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侦探之家，几乎每位家庭成员都资深侦探，包括尚成年的小女蕾。他们不仅以此谋生，还热衷于互相窥探各自的生活，侦查于反侦查是每日必修的功课，在这个家庭里，隐私是最不可能存在的，也是大家竭力想保留的。难怪这个侦探之家是一个问题之家。
在《侦探一家》中，与热闹的家庭喜剧相交织的还丝丝入扣的侦探悬疑故事，更有充满反叛、躁动、梦想与幻灭的青春写真。成长的苦恼，使《侦探一家》让你在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之余，凝眉沉思……
作者简介：
丽莎·鲁兹，美国加州南部人氏，游学四所大学，没拿一张文凭就离开校园，边打工边写剧本。21岁时创作的剧本《B计划》被好莱坞相中，却于10年之后得以拍摄问世。
集侦探悬疑与家庭传奇于一身的小说处女作《侦探一家》问世之后广受关注，并即将派拉蒙电影公司搬上银幕。至于小说女主人公伊子是否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丽莎说自己很有礼貌，从不破坏公物，并且大多数时候喜欢从门进出，除了幽默感，她和伊子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妙不可言。《侦探一家》是这些年来我读到的最风趣的书！我非常喜欢。我对它惟一的一点小小不悦是我恨自己没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时尚女魔头》作者，维斯贝格尔
一部生机勃勃，妙趣横生的处女作。作者以幽默、不经意间巧妙地调解着生活中的混乱局面和郁闷情绪。这部清新的作品以一种不落俗套的方式，解答严肃重大的议题。
——Kirkus专业书评杂志很久以前
我父亲艾伯特·斯佩曼二十一岁半就加入了旧金山警察局，正如他父亲、祖父和哥哥一样。五年后他升任警督，被调至妨害风化科。两年后，在和他的线人说笑时，艾伯特绊了一跤，从两层楼梯上滚了下来。这一跤把他的背摔坏了，背伤总会无缘无故发作，疼痛难当。
艾伯特不得不提前退休，不久又开始为吉米·奥玛利工作，吉米一度是抢劫案调查官，后来改行做了私家侦探。尽管吉米年近八旬，奥玛利侦探社还是颇有一批客户。我父亲加入后，生意红火起来。艾伯特天生人缘好，有种憨厚可亲的魅力，能立刻博取信任。他的幽默感无非是廉价的杂耍，然而人们还是为之倾倒。他的一些惯用伎俩——比如打着喷嚏说出东欧人的名字——从不会令他厌倦。只有他的子女会建议他整些新鲜的素材。
他高六英尺三、重二百八十磅，你可能会以为他的体格令人望而生畏，可他轻松的步伐总是能掩藏内在的力量。他的长相难以形容，五官很不搭调，像是用几张脸拼凑出来似的。我母亲过去常说：“要是多瞅一会儿，他也挺帅。”我父亲会接口说：“可是只有你母亲有这个耐心。”
一九七四年，艾伯特着手一桩例行的保险公司调查案，在德洛丽丝公园结案时他发现一名身材娇小的褐发女子潜伏在小径两旁的一簇灌木丛后。他对她的异常举动深感好奇，便放下手头的监视任务跟踪起了这名神秘女子。很快，艾伯特得出结论，这名行迹可疑的褐发女子也是在监视别人。他是在她从手提包里拿出相机和硕大的摄远镜头偷拍公园长椅上的一对缠绵男女时得出结论的。她的拍摄手法很不专业，于是艾伯特决定上前提供一些专业帮助。他走上前去，要么是他走得太快，要么是靠得太近（细节部分当事双方都记不清楚了），结果裆下被膝盖顶了一记。我父亲日后会说，当疼痛消失时，他陷入了爱河。
在褐发女子发起要命的第二击之前，艾伯特赶忙自报家门，让这位彪悍的女子平静下来。这下轮到这位褐发女子道歉了，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奥莉维亚·蒙哥马利，并提醒我父亲偷窥女性是既不礼貌又有潜在危险的。接着她又对她的业余间谍活动做出了解释，恳求他的建议。原来那位依然在公园长椅上和别人卿卿我我的男子是蒙哥马利女士的准姐夫。而那名女子，却不是她的姐姐。
