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这种记忆随着时间的历练不仅不会淡忘和消失，还会在生命中形成越来越深的隐秘情结。《耳光响亮》尖锐地触到了六十年代出生者的成长记忆。它通过一种喜剧性的诙谐气质和黑色幽默式的叙述方式，在重现历史记忆的同时，既揭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种种悲剧真相，也让我们深切地洞悉了内心深处的某些隐秘情结。本书曾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著名演员蒋勤勤因出色扮演牛红梅获得第二十四届电影金鸡奖*女主角提名。 毛泽东逝世那天，父亲牛正国突然失踪，我和姐姐牛红梅、哥哥牛青松在没有父亲的天空下慢慢成长。母亲何碧雪改嫁，牛红梅经历了几种不同爱情，牛青松在寻父过程中不幸遇难，我和姑姑牛慧继续寻找父亲。父亲找到时，我们看到了谁也想不到的结局。这是漫画的现实，在幽默、夸张之中再现了动荡年代的相互伤害以及相互依赖。这是二十世纪60年代出生者的心灵史，有整整一代人在“精神父亲”消失后的迷惘……
作者简介：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广西天峨县，被评论界称之为“新生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请勿谈论庄天海》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法文、韩文、德文、日文、希腊文和泰文出版，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目录：
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尾巴东西创作年表前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2016年5月23日第一章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时间的枝头，最先挂满冰雪，然后是秋天的红色叶片，然后是夏天的几堆绿色和春天的几簇鲜花。我马不停蹄地倒走着，累了就看看电视或倒在席梦思上睡觉，渴了就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止渴。我沉醉在倒走的姿态里，走过二十年漫长的路程。一顶发黄的蚊帐拦住我的退路，它像一帧褪色的照片，虽然陈旧但亲切无比。我钻进蚊帐，躺到一张温热的床上，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我睡在二十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入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蒙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我对着门口喊牛正国，何碧雪，你们都哑巴了吗？牛正国是我父亲的名字，何碧雪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们的大名。屋外静悄悄的，他们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抓起床头的衬衣，匆忙地穿到身上，把第五颗纽扣塞到第四颗扣眼，用第一颗扣眼套住了第三颗纽扣，胸前的衬衣乱得像一团麻，正如我乱七八糟的心情。呜呜地哭着，我走出卧室，看见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她坐得很端正，双手伏着膝盖，两只耳朵夸张地晃动，认真地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收音机像一只鸟悬在她的头顶，声音如雨点浸湿她的头发和眼睫毛，仿佛有一层薄薄的烟灰慢慢地爬上她脸蛋，她的脸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严肃。她轻轻地对我说：毛主席逝世了。说这话时，她并不看我，试图从凳子上站起来，但她的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又跌到凳子上。等她终于站稳，我发觉她的双腿像风中的铁丝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对母亲说爸爸不见了。母亲的目光扑闪一下，说他可能去学校了吧，但他从来没走得这么早。我朝窗外望了一眼，夜色在我凝望的瞬间匆匆逃走，白天的光线铺满街道，窗口下那团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依然黑沉沉的，像是夜晚脱下的一堆衣裳。中午，朝阳广场上聚满了悼念毛主席的人群，我跟随母亲坐在兴宁国营棉纺织厂的队列里。太阳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球，烤干了木器厂的粉末，烧烂了路旁废弃的单车轮胎。