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绿毛衣的女孩》讲述在1943年，德军挺进利沃夫，近十五万犹太人被迫迁至贫民区、被投进集中营惨遭屠杀。一群波兰的犹太人急中生智，在城市的下水道系统中寻求庇护。
那一年，克里斯蒂娜?齐格年仅6岁。
我记得身为一个女孩，在利沃夫生活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们的法国杜宾犬，我们的奥古斯特?福斯特钢琴，还有那名将钢琴据为己有的德国军官。
我记得奶奶给我织的朴素绿毛衣，领口有一圈精美的蕾丝花边。奶奶在一次行动中被带走。每当穿上毛衣，我都有种置身奶奶温暖怀抱的感觉。
我记得飞机的轰炸声。那个又小又阴冷的洞穴。差点闷死我们的大火。冰雪融化时差点淹死我们的大水。某个年轻女人生下的孩子。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齐格与家人在波兰利沃夫的下水道里生活了十四个月，得以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她是名退休的牙医，目前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
丹尼尔佩斯纳与人合著多部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最后下来的人：一个消防员逃出世贸大厦生还的故事》。
目录：
引子是的，我记得
第一章科佩尼卡12号
第二章穿绿毛衣的女孩
第三章受难之地
第四章逃亡
第五章雪之女神
第六章再次逃亡
第七章“宫殿”
第八章囚徒
第九章解放
第十章后续
致谢
强有力的故事，漂亮的叙述，本书对正史做了有价值和值得注目的补充。
《出版人周刊》
一本令人全神贯注的回忆录，生动地描写那气味、那黑暗、那寒冷、那鼠类和被发现的恐惧。
《柯克斯书评》
第二章穿绿毛衣的女孩
在我们抵达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前，父亲并不知道那里的条件有多糟糕。一切都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给父亲安排的。该委员会的操作方式类似某种灾难救助会，专门为犹太社区提供服务。波兰各地都有犹太居民委员会，该组织由犹太人组成并服务于犹太人。委员会一方面为犹太同胞提供救助和支持，是犹太人间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它也在纳粹政府和隔离区犹太居民之间架起了某种桥梁。德国人鼓励犹太居民委员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犹太居民委员会与犹太人进行沟通，督促我们犹太人保持井然有序；与此同时，对犹太人来说，犹太居民委员会也是我们为了生存不懈斗争的重要资源。父亲总说这是件令人费解、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个致力于帮助受压制、受迫害犹太人的组织却又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导致其服务的对象更容易受到压制和迫害。犹太居民委员会无疑会伸出救援之手，只是这助你一臂之力的手却又能将你拉下马来。
不过在有些事情上，比如找寻落脚之地，帮助犹太家属认亲方面，犹太居民委员会的确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某人给了父亲扎玛斯体诺斯卡街的地址和一个名字：巴洛。就这些。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见过“巴洛”这个人，反正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他。他会告诉我们何去何从。我们走了很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很高兴能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动。我想死了外面的新鲜空气，当然我也想知道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提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好长一段路。
城中有一座桥横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几周后，这座桥就会变成“犹太收容所”的入口。“犹太收容所”是犹太人聚居的隔离区，所有在纳粹手里死里逃生和未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都必须定居在这里。收容所和集中营没什么本质区别。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位于桥的这边，一桥之隔的地方很快将变成我们的隔离区。我盯着桥那边，想象着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恐惧。还会有什么不一样，还会有什么更糟的吗？桥的这头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就算是小孩子也知道焦虑和害怕的滋味。
顺利找到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这段经历又能在我们长长的“小小奇迹”清单上添上一笔，毕竟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每个人都拼命找地方容身的时候，能够觅得一个挡风遮雨的屋顶就已经算得上幸运了，还管它什么“宫殿”还是陋室。我的外公被推举为当地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代表之一，他认识这栋楼里的某个住户，这个人为父亲安排好了一切。我们不知道该期待什么。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昏暗可怕的房间，挤满了离乡背井的犹太家庭。二十个人共用一间浴室。所有人都是流离失所、劫后余生的难民。