艾伯特开溜了整个下午，帮助并指导蒙哥马利女士监视这位唐纳德·芬克先生。他们的工作从德洛丽丝公园开始，在油水区的一间爱尔兰酒吧结束。芬克毫不知情。奥莉维亚日后会声称那天大获全胜，不过她姐姐马蒂可不这么认为。花了几趟公车费和出租车费、买了两张电影票，奥莉维亚和艾伯特成功地逮到唐纳德在三个不同的女人怀里厮混（有些是他花钱买的）、往两名赌马从业者口袋里塞钱。艾伯特对奥莉维亚的聪明能干印象深刻，并且发现能有一位娇小麻利的二十一岁褐发姑娘执行监视任务可谓千金难求。他不知道自己该约她出去还是雇她工作。要做出这个选择实在太痛苦，于是艾伯特两者都做了。
三个月后，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座小教堂里，奥莉维亚·蒙哥马利成为奥莉维亚·斯佩曼。马蒂万分惊讶地接到了新娘捧花，可三十三年后依然单身。一年之后，艾伯特从吉米手中买下了公司，更名为斯佩曼侦探社。
长子
戴维·斯佩曼生得完美无缺。不多不少刚好八磅，头发浓密，皮肤毫无瑕疵，他降生时只哭了很短一会儿（足以让医生知道他有呼吸）就戛然而止，也许是出于礼貌。不到两个月，他每天就一次睡足七小时，有时甚至睡八九个小时。
艾伯特和奥莉维亚不免会觉得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颇为完美，但直到两年后我来到这个世界提供了参照物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戴维究竟有多完美无瑕。
戴维越长越迷人。他跟家里谁都不太像，他的脸集中了我父母的精华，还糅入了一丝格雷高利·派克的气质。他从没经历过尴尬青春期的苦恼，顶多偶尔被某个嫉妒他的同学揍得眼圈发青（而他带着黑眼圈还格外迷人）。戴维成绩优秀，读书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他的智力在我们整个家族族谱里都找不到第二个。他是天生的运动员，高中时他拒绝担任任何运动队的队长，以免再招小人嫉恨报复。他拥有人类罕有的完美而毫无邪恶之处。事实上，他拥有超越年龄的谦逊。可我却决意把他坐过的每把椅子的椅子腿都踢飞。
我对我哥干过的坏事可谓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没受到惩罚，因为戴维从来不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可有些事毕竟逃不过我保持警惕的双亲的细致检查。自我掌握语言技能起就开始把我干的坏事都记录了下来，这和店员的详细日志不无相似之处。我的犯罪记录采用了清单的形式，后面附有相关细节。有时是某件坏事的简介，比如：“12-8-92。删除戴维的电脑硬盘记录。”有时单子后面会附有事情的详细记录，通常是我被逮住的那些坏事。细节是必要的，这样我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成长。
审讯室
我们这么叫它，可实际上，那就是我们没装修的地下室。内容：一只灯泡、一桌、四椅、一台手摇电话和一台旧电视机。由于这种照明和光秃秃的摆设跟黑白电影颇为相似，我父母忍不住把这问简陋的屋子变成了他们进行所有审讯的舞台。
这问屋子被我长期保留使用，因为我是家里的头号捣乱分子。以下是地下室审讯的样本。该清单远未能罗列详尽：
伊莎贝尔，八岁
我坐在其中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靠在一侧。艾伯特来回踱着步。等确定我开始坐立不安时，他开口了。
“伊莎贝尔，你昨晚有没有偷偷溜进你哥的房间剪掉他的头发？”
“没有，”我说。
长久的停顿。
“你肯定吗？也许你需要一点时间刷新你的回忆。”
艾伯特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立刻朝下看去，不过还是设法坚持我的立场。
“我根本不知道剪头发的事，”我说。
艾伯特把一把安全剪刀放在桌上。
“看起来很眼熟吧？”
“那可能是任何人的。”
“可我们是在你卧室里找到的。”
“我是被陷害的。”
结果，我被罚一个礼拜不准外出。
伊莎贝尔，十二岁
这次是我母亲在来回踱步，左臂下夹着洗衣篮。她把篮子放在桌上，扯出一件皱巴巴的牛津衬衫，是很淡的粉红色，这显然不是原本该有的颜色。
“告诉我，伊莎贝尔。这件衬衫是什么颜色的？”
“这种光线下很难说。”
“猜猜看。”
“米白色。”
“我想是粉色。你会同意吗？”
“当然。是粉色。”
