力又是那样顽强，在经受了三年如凌迟般的折磨后，依然还在这人间挣扎。他的身体已经极度消瘦，只剩下一身干硬的骨头。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到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先生已病弱得不能吃饭，每天只能喝一点汤水、稀粥，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老人躺在病榻上，但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但老人的神智还相当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关心的已不是自己，而是一生操劳的老伴。老伴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在经历了三年的磨难后，几近瘫痪。对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那些人也不肯放过，一进门就是一顿乱拳，几次将老太太打倒在地。先生躺在床上，他看不见那些凶手的面孔，但他听得见骨头摔碎和断裂的声音。他张大嘴巴想要喊叫，发出的却是无声的呐喊。他预感到老伴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心中更是悲凉。这一对棒打不散的老鸳鸯，在悲凉无助中，守着一盏孤灯，在灯下相对而泣。先生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把心中无尽的怨愤与痛楚，写成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是他的绝笔。
又是一年初夏，南方的初夏已经非常闷热了。一个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还有人想撬开他的牙关。那些没有思想的动物，又能从一个智者的嘴里问出什么呢？一个垂死的老人又有什么可交代的呢？先生泣曰：“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一直到老人泪已流尽，眼角滴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那些人才悻悻离去。直到这年秋天，终于，一切终于安静下来，时光是静止的，像死亡一样。对于先生最后一段生命历程，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更真实的实录：“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梁夫人说出了另一种真相，这个人绝对不是勇士，他胆子很小，但骨头很硬。一个如此怯懦而胆小的人，能够把一种骨气坚持到最后，只能用无畏来形容。一个月后，一生追随先生的夫人唐筼，又追随先生而去。这或是打碎之后的一种圆满。
有人评说，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而先生一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由哲人而至圣人，这是当代学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在那段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先生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他们的安息之地，离当年那位“注《史记》，诏征不出”的伯宣公隐居的圣治峰不远，而在两山之间，有一块凌厉的试刃石。这两位义门陈氏史家，和这样一块试刃石，仿佛构成了关于历史、关于这个家族的一个隐喻，但最终的结果并不隐晦，在先生和夫人的墓碑旁，矗立着一块磐石，深刻着的，依然是那连小学生都认得的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个家族的历史追溯到这里，我越来越感到一种河流奔涌的力量，在中国现当代史中，江州义门的后裔们依然展示出不可抵御的力量，他们的出现如同天意，一旦出现便在时代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各有非凡表演，这其中有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开国元帅陈毅，还有陈云、陈赓、陈再道、陈丕显；在另一个阵营里，也涌现出了陈其美、陈果夫、陈立夫、陈诚、陈布雷、陈仪等衮衮诸公。这只是我脑海里突然冒出的一些人物，如同迅疾地掠过的记忆。我不想在这里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长篇传奇。或许，他们仅仅只是一条血缘之河上腾跃而起的一个又一个浪峰，但也足以让我们看到，那从上古的旌旗和高轮车发源的一根根血脉，是怎样从远古的大风中一路风尘一路漂泊地走来。这是一个人物形象特别丰富的家族，这给我叙述带来了难以遏止的冲动与诱惑。
面对这些源源涌现、层出不穷的义门子孙，我发现我已找不到一种结束的方式。我一直在书写一个尾声，却发现每一次结束，都意味着又一个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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