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梅梅百万畅销书作家<<我该怎样爱你，先生》正在热销书中故事或忧伤，或感人，或励志，读来让人觉得在时代的大潮下，这些女性经过时代的历练，成为人们在若干年后敬仰、悲叹的对象是有原因的。书中文笔优美，并不拘泥于线性的简单叙事，更是夹杂评议，是一名女性作家对于这些女性的感悟。张幼仪--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 “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提起张幼仪，很多人总会拿她和林徽因，陆小曼相比，说，张幼仪确实魅力差些，相貌朴实，没有前两位那么灵气。她很传统。我想说，错！她很美。并且，传统女子有什么不好？她的不幸在于，嫁给了一个无视她的美，不好好对她的男人而已。而且，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不幸。 ——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人生就像百合花一样，在历经苦难和啼笑皆非后被一层层地剥落，直至把内心展示出来成为百合心。 ——杨绛“也许是这些年东飘西荡的日子过惯了，个性也变得比较自私，没有办法完全配合另一个人的习惯了。总觉得婚姻生活好像离我很遥远似的。” ——邓丽君 杨绛 我心静如水 人生就像百合花一样，在历经苦难和啼笑皆非后被一层层地剥落，直至把内心展示出来成为百合心。——杨绛 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离开了人世。在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之后，“我们仨”终于又团聚了。 杨绛，1911年出生于北京，本命杨季康，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妻子，她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从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她放弃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考进了清华做外语研究生。关于这个选择，杨绛的母亲后来用缘分来解释：“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是典型的南方女人，个子不高，清秀温婉，才华和机灵，都在眼睛里。更难得的是，她很朴素，落落大方，当时的清华园里，就有70多位男生去追她。 那年，是1932年，钱钟书也在清华园西方语言文学系念书，他是杨绛的老乡。钱钟书也是清华园里小有名气的才子，他时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走起路来，脚下生风，风度翩翩。1932年3月，他们第一次在校园里见面的时候，并没有多说话。匆匆一面，却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绛觉得钱钟书 “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认定杨绛“与众不同”。 然后，钱钟书就写信约杨绛见面。“约在工字厅见面”。杨绛如约而至。见面第一句话，钱钟书就向她澄清一个误会，说自己并没未像传言说的那样，已经订婚。杨绛乐了，她说：“我也并非传言说的，是费孝通的女友。”两个人都瞬间释然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了恋爱。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给杨绛的赠书题词 1934年，他们订婚了。订婚之前，钱钟书对杨绛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样的话，不为功名，不为利，却和杨绛心心相映。她觉得和他共度此生，没错。1935年，他们结婚了，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的婚礼。 结婚之后，钱钟书要去英国公费留学。这时候，杨绛还没有从清华毕业。为了能跟他一起走，她放弃了毕业大考，和他一起到英国牛津大学念书去了。到了牛津，他们生活简单，志趣相投。钱钟书每天泡红茶烤面包给杨绛吃，然后他去上课，她去做旁听生。回到家里，两个人吃完晚饭就相互比赛，比赛读书的数量。牛津有几百个图书馆，这是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他们一起去图书馆，看够了，又借书出来，回到家里，趴在桌上继续读。 钱钟书是一个童心十足的人，杨绛跟她一起生活，有不少的乐趣。他们在牛津，每天都要午睡。有一天，杨绛在安静地写毛笔字，写着写着，感觉困了，就小睡一会。这时，午睡的钱钟书醒来了，看杨绛正睡得香，就拿起毛笔，沾上墨汁，想给杨绛画个花脸。可是，他一落笔，杨绛就醒了。但是，笔已落下，墨汁已经画在脸上了。杨绛看着镜子，哭笑不得。她去洗脸，但是皮肤吃下了墨水，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杨绛生气了，钱钟书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手足无措，连连道歉和承诺：以后再也不做这种恶作剧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耐不住了，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幅杨绛的肖像——然后在上面给她添上胡子。 1937年5月19日，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护士将刚出生的孩子递给钱钟书，他小心地接过来，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钱钟书虽然是个知名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基本上像个孩子，有点笨手笨脚。他不会做任何家务，经常左右脚穿错鞋子，甚至不会自己系鞋带。当他打翻了墨水，把房东桌布弄脏了，只会一筹莫展的时候，杨绛就会说，不要紧，我会洗。当他把台灯弄坏了，愁眉苦脸的时候，她会说，不要紧，我会修。但是，当杨绛生完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却给她炖了一锅鸡汤，还剥了几颗蚕豆放在汤里。有了孩子以后，原来衣食无忧的少爷和小姐，更加学会了过日子， 油盐柴米，磕磕碰碰，把孩子养得胖胖乎乎，活泼快乐。有一天，天气正热，年幼的钱瑗午睡正香，钱钟书一看，又来了兴致，拿起毛笔，在女儿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花脸。