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陕北地域特色浓郁的当代小说，富于时代特色，视域宏阔，视角独特。★生动、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塑造了进城农民、官员、商人、大学生等各自的鲜明形象。★一部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视角、真实反映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层生存状态的正能量小说。 西府上丰地农民拉牢在县城开了一间服装店，去省城进货时，因钱被偷，不得已到废品站打工，以挣取回家的路费。他在那里受到启发，遂偕妻到省城开了废品站。拉牢在创业中，得到了曾在上丰地插队的知青们的关注，于是围绕着废品站发生了竞争、投机、打假、“捡漏”、反腐等事件。拉牢和知青们及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作品故事性强，题材新颖，视角独特，文字生动，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
作者简介：
张立（1949—）山西吉县人，西安外国语学校毕业。共和国的同龄人，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兵。在各级报刊中发表收藏类文章百余篇，并出版了《邮驿初笔》（陕西人民出版社,获2001年全国集邮展银奖、亚洲集邮展大银奖）、《邮驿续笔》（陕西旅游出版社，获2003年第16届亚洲国际邮票展览大银奖）。刘玉明背着一大捆硬柴从沟底一步一步挪上了塬边。不远处的村口有一弯涝池，涝池边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柳树，那是他通常歇脚的地方。平地上行走到底快了一些，也不那么喘了。他慢慢蹲下，把柴捆倚在树干上，从柴捆和插入柴捆的镢把下，灵活地将身子移出，转到树的另一边，把脊背靠了上去说：“我儿不轻哩。”他瞭了一眼柴捆，从腰里抽出尺把长的烟杆，一手把铜烟锅塞进半瘪的皮荷包里，一手捻弄着烟叶，烟叶被压实在烟锅里，他把斑斓的玛瑙嘴叼在嘴里，正要把手伸进兜里去掏火柴，听见啪的一声，打火机噗噗的蓝色火苗几乎压在了烟锅上，他用力吸了一口，抬起头，见是二儿子拉牢。“咋是你，啥时回来的？”他瞥了一眼儿子身边半旧的秦川摩托。“夜来。”拉牢从兜里掏出金猴，燃着了。“咋，店日倒了？”“开着哩。”“那回来做啥？”“还不是那事。”拉牢凑近父亲蹲了下来，嬉笑道。“啥事？”刘玉明感到茫然。“还能有啥，就是那事——”拉牢欲言又止，哼哼囔囔半天，终于脱口道：“想好了吗，咱店面的租金？”刘玉明醒悟过来：“钱，咋尔在脑后了？”前几天，儿子从县里下来，开口借五千块。刘玉明迷惑了，几个月前，他刚从这里借了一万块，说是从省城进货，这才过去了多久，又要钱。这几个月干了啥？摆个蒲篮卖鸡蛋还能挣个千儿八百哩。拉牢解释说，货都压在店里，生意淡些，房租到期了实实周转不开。如果房租交不上，房东说了，房就让给别的人了，想要的在沟子后头排了一溜溜哩。刘玉明抱怨起来：“你做的那是啥生意？干不了，嫑干，咱屋三代贫农，啥时摸过秤杆杆？咱就是戳牛沟子的命，安安地。”拉牢一听急了：“又是你那三代贫农，谁他先儿不是农民？朱元璋是不是？毛主席是不是？不干，不试，咋亮清行不行？你还是喝过墨水、当过队长的人哩！”埋怨归埋怨，耐不住儿子软磨硬泡，刘玉明终于松口了：“能行吗？咱是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最后一次。”可是他因为活儿忙，又是晾苞谷，又是收黑豆，又是去镇上抓猪娃，没顾上去信用社，只得说：“这几天连不上，明儿来。”“啥时候？”拉牢追问，生怕父亲又忘了。刘玉明略作盘算，赶早去镇上给马配种，赶头一水；还有换菜籽，打油，晌午去信用社。“那就喝汤时候。”“这回嫑忘了，人家候着哩。”叮咛罢，拉牢一脚发动了秦川。“达去？”刘玉明立起身，拍拍屁股。“还能达去，店里该营业了！” 刘玉明望着远去的儿子，叹道：“我咋养了这么个怂娃！”在丰塬大队，甚至在桑树塬公社，当年上丰地的刘玉明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三代贫农，个头不大，却有蛮力，地里的活儿样样拿得起，一个字——韶！更难得的还是个中学生，尽管只是个初中毕业。不过，在整个大队，却是为数不多的“好苗子”。所以，“文革”开始后不久，当老队长撂挑子后，贫下中农一致推举这个根红苗正、尚属年轻的“革命派”当上了上丰地的队长。作为队长，刘玉明抓生产那是没说的，无论是春种秋收、学大寨、修梯田，还是修公路、交公粮、、民兵训练，样样都不含糊，他还多次上了公社的光荣榜，甚至出席过县上的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哩。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小队的荣誉，大队的脸上也有光彩，革委会贾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月娃，干得好，嫑骄傲哟，争取更大光荣哩！”刘玉明听得出贾主任话里有话，敲打的成分更多一些。他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在大队和小队并非秘密。关于贾主任，都说他滑得差大，脸上一粲是笑，袖子里藏的啥，谁也不亮清。学大寨的时候，他造田填沟，没明没黑，当上了副大队长，“文革”开始后，他“反戈一击”跟着红卫兵贴大字报，破四旧，一马当先，很快取代了只懂得横冲直撞的学生司令。革委会成立后，他又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天县上长、公社短地舔上级沟子，终于转了正，成了丰塬一言九鼎的土皇帝。和贾主任截然不同，刘玉明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如果他认为驴颡上长角，便很难再使他改变哪怕是最粗浅的看法。他认为粮食是干出来的，所以不管大队是否开会布置，是否高喊新的口号，上丰地的生产在整个大队都是尖尖。但他在抓革命上却总是耍麻瘩，吊儿郎当，不当回事。他总说：“粮食得是谝出来的？”再拿贾主任的话说，他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危险哩。公社开批斗走资派大会，约法三章，不许迟到早退，结果大会开到一半，他才带了三四个人匆匆赶到，蹲在墙角谝闲，不时发出极不协调的笑声。主持人责问，他嬉皮笑脸说起怪话：“又不是给头牯配种，赶头一水，急啥？”周围又是笑声一片。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九大”造声势，各队要求发动贫下中农排演节目，张贴标语。贾主任下来检查，村里居然没有一条标语，刘玉明却拍着腔子说：“写了，也贴了，实话一个，我儿谁揭去擦了沟子？”贾主任七窍生烟，又不便发作。他几次想给刘玉明安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撤了他的小队长，但虑及他三代贫农的出身，在社员中的威望，重要的还是能干，便忍了下来。贾主任想：小不忍则乱大谋。撤了他，上丰地还挑不出一个像样的料，万一影响了生产，公粮交不上，还不是自己倒霉？给大好的革命形势抹黑，这个罪名可担当不起。结果贾主任在各种会议上既要表扬上丰地抓生产的成绩，又要不点名地批评某些人“单纯军事观点”。但是贾主任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基干民兵训练的补助上，在救助款的发放上，在派工修路的计分上，不是出现了“差错”，便是发生了遗漏，每次刘玉明都要跟他吵得红脸，拍桌子，才能如愿。更让刘玉明措手不及的是在接收省城插队知青的事情上，他又被贾主任暗算了一次。不过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完全出乎两人的预料，它在多年后改变了刘玉明和他一家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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