“你哥哥现在有五件粉色的衬衫，没有一件白衬衫可以穿去上学了。”（学校规定只能穿白衬衫上学。）
“真是不幸。”
“我想是你在搞鬼，伊莎贝尔。”
“这是意外。”
“是这样吗？”
“一只红袜子。我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十分钟内把袜子拿出来。不然，你出钱买五件新衬衫。”
我拿不出袜子，因为根本不存在。不过，在规定时间之内，我偷偷地把红色食用色素拿出卧室扔进了邻居的垃圾筒。
我出了衬衫的钱。
伊莎贝尔，十四岁
这时我父亲已经被推选为终身审讯官。老实说，我认为他只不过是在怀念他的警察生涯；和我斗嘴能让他保持活力。
十五分钟在沉默中过去了，他想让我紧张出汗。但我已经掌握了他的手法，成功地抬头和他对视着。
“伊莎贝尔，你有没有窜改你哥哥的成绩单？”
“没有。我干吗要那么做？”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干的。”
他把成绩单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是那种老式的手写成绩单。你只需要偷一张空白的，然后想办法让某个手法高明的人伪造一份。）
“上面全是你的指纹。”
“你胡说。”（我可戴了手套的。）
“而且我们请人分析了笔迹。”
“你把我当什么了？”
艾伯特重重地叹了口气，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看，伊子，我们都知道是你干的。如果你告诉我原因，我们不会惩罚你。”
恳求谈判。这招可是新的。我决定接受，因为我不想整个礼拜被关在家里。我隔了一会儿才回答，这样我的坦白不会显得太轻易可得。
“每个人都该知道得C的滋味。”
过了那么一段时间，我终于厌倦了把戴维王拉下王位的做法。肯定有更好的办法来铺就我自己的道路。没人会否认我是个难搞的孩子，可我真正的犯罪生涯是在八年级遇到佩卓·克拉克后才正式开始的。我们在禁闭室里相遇，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情景喜剧《糊涂侦探》的共同（并且疯狂的）热爱把我们黏合在一起。我没法计算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呆坐着看有线台的重播笑到肚子疼。我们很快就密不可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这是建立在共同爱好基础之上的友谊——唐·亚当斯、啤酒、大麻和喷漆。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俩都十五岁，我和佩卓被怀疑和旧金山诺布山区的一连串恣意破坏公物行为有关。尽管邻居们以我们的名义召开了无数次“邻里守望”会议，没有一桩能得到证实。当时，我们会以艺术家欣赏自己画作的心情看待我们的违法行为。我和佩卓互相挑战，看谁能把行为不端的界限推得更远。我们的行为是孩子气的，没错，可它们蕴含着一种创造力，这是一般的破坏公物行径所不具备的。以下是我和佩卓创立的第一份合作清单；不过，更多好戏在后头。
未受惩罚的罪行：一九九三年夏
1.6-25-93重塑格里高利先生的后院风景。
2.7-07-93驾车破坏。
3.7-13-93从教会中学体育教学部的储藏室偷了五个篮球、三根曲棍球棒、四只棒球、两副棒球手套。
4.7-16-93把钱德勒夫人的玩具鬈毛小狗染成钴蓝色。
5.7-24-93驾车破坏。
6.7-21-93在德洛丽丝街上举行的戒酒互助协会会场外面放上一箱啤酒。
7.7-30-93驾车破坏。
8.8-10-93填写《皮条客》杂志订阅卡，以附近那些形形色色已婚男士的名义。
我们的主要活动是我们所谓的“驾车破坏”。当缺乏灵感限制了我们的夜间活动时，垃圾收集夜为我们提供了后备计划。这其实很简单：我们会在半夜过后溜出屋子。佩卓会开着她妈妈一九七八版的道奇轿车（佩卓偷偷开出来的）来接我，我们会把路边等待垃圾车收集的垃圾筒推倒。吸引我和佩卓的并不只是破坏的冲动，而是那种虎口脱险的刺激。然而，到夏天结束时，我的运气也到头了。
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坐在了审讯室。这一次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问真正的审讯室，在真正的警察局里。我老爸让我交代上家，我拒绝了。