许多人把书本和报纸盖在头上，他们的脸膛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撕报纸的声音和放屁的声音混淆在一起。悼念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站在母亲的肩膀上，看见整个广场被黑压压的人头淹没，妇女们结着辫子，男人们留着小平头，偶尔有几个光脑袋夹杂在人群中，像是浮出水面的匏瓜。会场的右角，静静地裂开一道口子，杨美一丝不挂地朝会场中央走来，用一张破烂的报纸蒙住双眼，身上的污垢像鱼的鳞片闪亮。在朝阳路、长青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得这个从不说话从不穿衣服脑子里有毛病的杨美。没有人阻挡他，他所到之处人群纷纷闪开。眼看着他要走进棉纺厂女工的队列了，几个未婚的女工发出尖叫。这时，一位肥胖的公安从人群中闪出，像一座山堵在杨美的面前。杨美撞到公安的身上，就像撞到一只吹胀的气球上被弹了回去。杨美撞了几次，没有把面前的气球撞倒，便扭过身子准备改变路线。公安用他宽大的手掌扯下杨美脸上的报纸，问他为什么蒙住眼睛？杨美的两颗眼珠望着天空，眼眶的下半部填满了白眼仁。一群小孩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公安说你也懂得害羞，懂得害羞就赶快回家去穿裤子。公安推了一下杨美。杨美突然蹲下身子，大声地哭起来。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参加追悼会。公安伸手去拉杨美，杨美的胳膊拐了几拐。公安说我不是不让你参加追悼会，只是你这样太不雅观。如果你真要悼念毛主席，那么请你先穿上裤子。杨美抬起头，望了公安一眼，说真的？公安说真的。杨美抬手抹泪，从地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穿，我这就去穿裤子。公安护送杨美走出会场。杨美用手掌盖住他的鸟仔，他的双脚已经跨出去几大步，但他的目光还留在女工的队列里。他的嘴角飞出几声傻笑，双手举起来做了一个猥亵的动作。我偷偷发笑，被母亲扇了一巴掌。我用双手捂住左脸，疼痛在我的掌心跳来跳去。这时，我看见兴宁小学校长刘大选朝着我们走来。刘大选站在我母亲面前，双手背在身后。他说牛大嫂，牛老师呢？母亲说他不是到学校去了吗？刘大选说没有，学校里根本没有牛老师。全校的老师都到齐了，只差他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参加呢？母亲低下头，说也许他病了，他到医院看病去了。刘大选说是真病还是假病？母亲说真病，一大早他就上医院去了。说不定这一刻，他正站在病人的队列里，和大家一起开追悼会哩。刘大选说这样就好。说完，他转身走开，可是我的左脸还在火辣辣地痛。追悼会的最后一个仪式，每个人都要走过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三鞠躬。白色的头、花白的头、黑色的头、没有头发的头低下去又昂起来，他们脸上挂着泪水，慢慢地离开毛主席像，爬上单位的货车。货车弹了几下，伤心地离开广场。母亲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她用手帕怎么也抹不干。我对母亲说，你的眼泪把你的脸都洗干净了。母亲说你是小孩，懂什么，你的外婆她死得好惨啦。回家的路上，江爱菊伯妈不停地用衣襟抹泪。她说我怎么哭也哭不过何碧雪，因为我只有一双眼睛，而她和她的儿子共有四只眼睛，你想想两只眼睛怎么哭得过四只眼睛呢？母亲突然破涕为笑，说老江呀，我们家老牛不见了，我真害怕出什么事。江爱菊说不会的，好好的太平世界，怎么会出事呢？母亲说好几个领导人在这一年死了，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了，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了，现在毛泽东也逝世了。他们都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江爱菊说怎么办？我们可不能跟着他们死，何碧雪，你可别想不开啊。母亲说怎么会呢。 我们并没有把父亲牛正国的失踪当一回事，我们包括我的姐姐牛红梅，我的哥哥牛青松。我们想品行端正言行一致胆小如鼠的牛正国，绝对失踪不了，他那么热爱这个世界，何况他的妻子何碧雪风韵犹存，那么美丽动人，更何况他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我们，那么出类拔萃。这样想过之后，我们决定杀一盘军棋。我们在餐桌上摊开塑料棋盘，然后为谁执红子谁执白子发生了争吵。那时候我们十分崇拜红军，连做梦都想当一次红军。我从牛青松手里抢过红色的军旗、司令和军长，牛青松说拿去吧，你把红的都拿去吧，红军也有吃败仗的时候。牛青松很快就把那些棋子竖起来，每一颗棋子都荷枪实弹充满杀气。摆着架势正准备厮杀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没有公证。我们对着牛红梅的卧室喊牛大姐，快来给我们做一盘公证。牛大姐并不答应我们，她原先开着的卧室的门，在我们的叫喊声中嘭的一声关闭。