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律师代替瘫痪在床的哥哥见网友，爱从谎言里萌芽，却开出了宿命的花。个性激烈的女孩子辛苦讨生活，却因为一场KTV里的纠纷身陷囹圄。律师最好的朋友死于非命，伤人的竟然是她……对她，他有爱，有愧疚，有愤怒，有怜悯。最终还是决定帮她。“手足都断了，还净想着穿花衣服。”朋友如此说。深爱之伤，选择之恸。
作者简介：
许杨波，生于1979年，专职律师，业余写手。当人们都觉得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我成了一名律师；当人们都认为我只会打官司的时候，我开始写作。人们，也包括我自己。 确实有点儿高了。为了搞定一个诱人的案件，被主任揪着陪那个什么庭长吃饭。酒足饭饱，洗个小澡，本来就不十分明了的案情，被拧巴得跟庭长的脑袋一样越发糊涂。斜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整个胃都要呼之欲出。深呼吸、咬紧牙，死盯着窗外转移注意力。大小饭店和娱乐场所分外热闹，里头人挤人，门前车挤车。前一阵子闹非典，那些酷爱胡吃海喝扎堆儿凑热闹的人憋屈得要死要活，于是灾难过后尽情放纵，庆祝劫后余生。非典教会人们许多，原来我们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埋伏中生活。这不禁使人念叨起久违的《共青儿童团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霓虹灯肆意编织着一座座高楼大厦，整个城市看上去像一个光怪陆离的笼子，高级动物们在里面觅食、厮杀，生生不息。觉得郑州是个挺“闷骚”的城市，努力支撑着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厚重躯体，血管里却不得不奔腾着岩浆般灼热的现代激情，激情浸淫久了，风骨也变风流。这有点像我的性格，但不像我的名字——张扬。哥哥房间的灯还亮着。不管什么时候回家，总要先进这个房间，就算灯黑着，也得弄出点动静，他知道我回来了会睡得更踏实。已经形成习惯的东西总是很难改变，就像坐在马桶上嘴里必须叼根烟，否则会立马便秘。晃晃悠悠把门扛开，一头扎倒在床上，难受得直哼唧。哥哥目不斜视端坐在电脑前，只有键盘上飞舞的双手表明他与雕塑的区别，过了半天，嘴唇嚅动一下挤出俩字：“多少？”抹了把脸：“半斤。”“半斤都这样了？出息。”“酒不投机半斤多，这种场合不喝都他妈晕，个个都是演技派，整得跟假面舞会似的。”说着蹭到他跟前，“又残害懵懂无知的少女呢？”“你知道她是少女？我还处男呢。”这人正跟一叫“冰蓝”的小妮儿聊得乱七八糟。冰蓝：“你来过武汉吗？”仁智勇：“我，没有，很想去转转。”冰蓝：“没有啊，那，你到过长江吗？”仁智勇：“我，没有，很想去看看。”冰蓝：“没有啊，那，对了对了，你吃过正宗的武汉香辣鸭脖吗？”仁智勇：“我，没有，很想去尝尝。”这都什么跟什么，鸭脖都整出来了，下头就该热干面了。坚持了一晚上都没有吐，实在不想前功尽弃。“老兄，你能不能看在一母同胞手足情深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分上，把那个仁什么勇咱换了好不好？”听说这个深奥至极的呢称也是有出处的，出自孔圣人的什么“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畏”。这呢称就相当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男子结婚时理的那种顶上比较长，周围剃很短，看上去像个茶壶塞的极时髦发型。顶着这种农村结婚头参加时尚Party，土鳖程度可想而知，居然还有人跟他聊，那个叫冰蓝的也不知道脑子里进了多少水。“俗到极致便是雅。”哥哥无比坚定。“拉倒吧，你也瞧瞧人家的，冰蓝，iceblue，多有意境。冰本无色，晶莹剔透，蓝，乃是冰凌折射光线散发出的缥缈迷惑，凝固中渗入淡淡忧郁，虚幻里透出一丝真实，冰而不冷，蓝而不艳……”“打住，赶快打住，还琢磨出道道来了。”哥哥撵苍蝇似的挥手，“厨房里热着牛奶，趁热喝了。”“看来血还是浓于水。”哥哥得意地笑：“等等，你刚才说冰而什么蓝而什么的，再说一遍，我得跟她显摆显摆。”正喝着牛奶，哥哥屋里传来一阵零乱的声响。奶灌了一脖子，撂下杯子跑过去，只见哥哥趴在地上，拐杖倒在旁边。慢慢把他抱到床上：“摔疼了吗？”“没事，我想上厕所。”“上厕所你不会叫我呀，说过多少回了，小亮呢？”“小亮在学习，你在喝牛奶，其实，我自己可以的。”他像个闯了祸的淘气孩子。心揪了一下，喉咙发堵。这感觉已伴随我很多年，招之即来，挥之不去。我说：“你肯定可以的，但不是现在。”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却睡不着。点上一支烟，重新闭上眼睛，那个噩梦又似幽灵闪现。每次想起，都希望是做梦。出现在梦里，又希望永远不要醒来。努力忘记，倒越发鲜活。十二年前的那个下午，没有一丝风，阳光明媚得刺眼，天空比记忆中的每一天都蓝。哥哥和我在马路上奔跑，追逐那只断了线的风筝。我仰着头，望着天，奔跑着。也许是风筝就要消失在视线里，也许是阳光刺痛了眼睛，丝毫没有觉察那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只感觉被狠狠推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哥哥像那只断了线的风筝，飞去好高好远。哥哥昏迷了十五天，妈妈哭得连眼睛也睁不开，最后也躺在了病床上。爸爸没有哭，只一个人坐在病房外的长凳上狠劲抽烟，直到医生说他儿子可能再也无法醒来的时候，他才颤抖着把头深深埋进双膝中间。只一晚，满头黑发就白了多半。我整个人都是傻的，清醒过来以后，先是抱着哥哥哭，然后抱着爸妈哭，后来就抱着医生的腿哭，哭到嘴巴张得再大也发不出一丝声音，死活不让他离开那个病房一步。那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现在我和妈妈见风就流眼泪的毛病，八成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其实落下的何止眼泪，之后我几乎都不敢抬头看天。就在医生已经完全放弃治疗，我们也拼命强迫自己接受现实的时候，哥哥艰难地睁开了眼睛。所有人都被吓了一大跳，虽然我们极度渴望奇迹的降临，但内心更相信医生的判决。哥哥转了转眼球，看到爸妈和我，嘴角撇了撇，笑得难受又难看。当时哥哥身上最自由的东西莫过于泪水，但他没有让这唯一的自由尽情泛滥。直到今天我都没见过他的眼泪长什么样，一度怀疑是不是把这人的泪腺也给撞坏了。命保住了，但内脏和大脑都遭到重创，更糟糕的是下半身完全瘫痪。那个曾经宣判过哥哥死刑的陈医生说：要想走路，还需要一个奇迹。我听到这句话时很是不忿，认为这种人能当医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完全可以改行去算命。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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