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遁世的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伊丽莎白·沃格桑在她自家果园的小河里溺水而亡，手里还紧抓一片玻璃棱镜。
教授留下一部她用毕生心血写作而尚未完成的书稿。蹊跷的是，似乎正是这部关于十七世纪剑桥大学几桩离奇死亡事件、探讨剑桥大科学家牛顿钻研炼金术的书稿，为她引来杀身之祸。
她的儿子卡梅隆·布朗请求前女友丽迪亚·布鲁克代笔，完成母亲未竟的著作。
丽迪亚搬到伊丽莎白的住处继续写作。很快，她就感觉到周围笼罩着一股恐怖气氛。她开始对卡梅隆感到怀疑。一系列死亡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卡梅隆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
作者简介：
丽贝卡·斯托特（RebeccaStoLL），英国学者、作家。1964年生于剑桥。在约克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艺术史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利兹大学、约克大学和剑桥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目前为东英吉利大学英国文学与写作教授。丽贝卡·斯托特写有多部关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在《幽灵之行》里，我将已有缜密研究的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命案、牛顿的炼金术和他的剑桥同事以西结·福克斯克罗夫特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有关赞助人制度和谋杀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是我的猜测、而至于这一猜测究竟是不是虚构，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丽贝卡第1章
过去的两年中，有好多次，我不得不让自己变成你，卡梅隆·布朗。我想从环绕着伊丽莎白之死的迷雾里看出个究竟，可是事实与假象时时纠缠在一起，就像熔岩从海底的地隙涌出，总与咸咸的海水一同翻腾。我变成你，好让自己沿着一条脉络理出个头绪。当时——不，即使是现在也如此——想象你眼里的世界并不费力。在河里发现母亲尸体前的那个下午，你在花园里东走西踱，这些分分秒秒，在我想象中都惊心地真切。我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恋人啊，那段长长的岁月里，我们的每寸肌肤都那样缱绻难分！太过缠绵，后来竟成了我们的积怨之一。丽迪亚·布鲁克和卡梅隆·布朗啊。亲密无间，竟悄然缠结了我们的感情。
所以，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卡梅隆；也是为了我，丽迪亚·布鲁克。因为我连缀起所有碎片，也许便终于能够走出你的躯体，回归我自己。
河水里漂浮的伊丽莎白，那具小小的红色身体，不是这故事唯一的起点。故事的开端还埋藏在其他许多地方，我当时断然发现不了；但现在终于看得清清楚楚：这些起点，全都环环相扣。一六六五年一月五日午夜，有另一个人死去。是夜，一个男人提着灯走上圣三一学院的一处楼梯，推开了门，面向一处漆黑的平台。此人名叫理查德·格里斯伍德，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一阵风忽然吹来，灯罩中的火焰摇曳不止，男人的影子扭曲了，拉长了。鲜血先从他的一侧鼻孔滴答而下，紧接着两侧都开始涌流。他抬起手背来抹了一把，血便一道又一道，印在脸颊上。月亮透过窗扉照进来，洒下苍白缥缈的光影，男人就在这片光影里倒了下去，慢慢地，沉沉地。他的身体抽搐着，在楼梯上、墙上撞得咚咚直响。手里的灯也飞了出去，碰在地上发出金属的脆音，与肉体触木地的闷声竟似相互回应。到早晨，理奁德·格里斯伍德静静躺在石铺地板上，已经死去。从他头上的伤口流出的血淌了一地，浸透了地面凹凸不平的沟沟隙隙。守门人说，血迹就像一幅红褐色的地图，绘着从东部沼泽一直延伸到北部的条条水路。守门人手里拿着一把花园门钥匙，钥匙是从死人紧攥的拳头里搿出的。血结成了硬壳·简直跟沼泽地里的淤泥一样厚。
伊丽莎白之死与格里斯伍德之死密切相联。她知道他的死亡，是在她自己死前不久。对此，我们却无从得知。两宗命案都发生在剑桥，中间隔了足足三个世纪，但却互相投下阴影，交错不可分。先是理查德，格里斯伍德，再是伊丽莎白·沃格桑。
伊丽莎自·沃格桑溺水而亡是在二○○二年九月。四个月以后，警方就三起死亡事件展开了一项调查，她就是其中最先一起的死者。警方找到我，让我做了份证词，整个过程有些仓促毛糙。一位名叫卡夫的警佐问了若干问题，我一一回答，证词用磁带录了音。时间是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地点是帕克塞警察局地下室一处没有窗户的房间。