我们被指派和另外三四个家庭同住一个房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这些家庭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们肯定也有孩子，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和他们一起玩过。那时候根本没有玩乐的气氛。我只和弟弟帕维尔玩。我们发明了头脑小游戏。我讲故事给他听。我们总是聊个没完。有时候，梅里克也会加入我们。我已经将小帕维尔带入了我的幻想世界，把他介绍给了我的朋友梅里克。我们仨就在我们的秘密小世界里玩耍。
离开科佩尼卡公寓的时候，我们没有带走任何玩具。没有娃娃，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有我身上这件衣服奶奶给我织的珍贵的绿毛衣，还有手提箱里的换洗衣服。除了坐着干等父亲回家，我们无事可做。每天，父亲都有地方要跑，不是去工作就是去找食物。每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等他回家。每次离开公寓的时候，他都非常小心。乌克兰人控制了所有大街小巷。父亲总是选择偏僻的后巷出行。有时候，犹太居民委员会会安排特殊的地点为犹太人提供食物和基本物资。消息在犹太社区间传播开来，就见男人们为躲避抓捕在小街里迂回穿行。有时候，他们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境遇和以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以前住在豪华大公寓的时候，即使是处在苏联统治下，我们依然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在科佩尼卡12号的时候，我们的进进出出还没有这么多严格限制，居住条件也没有这么悲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的生活条件太恐怖了那儿脏乱不堪、臭气熏天、令人窒息。除了几张床垫、几把椅子，再没有其他家具。那时候，父亲在做木匠，能搞到工具和材料，他自己做了一张桌子，我们就和其他几家人共用这张桌子。房间里有一扇窗，不过母亲不准我靠近窗子。母亲也不准我去外面。当然，对我来说，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变化，因为自从德国占领波兰以来，除了从我们家公寓走到扎玛斯体诺斯卡街这段长途跋涉外，我就一直没出过门，可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我至少还能看看窗外。没有了窗户，我就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除非消息自己被带进来。当然，父亲是不会带这样的消息回家的。他和母亲总是尽力在这样可怕的环境中保护我们，不过我也慢慢学会了偷听他们特意压低声音的交谈。有时候，为了不让我听懂，他们故意用意第绪语说话，可是后来我还是学会了意第绪语。最后，我还是听懂了一切。
我很不快乐。我们在这个房间只待了一周左右，不过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来说，一周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母亲也很不快乐。她习惯拥有私人财产、操持自家厨房、打理自家日程，而在这里，我们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只有等父亲把食物带回家才能吃上一口，只有等轮到自己的时候才能洗澡，洗的还是冷水澡。在这里，母亲还得回去工作。也许，对弟弟和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改变。我们已经习惯母亲相伴左右，可现在和父亲一样，她得每天外出工作，留下我俩提心吊胆地等她回来。
我们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待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很快把我们安排到了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上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120号比34号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里算是桥那边的“隔离区”区域。我们得穿过一道门才能到达隔离区。通过检查站的时候，我们得出示证件并说明目的地。有些家庭因为没有出示有效证件，或者检查站的德国士兵基于某种原因故意不让他们通过，这些家庭就被扣了下来，不过我们家总是很幸运。有个德国兵用皮鞭抽了父亲的背，不过父亲说这还不算太糟。他说很多人受到了更悲惨的对待。
我们搬进了隔离区，对我来说，这里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次的地方更大，没有那么拥挤。把房间租给我们的那个人也是个木匠。也许父亲就是这么认识他的。他家地下室里有个木工车间。现在，我依然能够闻到刨花清新的味道。车间里充盈着这种味道，让我有一种井然有序、焕然一新的感觉，就像迎接一个新的起点。即使到了今天，每当闻到刨花清新的味道，我的记忆就会被带回隔离区里的那个木工车间。尽管那不是快乐的年代，木工车间却是一段快乐的回忆。
从1941年2月到1942年8月，我们就住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120号的生活条件比34号稍微好一点。刚开始，我们和姑妈及两个表兄妹住在一个房间里，后来姑父把他们接到了华沙。我喜欢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的这栋公寓，因为大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有时候母亲会放我出去玩。对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乐事。大楼后面的一块地里（就在院子外面）长了很多新鲜蘑菇。我从来没见过新鲜的蘑菇。一开始，我以为它们只是白色大石头。外婆来看我们的时候，我问起外婆，她告诉我说那些“白色大石头”是蘑菇，可供食用。太出人意料了。我们采了一些蘑菇回家吃。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把那些“白色大石头”吃下了肚。它们没什么味道，不过我骗自己说它们非常美味可口。
