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勒加尔编著的《威尼斯之恋》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次东方与西方不同寻常的会面。呼霹雳，一位聪明早慧、年仅十六岁的大清贵胄，身上却有着大明皇室的血统，痛感报国无门，怀着蹈海之志，自我放逐，投身险象丛生的海洋，向西寻找被元世祖忽必烈称之为“日落之国”的威尼斯城。宝来碧雅·古斯塔维男爵夫人，是一位生性叛逆但又无所寄托的女性。她因为呼霹雳的到来不得不搬出“中国楼”，也因之与呼霹雳建立了时空远隔、充满猜想的联系。缘吝一面，两个人最终也没有会面，但也许，这是最美满的安排。六十年后，当耄耋之年的王子追忆往事的时候，宝来碧雅留给她的仍然是美好温馨的猜想……《威尼斯之恋》画面感极强，充分展示戏剧冲突，给读者带来紧张和唯美的感受。 北京，1913年6月师爷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道：“呼霹雳大人，老夫有数语进谏，望大人三思。大人富可敌国。从老太爷那一辈起，呼家就总领朝廷的炮药生意，再加上南方各省的关税、盐税收入，更不用说从巴特那、马儿哇和土耳其进口烟土的生意了……大人至今仍是群臣首要，老夫曾问过朝中旧臣，据说忠于朝廷之旧部正在各处集结并伺机在百姓中造势声讨逆党……请大人相信，皇朝复兴指日可待。大人，以您的位望之尊，您可不能离开京城啊！”师爷垂垂老矣，左顾右盼如坐针毡，难掩其发乎心底之忧戚。我寥寥数语便让他寒彻心头：“师傅所虑极是，却不能解我近忧。我主意已定……”他定了定神，说：“那么，敢问大人准备带什么东西上路？”“所有属于我的和别人欠我的东西我都悉数带走！广东的丝绸厂、宁波的皮货店、尧昌府的瓷窑……若有可能，院墙之内我将寸草不留；可惜不能将扬子江的江豚一网打尽！”师爷低头垂臂而立，失望至极。但终难改善变之天性。经此伤痛，今后任何苛责于他而言都不过是死后超度，无可无不可。我素惧流寓他乡，却自幼常在旅途，此次无非是敢将旅途作征途：何惧之有！于是我下了逐客令：“师傅虽然只字未提圣上，但来意无非要我效忠皇上。须知皇上乃是受命于天，所谓天命无非两个字：治国！皇上误国，有史官定论，与我何干？”溥仪才七岁。我与他都有着皇室血统，我的去留岂可由他人置喙。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基业一朝断送在他的手里，我不可能置若罔闻！不是夸口，我与他同般年龄时已经颇能持家了。其实，我心里还另有隐衷，我身上有大明皇族的血脉，大明虽为满洲人所废，但我的祖上却逃脱了灭族之灾。先人也着实有大量，万般无奈中他虽然委身于清廷，但这无非是利用清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无声息中把满人夺去的再拿回来。我知道先人所为常为一众士大夫所不齿，以为我至多不过是只笼中鸟，百无一用。师爷与这班人也时有过从。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看得出来。这可能正是他易怒的根由。平常他是个内敛、有条有理和精于计算的人。他是否对我苦心经营之事有所察觉？我无从知晓。或许他只是想我的暴怒有违他行事的规矩。还有，我对他的冲撞可能引起他的警觉，使他认为出于谨慎计应该以迂回之方式另作窥察。此后数日，阖府上下唯以去国一事为大，每有觉察我对皇上不以为然之时，他甚至会主动催促我提前动身。或许我行事过于草率，以我稚龄选择远离吾国吾民实属难当之重。国难当头之际，他人多侧身避祸，而我常以匹夫之勇一马当先。想彼时，之所以逞一时之勇多是出于秉性乖张而非刻意张扬权势。人指我为清廷余孽，非但不听革命党人的指派还敢于公然作对，其实我的大胆部分来自童真的无知和执拗的傲气。我并非不知道革命党终将在这场较量中占上风，堂堂大清皇朝已经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且革命党之兵勇随时会冲进来折断园丁手中的工具，把用来铺设连接各个宅院甬道的彩砂扬得遍地都是。数日前，最后一次去紫禁城觐见皇帝的路上，一群革命党人要把我从轿子上拉下来。我怒不可遏，仗着胆子冲下轿子厉声呵斥群氓。就是那天，我感到一个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冒无谓的危险。我永远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那些人在最后关头犹豫不前，然后竟然退了回去。肯定有些愚鲁之徒会认为我还会受到一些人的庇护。至于其他对我并不以为然的人，我的举动反而更引起他们的加倍轻蔑，倒显得乱党宽宏大量，毕竟他们本已将手放到了野兽的脖子上。我终于明白，少年之勇较之无知和自负更加荒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