我跟在警佐身后走过一条灰色的走廊，来到一扇门前，他停了下来，急急忙忙找钥匙。“今天上午所有的会谈室都有人在用·布鲁克博士，”他解释说，“所以我们只好来中心调查室了。这地方恐怕算不上好，但至少空着没人。今天上午我们有个员工培训会，是关于健康啊安全啊什么的。咱们大概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你知道，这算不上是个正式的问讯，那个以后再说。今天我们只是聊聊。”
“没准儿，我了解的东西还说不了一个钟头呢，”我答道。我一宿未眠，脑子里乱糟糟的。仿佛还在暗夜里与你同行，也与自己同行，心中怒气冲冲。但我还没把沉着冷静抛到脑后——这儿是帕克塞警察局，我得十二万分地小心，十二万分地警惕——莉莉·莱德勒已经被他们逮捕了。
“咱们还得再见面，布鲁克博士。毫无疑问。你可是我们调查的关键人物。”
就这样，我看见了此事的又一种模样——他们眼里的模样。说“看见”，大概还不如说“瞥见”来得妥当。帕克塞警察局的中心调查室里立满了档案柜；四张桌子，刻着惹眼的花纹，四散着排开；右边挂着一块磁铁白板，遮住了满满一面没窗的墙。卡夫抽出一张转椅放在他的座位对面，于是我们隔桌对坐。他把桌上的文件和簿记收进抽屉，锁起来，丝毫也不马虎。白板上用磁铁挂着许多小物件，还有照片。在这些东西周围，用记号笔写了好些问题、人名和条目，还画了几条箭头，看起来像是出自不同人的手笔。从我坐的位置，除非直勾勾地盯着墙，看自板视线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一等卡夫转身去另一个房间找材料，我立刻悄悄从手提包里摸出数码相机，对着白板摄了下来。这举动相当冒险，我这么做，只因为失去至友，一心要弄个水落石出。
白板上内容不少，不同人不同色的笔迹，层层簇簇的照片——三具尸体：一个溺死的红衣女人，两个脸被砍得血肉模糊的男人；一面涂鸦墙；几张遭虐受伤的猫和马的照片；兰丁街那套房子；莉莉·莱德勒的一张照片，她身边那群人我不认识，大约是些激进的动物权利保护者吧；一叠七零八碎的纸——照片真是形形色色。后来，我在手提电脑上调出这张白板的照片来，反复细看，卯足了劲儿要挖出更多细节。稍微用心一些，就能辨明蓝色文字标出的是两处谋杀现场：一是圣三一学院的楼梯E，一是圣爱德华学院的走廊。再屏气凝神往右边角落里看——那位置不大容易发现——就在萨拉的照片旁边，赫然是一张我的照片！就是你手机里存着的那张，你藏得密密严严不让别人找到的那张，你在霍克曼海滩替我拍的那张。他们一定是翻遍了你手机里每个文档才找到的。照片下面注了一笔我的名字：丽迪亚·布鲁克。
没错，这块白板就如一张草草绘成的速写，警方眼里事情的模样，就从它开始。不久，“剑桥谋杀案”轰动一时，街头巷尾在传说，议会议员在讨论，支持通过《严重有组织犯罪及治安法案》，重典者援此案为据，它最终竟推动了英国法律的变革。真的，我们也许参与创造了法律史，只是当时自己也无从知道。
与卡夫的第一次谈话当真花了快一个钟头，因为他要问的实在太多了——包括我跟你究竟什么关系，我在伊丽莎自家做过哪些事情，我与你们家的渊源是怎样开始的，我上一次见你是何时，我们谈话的内容，你当时穿什么衣服，以及我在电话上给你留言的内容。我猜，卡夫故意装作轻轻松松、漫不经心，就是为了让我放下戒备。他把我的回答做了份概要，记在警察局专用的格纹纸上，然后读给我听——我片段的叙述让他连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我在后面签了字：“证词属实”。
过了几个月，我提起笔来，试着把我知道的事情再描述一遍，讲得更清楚连贯一些。这一回，是应莉莉·莱德勒的法庭律师之请。她让我把记得的可能与案情有关的事情——从伊丽莎白的葬礼到开庭之日——一一记下。当时，我对于事情的真假以及来龙去脉并没有任何带倾向性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后来才生出的。我就坐在琪特的书房里把记忆打成文字。从书房的窗户，正好可以俯视一片夏天的花园。每天写两个小时，故事终于基本成形了。纸上的故事读来井然有序，但要知道，我写的时候却并非如此。人的记忆哪有那样规整呢。我写着写着，总会突然想起别的一点什么，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但说不定就“跟案情有关”，于是赶紧回过头去，把它插进合适的位置。许多细节、想法、猜测和思考就是这样被加进去的。
我总是在想这两个故事——面对卡夫时零散的回答以及坐在琪特的书房里为帕特丽夏·蒂波写下的记忆——结局怎会截然不同。每每想到这里总让自己惊叹不已。我并没有对其中任何一方说假话。对于警方，我的话只不过构成了完整故事的一小段，他们手里还握有大概其他二十个证人的证词呢。提起公诉时，他们就按时间顺序把这些证词啊证据啊连缀起来，其中难免有磕磕碰碰的地方，所以我讲的故事就被牵着鼻子引了方向，就好比纸上撒了铁屑，纸下却暗暗动着块磁石。就这样，我讲的故事混在所有的证词中间，已经面目全非了。而陪审团点头认可的，正是这个筛过滤过又揉过的版本。字字确凿，最后就这样了事，就这样判莉莉·莱德勒谋杀罪，就这样把她投进监狱终身监禁。真是个无懈可击的故事，最后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如今结了案，更是密实得一丝缝儿也不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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