那扇咖啡色的门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晃了几晃，冷冰冰的，像九月里的一根冰棒。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挤到门板前，从裂开的门缝朝里张望。为了争抢门缝，我们彼此动用了胳膊肘子和嘴巴。牛青松骂了一声我操你妈。我骂他野仔。骂过之后，我们又相视一笑。我们说她在换裙子。她在打扮。她又要去会她的男朋友了。我们同时从门板边退回来，然后同时用肩膀撞过去。我们嘴里喊着一二三，肩膀便撞到门板上，沉闷的撞击声擦过我们的耳朵。门板一动不动。我们说再来。我们于是又喊一二三，又把肩膀撞向门板。门板还是一丝不动。我们便站在门前，齐声对着门里喊：牛红梅，请你给我们做一盘公证，仅仅一盘，我们求你了。我们已经摆好了棋子，现在我们斗志昂扬，开弓没有回头箭，拉开了架势就得杀。希望你认清当前的形势，为我们做一盘公证。我们现在是请你，等会儿我们会强迫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给我们做一盘公证。牛红梅，你听到了吗？门哗的一声拉开，牛红梅像一只母狮子从卧室里冲出来，吓了我们一个倒退。牛红梅说听到了听到了我听到了，你们要拿我怎样？她把手里的木梳子当作武器，在我们眼前劈来劈去，然后劈到她的头发上，开始认真地梳头，把我们给彻底地忘记了。她突然变得温驯起来，一边梳头一边说，我没有时间给你们当什么公证，我还得出门办事。我们说办什么事？你一定又是去会那个男人。牛红梅笑了笑，脸上的两个酒窝像两个句号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她说会男人又怎么样？你们长大了还不是要会女人？这时，我们才发现牛红梅已经换上了一套裙子。淡蓝色的裙子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点。我们说你打扮得像一只花母鸡。牛红梅把头一甩，长长的头发飘起来又落下去。她丢下梳子走出家门。我们对着她的背影喊牛红梅牛红梅。她根本不理我们。在我们的呼喊中，她显得很得意，屁股一扭一扭地，就像现在舞台上的那些时装模特儿，一扭一扭地走向大街。母亲突然从我们的身后钻出来，对着走向大街的牛红梅喊道，你给我回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去约会。牛红梅转过身，眯着眼睛望了一眼西斜的太阳。我们发觉那一刻的阳光全部落在她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她的脸蛋了。几秒钟之后，她的脸蛋又才从阳光里露出来。她说不就是下午四点吗？为什么不能约会。母亲说不能约会就不能约会，你给我回来！牛红梅穿着那身漂亮的裙子走回家中。我们对她做了一个鬼脸，说给我们做一盘公证吧。她说去你妈的。说完，她把我们餐桌上的棋子全部掀翻。我们只好跨出家门，跑到巷子里打架。牛青松鼓足气，先让我在他的肚皮上打一拳，然后我再鼓足气，让他在我的肚皮上打一拳。我们像两位气功大师，你一拳我一拳地打着。母亲的声音从家里飘出来，她在叫我们的名字。我们肚皮下的气一下子就漏光了，像泄气的单车轮胎，懒洋洋地滚回家里。母亲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打架。我们说不就是四点半吗，为什么不能打架？我们想下军棋，但又没有人给我们当公证。我们不打架我们干什么？母亲说你们就知道打打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失踪了？母亲的脸上布满了乌黑的阴云，她刚刚哭过毛主席的眼睛，现在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牛红梅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说完，她用手拍了拍裙子，准备继续去会她的男朋友。母亲说你给我好好地待着，这不是大事什么才算大事？母亲只说了半截话，眼泪便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我说爸爸没有失踪，他的单车还放在车棚里。我的发现像一丁点儿火星，照亮了母亲的脸膛，她双目圆瞪，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母亲说真的就好。母亲一边说着真的就好，一边跑出家门扑向车棚，我们紧紧地跟在她身后。父亲的那辆旧单车乖乖地站在车棚里，单车的坐包已经掉了一半，车头的铃铛锈迹斑斑。很难想象就在昨天，我们的父亲还骑着它穿街过巷，到兴宁小学去上班。我用手接了一下铃铛，铃铛被铁锈紧紧卡住，没有发出声音。我用脚踢了一下单车的前轮，前轮一动不动，像是焊牢在铁架上似的。牛青松返回家里，从父亲的书桌上找来一把钥匙。他把钥匙插进车锁里，扭了好久都没把车锁打开。我们每个人都试着扭了一次，车锁像一口咬紧的铁牙纹丝不动。我们的手上全都沾满了铁锈。牛青松说再扭不开，我就把锁头砸了。他的话音未落，锁头嗒的一声自动弹开，我们都大吃一惊。牛青松想把单车推出车棚，但单车的轮子根本不能转动，车刹、泥巴、铁锈已经把车轮黏死，看上去，它就像一辆几年没有人动过的单车，它仿佛在一夜之间衰老了，显得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可是就在昨天下午，我分明看见父亲踩着它回家，清脆的铃声犹在耳畔。