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乐团，讲述了四个名为《声音乐团》的故事。
这些故事发生在永安城，都是关于一个叫做刘蓉蓉的小说家和她生命中的乐师们的故事。
一切从刘蓉蓉的死开始，以刘蓉蓉的死结束。
刘蓉蓉生命中的第一个乐师是她的父亲，一个落魄的小提琴手，而她生命的最后一天，也和乐师们在一起——她在永安市第三交响乐团的演出现场出了事故，在医院里昏迷了十天，终于身亡。
她和乐师们发生的故事都被她写进了连载未完的小说《声音乐团》中，而当“我”——刘蓉蓉的责任编辑和表姐，开始在现实世界里寻找小说和现实的线索时，才发现，故事是不可靠的，永远都有人在撒谎。
要等到一切结束，故事的读者才会找到完整版的《声音乐团》，在那个故事里，依然是在永安城，但城北有一头巨兽已陷入沉默，身怀隐疾的乐师只能锦衣夜行般，在再也不能分辨声音的城市中生活。直到一个叫“指挥家”的神秘男人，向他们发出了邀请：来海豚酒吧，演奏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
所有事情的过去和真相，都将在此显露……
作者简介：
颜歌，女，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人。80后十大实力作家。现就读于四川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专业。从1994年起发表作品，2000年开始在榕树下发表小说，作品广受欢迎，被众多电台杂志转播转载。2001年，加入四川散文协会。2001年，被鲁迅文学院评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小说十佳”。2002年2月，荣获“全国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同年，小说《锦瑟》被评为《萌芽》杂志2002年度最欢迎的小说之一。
颜歌作品：
《马尔马拉的璎朵》《关河》
《十七月葬》《良辰》《异兽志》
《桃乐镇的春天》
《五月女王》
《声音乐团》
目录：
入场须知
“声音乐团”Day1
声音乐团·马勒第一交响曲
第一章悲剧剧场，或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第二章母亲说，或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第三章清洁的事物，或独自等待的大号手
第四章选择性记忆，或过目不忘的双簧管手
“声音乐团”Day2
第五章电话号码，或滥竽充数的小提琴手
第六章古斯塔夫，或表里不一的长笛手
第七章有美人兮，或走火入魔的大提琴手
第八章听，或凝神静气的定音鼓手
第九章周云涛，或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
第十章星期五，或手舞足蹈的指挥家
“声音乐团”Day3入场须知
“声音乐团”Day1
声音乐团·马勒第一交响曲
第一章悲剧剧场，或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第二章母亲说，或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第三章清洁的事物，或独自等待的大号手
第四章选择性记忆，或过目不忘的双簧管手
“声音乐团”Day2
第五章电话号码，或滥竽充数的小提琴手
第六章古斯塔夫，或表里不一的长笛手
第七章有美人兮，或走火入魔的大提琴手
第八章听，或凝神静气的定音鼓手
第九章周云涛，或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
第十章星期五，或手舞足蹈的指挥家
“声音乐团”Day3
声音乐团·马勒第二交响曲
第一章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第二章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第三章独自等待的大号手
第四章过目不忘的双簧管手
第五章滥竽充数的小提琴手
第六章表里不一的长笛手
第七章走火入魔的大提琴手
第八章凝神静气的定音鼓手
第九章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
第十章手舞足蹈的指挥家
“声音乐团”Day4
后记阿来：声音乐团，每一种声音相互交织穿梭，互相推进，然后直抵完满。小说中命运的乐手，奋力演奏，都想使世界的秘密得以呈现。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会和那些乐手一起问：指挥在哪里？
麦家：“声音乐团”一脚踩在了肋骨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异兽志》中的悲伤、喜乐、舍身、穷途……万千众生相到了如今，早已跨过了夜凉如水的玄机，任务繁重，态度诚恳，在都市丛林的一隅，演绎着殊途同归的悲哀。“无”的悲哀。
阎连科：颜歌很年轻，文学的创造力充满可喜的新颖，这不奇怪。然而，她的文学想象却如此成熟和苍凉，不免让人惊艳又惊叹。
陈晓明：颜歌的叙述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是怪戾的、痛楚的、不可名状的召唤的声音，是内心深处涌动起来的无法去除的自我损毁的渴望。
谢有顺
颜歌的讲述方式，有意与自我疏离，希望由此观察他人的痛苦，但她在虚构中所亲见的真实，有时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就像她试图扮演一个纯粹的说故事者，可写下的依旧是属于她自己的孤独言辞。