杨绛看见了，把他训斥了一顿，他以后再也不敢乱画了。1938年，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钱钟书带着杨绛和女儿回国了。回国之后，生活自然不如在英国，困苦袭来，他们去了昆明，又到了上海。钱钟书为了养家，去大学代课。代课之余，他开始写作《围城》。为了让钱钟书有更多的精力写作，减轻他养家的负担，杨绛也去当小学老师，中学校长，甚至走很远的路到郊区去给人做家庭教师。忙完回到家里，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很是辛苦。那时的上海女人，时兴追赶潮流穿长裤，系皮带。但杨绛仍然喜欢穿旗袍，撑一把阳伞，徐徐前行，温文尔雅。钱瑗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从小就看很多书。有一次，钱钟书出差很长时间，从外地回到上海，4岁的钱瑗都有点不认识他了。看他走进妈妈的房间，她就说：“这是我妈妈的房间。”钱钟书乐了，把她拉过来问：“那我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钱瑗说：“当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钱钟书哈哈大笑。在上海，钱钟书用两年时间写完了《围城》。1948年，牛津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先后邀请他去任教，但都被钱钟书婉拒了。 “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结连在一起的…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 ——钱钟书1949年，钱钟书和杨绛重返清华大学。1958年，杨绛决心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工作。那年她已经年近50岁。岁月流逝，他们都慢慢老了。“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杨绛 1966年，“文革”来了。杨绛被“揪”了出来。在千人大会上，她被扭到了台上，满脸通红，戴着白帽子。批斗她的人，要她说点什么，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很着急，一个劲地跺着脚。 钱钟书在台下，看着自己的妻子这样受辱，他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就是扭头，转身离开会场。 没过几天，钱钟书也被“揪”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了批斗方便，他们索性自己在家制作了两块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几个字，然后穿好绳子。每天上班之前，他们把牌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番，再不卑不亢地手挽手出门去，任凭路边的孩子们哄笑，他们仍旧昂首阔步。杨绛被罚清洗厕所，她把积满陈年污垢的女厕所擦得焕然一新，把进去的人吓一跳，不禁心生敬意——这个扫厕所的女人，可是令人敬重的精通四国语言的大翻译家呀！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纸条为他澄清辩诬。这个勇敢的举动，被人发现了，她又被抓去批斗。一天，有人来通知钱钟书，要他去参加国宴，“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拒绝说：“我很忙，我不去！”。来人很为难：“那么，我就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说：“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杨绛和女儿、女婿流着泪去送他。她帮他把一条补好的裤子装进包里，那条裤子，一补再补，补成了圈圈，钱钟书开玩笑说，以后不管去哪里，都不用带椅垫了。钱钟书看着自己的妻子，多少年过去了，世事变迁，她已经不再是当年清华园里那个富家小姐了。她和他一起享受过牛津的幸福时光，然后又跟着他颠沛流离，一起吃苦，一起受罪，还要面临眼前的别离。车还没开，钱钟书一个劲催他们快回去。他心里太难过，更不想看到她们流泪的样子。1970年，杨绛也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她走的那天，女儿钱瑗一个人去送她。一个月以前，钱媛的丈夫因为受不了批斗迫害而自杀了。杨绛心疼女儿，却不能不走。她一走，就剩下钱瑗一个人在北京了。“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杨绛《干校六记》之《下放记别》 在干校，杨绛被安排在菜园干活。菜园里活不重，闲的时候，她就搬个小马扎，坐在园子里看书。钱钟书当时在做收发员。他每次去取报纸和信的时候，经过菜园，就会去找杨绛，两个人短暂的聚一会儿，在菜园里晒晒太阳，聊聊天。临别的时候，他还会递一个东西给她，那是一个小礼物，或者是他写给她的信。 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钱钟书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和杨绛回到了北京。这么多年的动荡生活终于结束。 有一天，杨绛要把她给钱钟书织的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毛衣捐掉，钱钟书紧紧抱着不放。 1995年，钱瑗生病了，咳嗽，腰疼。到后来，她竟起不了床。她的学生把她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她还故作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她患的是脊椎癌，进医院已是晚期。没过多久，钱钟书也病了，住进另一个医院。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杨绛钱锺书在病榻之上，全靠杨绛一人照料。他当时已不能吃，只能靠鼻饲。杨绛每天给他精心做饭。菜做成糊糊。鱼做成粥，把小刺一根根挑出来。 那段时间，钱钟书住在北京医院，钱瑗住在西郊的医院，杨绛两边跑着，非常辛苦。 钱瑗担心她去医院看她太劳累，总是说自己的病已经好很多了，不要她去看她。杨绛只能经常打电话给女儿，她们在电话里，聊“什么最好吃？”在病中，钱媛仍然在坚持写作。