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阿梅丽·诺冬写日本的第三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第一部《管子的玄思》写的就是她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故事，第二部《诚惶诚恐》写的则是她长大后返回日本在某公司工作的遭遇，《闻所未闻》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作者通过一个日本男子和一个比利时女子的恋爱来反映东西方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而种种有趣的故事和误会就从这种差异中生发出来，让人发笑，引人思考。在诺冬笔下，日本人总是那么滑稽可笑，有时甚至十分可恨。他们不拘言笑，等级分明，活得很认真，但也很累、很虚伪，所以，他们往往成为作者嘲讽的对象，爱情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认真的，她真心喜欢这个完美的日本“未婚夫”，但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她又害怕了，逃之夭夭。对她来说，爱情是宝贵的，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和行动的自由。
作者简介：
阿梅丽·诺冬是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至今已出版十九部小说，每本都高居文学榜单之上。她曾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法国书商奖、阿兰·富尼埃奖、“花神”奖等文学奖，二〇〇八年更以所有作品获让·吉奥诺文学奖。她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戏剧，已有三十七个国家翻译出版诺冬的作品。
诺冬的父亲帕特里克·诺冬曾任比利时驻日本大使，所以她出生于日本，六岁时跟随调任驻中国大使馆的父亲来到北京，后来又到了美国纽约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直到十七岁，她才回到比利时，并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学习拉丁语文学。
据诺冬自己说，她正是从十七岁开始创作小说；而出版首部小说则要等到她二十五岁那年。此后她每年出版一部小说，每本都毫无悬念地引起媒体和读者的巨大反响，成为法国出版界的一个“神话”。诺冬现在生活在巴黎和比利时两地。 学日语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去教法语。我在超市门口贴了一张小广告：“一对一法语辅导，价格从优”。
当天晚上，电话就来了。约第二天在表参道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挂了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该怎样认出他来，他也同样。由于我刚才没想到问他的电话号码，我是没办法的了。“他也许会再打电话来。”我想。
他没有再打电话给我。听声音，他好像很年轻，但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一九八九年的东京可不缺年轻人，尤其是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左右在表参道的那家咖啡馆里。
我也不是唯一的外国人，远非如此。不过，他径直向我走来。
“您是法语老师？”
“您怎么知道？”
他耸耸肩，很不自然地坐下来，不再说话。我明白我是老师，应该由我来问他。我问了几个问题，得知他今年二十岁，名叫伦理，在大学学法语。他也知道了我今年二十一岁，叫阿梅丽，学日语。他搞不清我的国籍。我对此已经习惯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讲英语。”我说。
我用法语讲话，想测测他的法语程度。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问题最严重的是他的发音：如果我不知道伦理是在讲法语，我会以为他刚开始学中国话呢！他词汇贫乏，句法呢，蹩脚地模仿英语，好像那是他唯一的救命草。然而，他却已经在大学里学了三年法语。我由此断定，日本的语言教学是彻底失败了。差到这种程度，甚至都不能再以岛国封闭来解释了。
这个年轻人应该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因为他立即就作出道歉，然后沉默了。我无法接受这种失败，非要他重新开口不可。白费力气。他紧闭着嘴，好像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一口烂牙。我们陷入了僵局。
于是，我只能讲日语了。我五岁以后就没有再讲日语，阔别日本十六年之后，这是我到日出之国的第六天，不足以从我童年的记忆中重新激活这种语言，远远不够。所以，我跟他说了一些小孩子说的话，没头没尾，毫无逻辑，好像讲的是警察、狗和樱花树。
小伙子听我说着，惊讶得合不拢嘴，最后大笑起来。他问我教我日语的是否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是的，”我回答说，“这个小孩，就是我自己。”
于是我跟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我慢慢地用法语讲。由于充满了激情，我感觉到他听懂了我说的话。
他渐渐地不那么拘束了。
他用十分蹩脚的法语告诉我，他熟悉我所出生并在那里一直住到五岁的地方：关西。
他呢，出生在东京，父亲是一家著名珠宝学校的校长。他讲累了，停下来，端起咖啡，一饮而尽。
这番解释，好像让他费了好大的劲，就像不得不踩着几块相隔甚远的石头，要趟过洪水暴涨的河流似的。看到他完成这一壮举之后气喘吁吁，我乐得直想笑。
必须承认，法语是不好学的。我可不想跟我的学生换位置。要讲好我的语言就像要写好他的语言那样难。
我问他在生活中喜欢什么。他想了很长时间。我很想知道这是一种生存思考还是语言方面的思考。他这样思索了很久之后终于回答了。他的回答让我猝不及防：
“玩。”
无法判断他的障碍来自语言方面还是思维方面。
我追问道：
“玩什么？”
他耸耸肩。
“玩。”
他的这种态度也许是因为一种令人赞叹的洒脱，也许是因为面对难学的法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懒惰。
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我都觉得小伙子很好地摆脱了困境。我完全赞同他。我对他说，您说得对，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如果有人认为玩是因为无聊，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他听着我说，好像我在奇谈怪论。和外国人讨论的好处是我们永远可以把对方惊愕的神情归结为文化差异。
伦理也问我我在生活中喜欢什么。我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喜欢下雨的声音，喜欢在山中散步，喜欢看书、写字、听音乐。他打断我的话，说：
“玩。”
他为什么要重复自己的话？也许是想在这一点上跟我交换意见。于是我接着说：
“是的。我喜欢玩，尤其喜欢玩牌。”
这会儿，似乎轮到他不知所措了。我在本子的空白页上画了几张牌：A，草花，黑桃，方块。
他打断了我：是的，当然，他会打牌。我感到自己搬弄低级的教学法真是愚蠢极了。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我随口乱说起来：他喜欢吃什么菜？他不容置疑地回答说：
“几单。”
我觉得自己对日本菜还是了解的，但他说的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请他给我解释解释。他小心翼翼地重复道：
“几单。”
我听清楚了，但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愣了一下，从我手中拿过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个鸡蛋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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