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中冶的长篇小说《鹿唇》，我们会发现他的写作和我们以为的他们的日常阅读大异其趣。丁中冶不是在“消费”意义上展开自己的文学写作，我们能够从他的写作找到他个人文学阅读史的线索，比如东西方文学的抒情传统。阅读和写作之于丁中冶，恰恰是他作为中国一代新少年对于世界的思考和想象，自然也包括他文学阅读的自由和开放。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个人文学阅读，已经反叛出他的教科书和我们时代的日常消遣读物。而且，他对文学的理解，他的文学趣味，和一般为我们所观察到的所谓年轻的“纯文学”也不尽相同。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作为文学代际传递意义上的年轻写作者，许多人沿袭着的仍是已经成为文学惯例的所谓“文学传统”。他们不断复制着前辈作家的写作程式，成为一个未老先衰的、年轻却是腐朽的文学遗民的后裔。而丁中冶不同，虽然现在还不能预言一个他的文学未来。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国新少年“文学”的新气息，他是积极的，进取的。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文学生产机制――为什么我们的“新少年”只是生产着“旧文学”？是他们本来只能这样去“文学”，还是我们的文学制度本身就出了问题？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文学期刊，在鼓励和推举着怎样的年轻作者和他们的写作，就会意识到，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拥有着文学话语权的“前辈们”，在按照自己的文学趣味，规训着新少年的文学未来。而因何新少年愿意接受“前辈们”的规训，一方面可能是更大范围的教育制度的集体无意识；另外一个方面则可能是新少年从小就“过于聪明”，他们心知肚明，了然文学前辈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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