我开始关注起食物。1939年苏联占领波兰前，我完全不把食物放在心上。就像我之前写的，有时候为了折磨我可怜的保姆，我甚至不肯好好吃饭。可是现在食物变得稀少而珍贵，自然而然我就愿意吃饭了。我可不喜欢饿肚子，这就是为什么发现蘑菇对我来说是那么特别的经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我还记得经常帮母亲削土豆皮，准备晚饭。因为没有土豆削皮器，我就用小刀削皮，父亲教我怎么把土豆皮削得薄之又薄，这样就不会浪费一点点里面的肉。一开始，父亲会看着我削，等到他认为我熟练掌握了技巧，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就放任我一个人削皮了。我小心翼翼地削啊削啊，就像在给木头刨花。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浪费。即使到了战后土豆又变得充裕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改掉这个习惯。今天在厨房看到我削土豆的人常常会惊讶我怎么会将土豆皮削得那么薄、那么好。
得到允许可以在外面玩让我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认清我们当时的处境和形势。一天下午，透过大楼后面围墙的一个缺口，我看到一群乌克兰少年在毒打一个犹太老人。他们用棍子打他。老人没有反抗，只是在痛苦地喊救命，求那些少年手下留情，饶他一命。过了一会儿，那些乌克兰少年打得无趣了才收手离去，不过老人还在痛苦地呻吟。我跑到楼上把看到的一切告诉母亲。我想母亲说不定能帮助那个可怜的老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帮帮他。母亲，她能说什么呢？她又能做什么呢？她非常不安，不过她又让我少管闲事，只要管
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因为一旦和这种事扯上什么关系，以后肯定会麻烦事儿不断。这不是我母亲的为人，她也不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人。战争改变了我们，德国人改变了我们，乌克兰人改变了我们。如果我们向这个老人伸出援手的话，乌克兰少年可能会勃然大怒，开始用棍子揍我们。
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没有自来水。洗澡没问题，饮用就不行了。我们得去外面用抽水机抽水。有时候我会和外婆一起去打水。这是我和外婆在一起的特殊时光。外婆会提空桶，打满水了就由我来拎回家。我喜欢这种感觉，好像自己长大了，能够帮到大人的忙。有一天，在拎着水桶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两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在向我们走来。看她们的样子不像会伤害我们，不过乌克兰人就是乌克兰人。我心里暗暗决定要把乌克兰少年毒打犹太老人的账算在这两个乌克兰女人头上。刚下过雨，路上有一坑坑的积水。我在一个大水坑旁边停了下来，等那两个女人靠近的一刹那，跳进水坑里溅了她们一身水。
外婆气坏了。乌克兰女人挥舞着拳头在后面追我，嘴里叫喊着：“你这个犹太小杂种！”当然，她们没有追到我，因为我跑得飞快，她们也没有去追外婆，可能她们不知道外婆和我是一起的。溅了她们一身水让我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强大。虽然只是一点点水，只是个小小的恶作剧，至少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没用了。当然，回家后我意识到给自己惹出了大麻烦，可是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件事让我觉得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乌克兰人、德国人或者今后将会发生的任何事。
跑得快是非常占优势的，特别是在德国人采取大规模排犹行动的时候。其他时候，如果没有有效证件，在城里走动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有时候就算有有效证件也没什么用。反犹行动中，德国人会调动所有警力：士兵、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乌克兰人会事先将犹太人定居点告知德国人，德国人会冲进公寓将犹太人拖到大街上。有时候，如果德国人怀疑犹太人躲藏在某栋大楼里，他们就会把手榴弹扔进去。他们把犹太人抓起来，赶到卡车上，集体运往亚诺夫斯卡劳动营（该劳动营在山上、能俯瞰整座城镇）或者运往贝乌热茨处决营。有时候，他们就在大街上当场射杀犹太人或者把大批人赶到皮阿斯科采砂场，在那里将他们击毙。德国人倾尽全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杀害或者逮捕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对于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人，德国人又加紧恐怖活动和血腥镇压。每次行动过后，幸存的犹太人就被迫往隔离区的深处迁徙。就像一个漏斗。他们把所有犹太人往越来越小的地方赶，直到最后我们被逼入绝境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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