“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钱瑗 有一天，杨绛去看钱瑗，因为每次打电话，钱媛都嘻嘻哈哈，她以为女儿的病不会重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一次，看到女儿在病床连翻身都困难了，她心里很明白，只有心痛。女儿的心里也明白。她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她。她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 1997年3月3日杨绛再次去看望女儿，离开的时候，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1997年3月4日下午，钱瑗在睡眠中去世。3月8日，钱瑗的告别仪式，钱钟书和杨绛都没有参加。杨绛对钱钟书隐瞒了这个消息。钱瑗的学生，将她的骨灰埋在了北师大的一棵古松下。几个月以后，杨绛从那里路过。她远远地看着那棵树。没有走过去。她说，她觉得女儿不在那里，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有一天，杨绛对病中的钱钟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当时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的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一年以后，钱钟书也走了。“我们仨失散了”。 2003年7月，92岁高龄的杨绛写完并出版了《我们仨》。在书的扉页上，她写着：“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百岁生日前，杨绛给读者写的公开信 晚年的杨绛，把她和钱钟书所得的八百多万版税全部捐赠了，一个人住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小区里。她住的房子是这个小区几百户人家里，唯一没有封闭阳台的。因为她要让这个房子，保持和钱钟书在的时候一样。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阳台上，晒一晒太阳。那一幢70年代的楼房，楼下有大树和草坪。她的家里，白墙，水泥地，明亮的玻璃窗，书柜和沙发，还保持着钱锺书在世时的样子。天花板上，有几个手印，那是这些年，她自己换灯泡留下的。看到记者对她家里的描述，我的脑里在想象，在那个简单素净的房间里，阳光在尘埃里照出一条光线，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何慢腾腾把椅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再站在椅子上，去换日光灯管。在他们的书桌上，放着她和钱钟书的合影。他们站在一起，微笑着。 █ 杨绛写婚姻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钱钟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个钱钟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杨绛——《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杨绛作家、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程季淑 我们要手拉手地走下山去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当初我们俩刚刚相识的时候， 你的头发黑的像是乌鸦一般， 你的美丽的前额光光溜溜； 但是如今你的头秃了，约输， 你的头发白得像雪一般， 但愿上天降福在你的白头上面，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我们俩一同爬上山去， 很多快乐的日子，约翰， 我们是在一起过的； 如今我们必须蹒跚的下去，约翰， 我们要手拉着手的走下山去， 在山脚下长眠在一起，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By英国诗人朋士（Robert Burns）这是梁实秋和程季淑最爱的一首诗 有一天，北京大雾，中午有一点昏黄的太阳照进房间，我和人谈完工作心烦得很，就看书。看梁实秋的《槐园梦忆》。两个人的一生，写进79页发黄的纸里，道尽繁华若梦，人生流离，心之易碎。 “两个人拉着手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的独自继续他的旅程！”。 唉，看着看着，心酸不已，想到他已离世，去和她团聚，心里竟然觉得安慰。 合上书，我仿佛能看到，在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去世以后的那几年，一个暮年的老人是如何徘徊在那个叫“槐园”的墓地。 “槐园”芳草萋萋，树木葱郁，时常有喷水器洒水浇草地，步履蹒跚的梁实秋，经常一个人去那里，“徘徊不忍去”……他把带去的鲜花插进半埋再土里的金属瓶子里，然后在里面灌上清水，低声喊她几声，生怕惊扰了她。然后他会在那里和她说话，说距离上次来看她的两周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也会沉默不语，50多年的往事，如梦如幻，出现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回忆里…… 谁说提亲做媒就没有浪漫的爱情呢？ 梁实秋和程季淑就是通过别人提亲做媒认识的，介绍人是程季淑的好朋友黄淑贞。她写了一张红纸条，送到梁家，上面写着： “程季淑，安溪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27日寅时生。” 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梁实秋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事情。他的母亲和大姐接到纸条后，就结伴去黄家看程小姐。大姐对程小姐的印象非常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一头乌发，完成一个发髻堆在脑后……” 程小姐梳了一个厚厚的刘海，就像一个大大的篷子一样盖住了额头。梁实秋的大姐生怕哪个大篷下面掩盖着疤痕什么的，就故做亲热地走上去，一边用女人间谈话常用的语气说：“哎呀，你的头发梳得真好看呀！”什么的，一边很自然地掀起她的刘海来看。 后来，知道了此事的梁实秋听大姐讲到这里，着急地问大姐：“那你看到什么了吗？ 大姐说：“什么也没有。“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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