8-16-93
犯罪经过：六小时前，午夜过后我从家里溜了出来，搭顺风车去教会区参加一个派对，在那儿结识了一个家伙，他想弄点可卡因。我不沾这个，可那家伙穿着件惹人注目的皮夹克、拿着本克鲁亚克的小说，而我对读书的硬汉向来都难以抗拒。于是我告诉他我认识一个贩子——其中缘由稍后会讲到——我打了电话，问能不能“帮忙搞点那个”。开车去上家那儿的路上我发现这个派对上结识的皮衣男竟是个便衣警察，遂要求他送我回家。结果他把我送到了警察局。当他们发现我是艾伯特·斯佩曼这位得过勋章的前任警官的女儿时，便打电话把我爸叫了过来。
艾伯特睡意未消地走进房间。
“说出那人的名字，伊子，”他说，“我们就能回家好好罚你一顿。”
“随便什么名字？”我含糊其辞地问。
“伊莎贝尔，你告诉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可以替他搞到可卡因。接着你打了电话给一个你称作贩子的人，问他能不能搞点那个。这可很不妙。”
“是，不太妙。可是你惟一能定我的罪是违反宵禁。”
老爸使出他最有威慑力的眼神，最后一次说道：“把他的名字给我。”
警察想要的名字是利奥纳多·威廉姆斯，他的朋友叫他兰，读高三。事实上，我几乎不认识此人，从没问他买过毒品。我所知道的都是我多年道听途说拼凑而来的，这也是我了解大部分事情的方式。我知道兰的母亲有残疾，依赖止痛药物。我知道他六岁时他父亲在一次商店枪杀事件中丧生。我知道他有两个弟弟，福利金不能保障他们的温饱。我知道兰贩卖毒品，就像有的孩子放学后打工一样——是为了不让家里断粮。我知道兰是同性恋，这点我从没告诉过别人。
是“未受惩罚的罪行之三”那晚。我和佩卓夜闯学校去体育部储藏室行窃（我以为倒卖二手体育用品能解决我们的现金流问题）。我撬了储藏室壁橱的锁，和佩卓把赃物运到她车上。可这时我贪心不足，记起沃尔特斯教练通常在书桌抽屉里放一瓶波本威士忌。佩卓在车里等着，我回到学校，结果发现兰和一足球运动员在沃尔特斯教练的办公室亲昵。我从没对此说过什么，因而兰觉得他欠我情。他不知道的是我最善于保守秘密，我自己就有很多个。多一个秘密对我来说毫无区别。
“我不是告密者，”我只说了这么一句。
那晚我爸一言未发地带我回了家。兰没事。他们的线索仅仅是一个绰号。至于我，轻易就逃脱了惩罚，至少和我父亲相比是这样：他不得不忍受前同事们无休止的嘲笑；因为他们觉得艾尔居然不能撬开他女儿的嘴这实在可笑。然而我知道对于一个经年在街头工作的男人来说，他理解罪犯们的生存法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尊重我的沉默。
如果你能撇开我干的那些坏事，或是不拿戴维作为参照物来想像我，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完全能独当一面。我可以在走进一间房间几分钟内记住里面所有的东西；我能像神枪手一样精准地发现扒手；我能从任何一个在职的夜间门卫那儿蒙混过关。灵感突发的时候，我的顽强你们前所未见。而且尽管我不是大美女，也经常有大把以我为美的男人约我出去。
但多年以来，我的优点（且算是优点）被我的叛逆掩盖了。既然戴维已经占领了完美的市场，我必须深入挖掘我自己的不完美。有时候，我们家似乎只有两句话可讲：“干得好，戴维”和“你在想什么，伊莎贝尔？”我的少女时代就是由校长办公室谈话、坐警车、逃学、破坏公物、在卫生问吸烟、在海滩喝酒、非法入室、留校察看、被罚不许出门、训斥、违反宵禁、宿醉、暂时性昏迷、违禁药品、军靴和脏兮兮的头发组成的。
但我所计划的破坏永远不能完全得逞，因为戴维总是在帮我抵消。如果我违反了宵禁，他帮我隐瞒。如果我撒谎，他替我圆谎。如果我偷东西，他帮我把东西还回去。如果我抽烟，他把烟屁股藏起来。如果我醉倒在屋前草坪，他把毫无知觉的我搬回卧室。如果我拒写论文，他替我写，还模仿我的语言以显得可信。当他发现我没有以我自己的名义把他的论文交上去，他就亲自把论文直接投进老师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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