母亲像一个受骗上当的人突然醒悟，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单车不能证明你们的爸爸没有失踪。牛青松把单车丢回车棚。然后，我们跟在母亲的身后，她走我们也走，她停我们也跟着停。但是我们没有跟着她哭。她搬过一张板凳拦在门口，像一位英雄坐在板凳的中央，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家门半步。我们待在各自的位置上，耐心地等候父亲归来。我认真看着每个从我家门前走过的行人，他们的面孔有的陌生有的并不陌生。夕阳已经从高楼的另一面落下去了，世界寂静得可以。我的胸口像一只老鼠在蹦蹦跳跳，生怕天突然塌下来，地突然陷落下去，害怕高楼被风刮倒，汽车撞死行人，害怕冬天打雷，夏天落雪。那一刻我像被雨淋湿的病孩，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地守望我家的大门。母亲一声不吭，牛红梅和牛青松也一言不发。他们不时地朝大门之外望一眼，什么也不说心中有团火。渐渐地我有些困倦了，像一只猫伏在母亲的膝盖上睡去，把那些重要的事情，全部丢到了后脑勺的后面。睁开眼，天已经全黑。我想怎么一眨眼工夫，天就黑了呢？天黑了，我的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忽然，母亲推了我一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地喊道，快来看，你们的爸爸他回来了。我们全都挤到门口，朝巷道张望。我们看见父亲正从巷道的那一头走来，昏暗的路灯轻轻地落在他的头发上、衣服上。他时而明亮时而阴暗地走向我们，我们已经听到他那亲切而又熟悉的脚步声。我甚至提前享受了一下父亲迈进家门时的喜悦。母亲急不可待地扑出家门，把头偏向左边又偏向右边，她好像要仔细地看一看，来人是不是父亲。看了一会儿，她便迈开大步咚咚地迎上去。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出家门，紧跟在她的身后。远远地，我朝着那个人叫爸爸。那个人没有回答，越走越近，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他说谁叫我爸爸？然后友善地低下头，伸出他的右手扣在我的头顶。母亲说你不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今早出门，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等了他一天，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他的妻子，他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没有跟他吵架，也没有跟他过不去。他工作积极，身体健康，尽管家庭收入一般，但日子还过得下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就失踪了。我想了一天都想不明白。母亲一边哭着一边跟那个陌生的男人倾诉。我们都觉得她说得太多了，但没有人阻拦她。那个人说问题也许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也许他到亲戚家办事去了，也许他喝醉了酒，正躺在朋友家睡大觉。母亲说不会的，他从来不喝酒。那人说可惜我不是他们的爸爸，我得先走了。那个人从我们的身边离开，愈走愈远，快要走到小巷尽头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朝我们挥了挥手。这时的小巷空无一人，路灯依旧昏黄着，风扫动着地上的废纸和几块白色的塑料布。母亲不停地揉着她的眼睛，说我怎么就看花了眼呢？我分明看清楚了，他是你们的爸爸，可是走近一看，他不是。我们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不停地揉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有气无力地往回走，所有的激情从我们的脚板底溜走了。牛青松说睡觉吧，也许睡一觉起来，爸爸就回来了。 牛青松和衣倒到床上，只一分钟便鼾声四起。母亲在他的床板上拍了几巴掌，说起来起来，你怎么能够这样。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爸爸有没有不回家的时候？我们说没有？爸爸从来没有不回家的。母亲说现在他不回家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爸爸死了。牛青松从床上弹起来，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不会的，人又不是蚂蚁，说死就死。母亲说怎么不会？你起来，你们都给我坐好了。我们严肃认真地坐在母亲的面前。她严肃认真地扫了我们一眼，说现在你们三个人，加我一起共四个，我们一起来举手表决，看你们的爸爸死了没有。