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英国作家。格林于1904年生于伯克汉斯泰德，1929年即他改信天主教后3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但直到1932年《斯坦布尔列车》一书问世，评论界才开始承认他的作品。格林在小说中十分注重探讨信仰危机和犯罪问题，其受欢迎程度历久不衰。包括《布赖顿硬糖》和《第三者》在内的许多小说已被拍成影片，十分成功。他的小说最为精致，其内容简洁、有趣，不乏嘲讽而又令人震撼，是对当代生活的准确观照。本书是他诸多著作之一，它不是一部传统的间谍小说，他着重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悲观厌世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至顶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他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于，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英国20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韦清琦，1972年生于南京，文学博士，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因语学院任教。出版过的翻译作品有《末世之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羚羊与秧鸡》(译林出版社，2004年)、《珀涅罗珀记》(重庆出版社，2005年)等多种。 自从三十多年前，年轻的卡瑟尔到这里来工作之后，他便一直在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家酒吧用午餐，那地方离办公室不算远。若问起缘由，他会谈到香肠的上乘品质；或许他很亲睐瓦特尼酒店的一种別有风味的苦啤酒，不过更要紧的是香肠的质量。他时时准备着解释自己的行为，哪怕是最没有疑问的，另外他还总是很守时。所以当钟报响一点时，他就准备出门了。与他合用一屋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准时于十二点去吃午饭，一小时后返回，但这经常只是理论上如此。戴维斯和他自己随时得有一人留着，以应对紧急电报的解码工作，这是很明确的；可他们也很清楚，在他们所属单位的这个分部里，从不会有什么真正紧急的情报。英国与由他俩负责的东、南非各地的时差通常都绰绰有余——即便是约翰内斯堡也相差了一小时多一点。在这个单位以外，没有人会操心消息的迟滞：戴维斯常说，世界的命运永不会由他们这块大陆来决定，无论中国或俄国在从亚的斯亚贝巴到科纳克里开设了多少大使馆，也无论有多少古巴人登陆非洲。卡瑟尔给戴维斯写了张便笺：“如扎伊尔回复172号，送副本至财政部和外交部。”他看了看表。戴维斯迟了十分钟。卡瑟尔开始整理公文包——他放了张纸条，记的是要在杰敏街乳酪店为妻子买的东西，以及为早上和他闹了些不愉快的儿子准备的礼物(两包“马耳他人”巧克力)；还放了一本书，《克拉丽莎》，他每每到卷一的第七十九章就再也读不下去。他听见电梯关门及戴维斯在走廊里的脚步声，随即便离开了屋子。他的香肠午餐时间少了十一分钟。和戴维斯不同，他总是准点返回。这是上了年岁后具有的一种美德。阿瑟·戴维斯的怪异行为在这间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惹眼。只见他正从白色长廊的另一端走过来，其穿着如同刚在乡村的马背上度了周末，抑或刚从公共赛马场回来。他套一件淡绿色斜纹软呢运动夹克，胸口衣袋里还露着一方带点的红手帕，颇似一位宾馆行李员的行头。不过他还是像一位被分错了角色的演员：当他尽力想和这套行头般配时，却常常笨拙地找不到戏路。如果说他打量伦敦的样子就仿佛他是从乡下来的，那么他到乡间造访卡瑟尔时又明白无误地是一副城里游客的模样。“一如既往地准点。”戴维斯挂着惯有的讪笑说。“我的表总是走得稍快了些，”卡瑟尔像是在为并未说出口的微词致歉，“一种焦虑综合征吧，我想。”“又往外偷运绝密情报了？”戴维斯问道，同时开玩笑地摆了个架势，要抢卡瑟尔的公文包。他的呼吸夹杂着甜腻的气味：他对波尔图葡萄酒很是贪恋。“哦，我都留给你去兜售了。你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联系人会给你更好的价钱。”“你真仁慈啊，我得说。”“而且你还是单身汉，比已婚男士更需要钱。我的生活开支已减半了。”“啊，可那是些倒胃口的剩菜，”戴维斯说，“吃剩的牛腿肉重做成土豆泥肉饼，还有串了味儿的肉丸子。值吗？结了婚的男人连一杯上好的波尔图都喝不起。”他进了他们合用的房间去给辛西娅打电话。两年来戴维斯一直在追求辛西娅，可是这位少将的女儿却想攀上更高的枝头。尽管如此戴维斯仍抱着希望；他解释说在部门內部谈恋爱风险总要小些——不会被视为有安全隐患，但卡瑟尔明白戴维斯实则有多么深地眷恋着辛西娅。他既热望出双入对的夫妻生活，又不乏寂寥之人那种防范性的幽默机锋。卡瑟尔到他的公寓去过一次，那是他和环境部的两个人合住的套房，在一家古玩店楼上，离克拉律治饭店不远——地处中心，气派非常。“你应该多来走动走动。”戴维斯当时坐在客厅里劝着卡瑟尔。房间拥挤不堪，沙发上摊满了各色杂志——《新政治家》、《阁楼》和《自然》，其他房客开过晚会后留下的狼藉杯盘堆在角落里，等着曰杂女工来收拾。“你很清楚他们给我们的工资，”卡瑟尔说，“而且我也有家室。”“严重的决策错误。”“在我可不是，”卡瑟尔说，“我喜欢我妻子。”“当然还有那小杂种，”戴维斯继续道，“既养孩子又喝波尔图，我掏不起这个钱。”“可巧我也很喜欢这小杂种。”卡瑟尔正准备走下四级石阶到皮卡迪利大街时被门房叫住了，“汤姆林森准将想见您，先生。”“汤姆林森准将？”“是的。在A.3号房间。”卡瑟尔只见过汤姆林森准将一回，很多年前了，久远得他都懒得去计算，也就是他得到任命的日子——他在《公务机密法约》上签字的那天，当时这位准将还是个很小的下级军官，如果还算军官的话。所有他能记得的就是那撇黑黑的小胡子，如同不明飞行物似的盘旋在一张吸墨纸上，吸墨纸完全空白，也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唯一的瑕疵是他签过《法约》后留下的钢笔印迹，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张吸墨纸随即就被粉碎并焚烧。近百年前的“德雷福斯案”暴露出了废纸篓的危险。“沿走廊左边走，先生。”门房在他就要走错方向时提醒他。“进来，进来，卡瑟尔。”汤姆林森准将叫道。他的胡子现在跟吸墨纸一样白了，而岁月还在他双排扣马甲下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将军肚一一只有他的军衔仍像过去那样说不清道不明。无人知晓他以前归属哪个军团，如果确有此军团的话，因为在这幢楼里，所有的军队头衔都有些可疑。官阶也许只是作为全面掩盖的一部分。他说：“我想你不认识丹特里上校。”“不，我不认识……你好。”尽管丹特里穿着整洁的深色西装，且有着棱角分明的瘦削脸庞，但比起戴维斯他更加真实地具有一种户外活动的气质。若说戴维斯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可以在跑马场如鱼得水，那么丹特里则显然能在昂贵的狩猎围场或打松鸡的林沼之间找到一份怡然自得。卡瑟尔喜欢给同事勾勒速画像：有时甚至真的画在纸上。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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