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小说会以两个人的结合为目标展开故事情节，最终迎来大团圆的结局。但是，人类社会历经变化发展至今，我们作为推动这个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主体，会产生不同的故事与结局。所以，仅有一种团圆结局的小说是不够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而故事尚未完结。我希望通过社会网络，与更远、更多的人实现沟通。
作者简介：
山崎纳奥可乐，日本新锐小说家。1978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现居东京。2004年，山崎以其处女作《莫笑他人性爱》获得第41届文艺奖，有的评委甚至表示山崎有着“让人嫉妒的才能”，该小说于当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2006年12月，山崎随日本青年作家代表闭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2007年和2008年分别以《戴着假发的美容帅》和《手》获得芥川文学奖提名，显示了不俗的写作实力。2010年9月，山崎携其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第二次前来北，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金城出版社协办的“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 社会究竟为何物？广袤宇宙中一座极小的星球—一地球，它的海平面上浮起一个微型国家——日本。迷失于这个国家的首都一狭小的东京，微不足道的生活仍在继续。这部小说的舞台是一间狭小的公寓。
我每日的营生需要跨越两条河流，一是乘坐京滨东北线穿过流经琦玉和东京境内的荒川，二是乘坐田园都市线穿过流经东京和神奈川境内的多摩川。我喜欢河流。
纸川和我均生于一九七八年，在经济和文化迅速膨胀的八十年代度过了童年时期。我们十几岁时正值九十年代，人们通常将其称为一无所有的十年。是否真的一无所有不得而知，总之经济不景气。也有人将在这十年中度过青春期的我们这一代称为“迷失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毕业时雇佣率跌至谷底，就业困难，其结果是许多人在告别学校生活之后，成为未被体制接纳的成年人。
日本规定四月以后出生的孩子推迟一年入学。本书的主人公纸川生于二月，被称为“早生”，因而比我高一年级。纸川和我就读于同一所大学，一、二年级的一般教养课程设在多摩广场校区，三、四年级时则移至涩谷校区学习专业知识。
纸川大一时加入音乐社团，升至二年级时退出，自己成立文艺部并亲任部长。
虽然我比他晚一年加入音乐社团，没有一起表演的经历，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朋友，所以我在入学后不久就认识了纸川。我们在大学校园内偶遇时会打个招呼，顺便聊上几句。
大家都说纸川挑长相，因为他身边的女孩来回变换，并且每一位都很漂亮。
他受欢迎的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许是因为年轻女孩认可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极端和自信吧。女生们渴望纸川以幽默的方式摧毁世界的体系。
然而，我是倔强的女子。虽然我极少厉声呵斥别人和在人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我绝不容许他人侵犯自己的内心。我尽量避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长大成人，丝毫不愿意对自己认可以外的事情有所作为。
无论与谁我都希望平等而直率地交谈，因此为学长所嫌弃，成为不讨学长欢心的学妹。尽管如此，喜欢我这种表达方式的同龄人或比我年轻的人却很多，因而我在学弟学妹中的人气颇高。能够无所不谈的朋友，除了社团成员之外，加上一起上课的同学、其他大学的朋友、打工的工友等，多达几十人。
涩谷和多摩广场因为地铁和电车融合体的田园都市线而相互连接，越过多摩川便是横滨市，多摩广场校区就在此地。
多摩广场站的站台前方被草丛包围，那里放着石台模样的东西，约与人的腰身等高。正当我坐在上面大口地啃着从车站前面的面包店买来的面包时，纸川走过来搭腔。当时我十九岁。因为刚好就在我对着圆圆的面包张口正要咬的时候，所以感觉非常难为情，我顿时满脸通红，急忙想藏起面包。
“在吃面包啊？”纸川问道。
“是的。”之后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到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把啃到一半的面包装进包里，和他一起坐上驶来的电车前往涩谷。
多年以后，纸川依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曾数次提及“在多摩广场正啃着面包的小栞……”。而我认为这并不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插曲，那既不是亲密的情景，也不是有趣的场面，只是一个正在草丛环绕的站台上啃着面包的女孩形象。
纸川三年级、我二年级的时候，纸川、我的同年级女同学阿花以及服部君和金田君两位男同学，加上我一共五个人曾在神保町闲逛了一天。我们逛了旧书店，还在一家名为“卖茶”的茶馆吃了蛋糕。纸川当时正热衷于文艺部的活动，一直说个不停。他说自己并未特意写过小说之类的东西，只是乐于召集爱书的朋友们一起弹弹吉他、聊聊天、编编小册子。尽管我从未向周围的人隐瞒过自己想当小说家的愿望，可是我还没有写过小说。因为我认为小说首先是个人的东西，而且打算将来独自一人创作，所以我感觉没有必要同他人探讨文学。对于“加入文艺部”的邀请，我断然拒绝。
纸川四年级、我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内站着闲聊。
“因为在学校混日子，学分最多也就刚够，现在担心是否能毕业。”他嘟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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