你们认为你们的爸爸死了，就把手举起来。你们认为他还没有死，就不用举手。大家都沉默着，眼珠子转来转去。牛红梅东瞧瞧西望望，双手突然掩住嘴巴想笑。母亲说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如果你爸爸真的死了，你还笑得起来？母亲说着，把她的右手缓慢而又庄严地举过头顶。母亲像举一把沉重的铁锤，脸上的五官全部扭曲，仿佛铁锤的重量全部压在她的脸上。没有人跟着她举手，母亲很失望。她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说牛翠柏，我算是白疼你了。你爸爸对你好不好？我点点头说好。我对你好不好？我继续点头说好。那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说爸爸也许还没有死。母亲说现在不是他死不死的问题，而是你的立场问题。你是站在牛红梅一边呢？还是站在我这一边。我说我站在你这一边。我把我的右手呼地举起来。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但是牛红梅和牛青松仍然没有举手的意思。母亲举着手臂对他们说，这是你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举或不举你们自己考虑。我和母亲举着手臂等待他们的手臂。他们的手臂一动不动。母亲说两票对两票，打平。母亲准备收回她的手臂，我忙举起我的左手。我说三比二。牛青松说不算，一个人只能算一票，你把两只手举起来，好像是向我们投降。我说我双手赞成妈妈，我百分之两百地相信爸爸已经死了。牛青松说我弃权。母亲说既然你弃权，那就是两票对一票。现在我们再来表决一次，看去不去找你们的爸爸？同意现在去找你们爸爸的，把手举起来。我和母亲几乎是同时举起了手臂。牛青松从凳子上站起来，准备溜走。母亲说你要干什么？牛青松说我弃权。母亲说弃权并不意味着放弃责任，你得跟我们一同出去找你爸爸。牛青松朝门外望了一眼，说黑不溜秋的，我们去哪里找他？母亲说牛红梅先到省医院，去问问那个医师，那个医师叫冯什么？我说叫冯奇才，在内科门诊。母亲说对，你就去找冯奇才，然后到各大医院查一查，看你们的爸爸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事故住院了。牛红梅，你明白了吗？牛红梅从凳子上站起来，双腿一并，说明白。母亲说牛青松，你到兴宁派出所报案，把你爸爸失踪的情况跟他们说清楚。牛青松说好的。母亲最后指着我说，你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让任何人踏进家门，除非是你爸爸。我要到你舅舅家姑姑家以及所有的亲戚家和你爸爸的朋友家去，听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但我有点儿害怕。母亲说怕什么？我摇着头说不知道，反正我有点儿害怕。母亲用手在我头上摸了摸，说坚强一点儿，邱少云被火烧了还一动不动，黄继光敢拿自己的胸口去堵敌人的枪眼，董存瑞敢手举炸药包炸敌人的桥，你守一下家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你真的害怕了，就不停地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主席语录的鼓舞下，我向母亲坚强地点了点头。我说人在阵地在，我在家在，妈妈你放心。母亲说好样的。他们都出去了，我像一只孤单的羊在家里走来走去。我的头顶上悬着一只十五瓦的灯泡，灯光像西下的夕阳，照亮我家的客厅。有许多细小的虫子，围着夕阳翩翩起舞。窗外黑咕隆咚，路灯仿佛在一瞬间熄灭。我决定找一把刀捏在手里。刀在何方？刀在厨房里。我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菜刀泛着寒光冰凉我的手掌。一阵敲门声传来。我说谁？是我，江爱菊伯妈说，是你妈叫我来的，你妈说就你一个人在家，要我来给你做伴。我说我妈说了，除了我爸爸，谁也不能踏进我家半步。江伯妈说那你一个人怕不怕？我说不怕，我有菜刀。江伯妈说牛翠柏乖乖，把门儿开开。我说不开不开，爸爸没回来。江伯妈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了。我突然记起我父亲有一把匕首，那把匕首长年锁在父亲书桌的左边抽屉，它和父亲的日记、备课本以及考试题锁在一起。走进卧室，我碰了碰书桌的锁头，锁头无声地弹开了。父亲没有把锁头锁好，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拉开抽屉，我看见父亲珍藏的那把匕首和匕首下面压着的一张纸条，它们像两把铁锤，锤向我的眼球。一瞬间，那白纸上的黑字，全变成了匕首，戳向我： 碧雪、红梅、青松、翠柏：永别了！希望你们好好生活，珍惜家庭。青松、翠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红梅要学会自强自立。碧雪，这个家全靠你啦。我爱你们！牛正国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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