白烨阿来：声音乐团，每一种声音相互交织穿梭，互相推进，然后直抵完满。小说中命运的乐手，奋力演奏，都想使世界的秘密得以呈现。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会和那些乐手一起问：指挥在哪里？麦家：“声音乐团”一脚踩在了肋骨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异兽志》中的悲伤、喜乐、舍身、穷途……万千众生相到了如今，早已跨过了夜凉如水的玄机，任务繁重，态度诚恳，在都市丛林的一隅，演绎着殊途同归的悲哀。“无”的悲哀。阎连科：颜歌很年轻，文学的创造力充满可喜的新颖，这不奇怪。然而，她的文学想象却如此成熟和苍凉，不免让人惊艳又惊叹。陈晓明：颜歌的叙述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是怪戾的、痛楚的、不可名状的召唤的声音，是内心深处涌动起来的无法去除的自我损毁的渴望。谢有顺
颜歌的讲述方式，有意与自我疏离，希望由此观察他人的痛苦，但她在虚构中所亲见的真实，有时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就像她试图扮演一个纯粹的说故事者，可写下的依旧是属于她自己的孤独言辞。白烨
《声音乐团》这部长篇新作，在颜歌的小说写作中比较特别，自觉的文体意识，坚实的文学造诣，以及多声部的叙事线索，交响乐式的总体结构……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有了这部《声音乐团》，颜歌便使自己跻身于当代小说写作中创新求变的先锋团队，并成为一代文学新锐当之无愧的领衔者。蒋韵
这是一部奇异的小说，展现了颜歌深刻而宿命的对人性洞察的能力。她把她的城变成了一个“悲伤的博物馆”，充满黑暗的魅力，让人震惊。我必须开始用敬畏之心来探寻他们年轻一代的精神和灵魂。入场须知
1.所有的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
2.每个故事的叙事者都是同一个人
3.故事中的某些行为将反复发生
4.所有的声音汇集在一起成了同一个声音
事已至此，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剩下了整理，只剩下了整理。准确说来，是清扫和整理。其中，清扫因为每周、每日，再到甚至每个小时的重复变得没有意义，进而不复存在——发现一块新的灰尘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抹去它的动作也终于不带情绪——自然而然，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整理上面，毕竟它是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了。
可以整理的东西很多，不说出来，很少有人想到。
起初肯定从抽屉开始——把桌子的抽屉一个个拉开，将里面的东西一点点往外拿，分成几个小堆，不要的丢掉，按照类别、日期排好，用信封依次装好，写上名字，再逐个放入。
然后是药柜——家里总存在着过多的药。全部拿出来，丢掉过期的，归类，依照外用、内用，放到两个抽屉里，其中，将速效救心丸、感冒清、沉香露白露放在最外面。铝板上空了的部分用剪刀剪掉，再把边角修圆，防止不慎刺伤皮肤。
紧接着是报纸和杂志，从柜子桌子下面一点点拿出来，杂志自然分门别类，按照年份叠好，拿到楼下让老木匠陈某帮我装订，报纸就一张张再检查过，有需要的消息剪下来，拿本子按照类别贴好，剩下的捆起来，散步遇到看门人邓某某时，请他过来送给他拿去卖。
过年的时候，一位老友来探我，买了很多糖果——不知从何时开始，大家都说我喜欢吃甜食，开始还是以讹传讹，但是终于被我默认——他走了之后，我把他所买的散装糖果按照牌子、口味，分成了三十二个小包，每包中有七到八粒同样的糖，用三十二个保鲜袋装好，放入糖盒。
这件事情花了我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不时走神，因走神导致的失误和返工，做完之后，我开始整理上个星期的报纸，大概四十分钟以后，我忽然想到，如果客人来了，却只拿出口味单一的糖果来招待似乎并不恰当——于是，我又重新把这三十二包糖拿出来，打开，把每包中的糖果互相混合，互有增减，比如：牛奶糖和牛奶咖啡糖取一种即可，苹果软糖与橘子软糖不用并存，杏仁酥糖同核桃酥糖亦然——如此，我重新整理出总共是二十四包糖，每包里面精选花色搭配软硬质地口味不同的糖果十粒，然后多出来了三粒，我便坐在那里把它们都吃了，分别是：巧克力酥心糖、话梅糖、核桃软糖，还余下八个保鲜袋，将它们重新叠好，放入橱柜中，以便下次取用。
一旦决定开始整理，便很难停止：旧物、废物，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某一种分类，归纳、丢弃、剪切，书房中有八个大箱子，都是最近一次搬家的遗物了，因为过程十分匆忙，箱子都是从邮局买来的最大号纸箱，它们简单、粗陋，并有雨夜小卡车上的仓皇，打开之后，就似沉入一片大海，耳中只能听到水泡呼噜作响的声音，不断下潜，下潜，蔚蓝之下是深蓝，然后是黑暗——有些东西并没有忘记，只是想不起来，因为海太深，又太广——好多次，我都是被楼下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唤醒，喇叭中欢快地播放童声歌唱的《两只老虎》，不知为何，这乐曲总能潜入海底深处，令我猛然苏醒，重新呼吸——时间总是四点十五分，我就慢慢走下楼去，散个步，买一把时令蔬菜，就一碗粗面果腹。
上个星期我的儿子钟某某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还好吗？”我说：“很好。”他说：“你在干什么？”我说：“吃了饭，准备洗碗。”不知道是因为担心长途电话费昂贵，还是和我真的无话可说，钟某某匆匆挂线，临了，他说：“唉，我老了。”——钟某某这句话让我怅然若失，我的儿子告诉我说他老了，他到底是多大年纪了？——他的父亲钟某去世那年他还很年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钟某在同别人登山时失足滑下台阶，在医院中躺了二十七天终于瞑目，我没去看他一眼——我总认为，如果他好起来了必然会想到要亲自来探望我，如果不能，就让他去了吧。
钟某某为此事同我大吵一架，无非是说我无情无义，冷血无比，他嗓门很大，我注意到他额头上青筋暴起，并且砸了我家唯一一个烟灰缸，扬长而去。整理完垃圾之后，我用一个蘸水碟子做烟灰缸，抽了两支烟，然后打了一个电话给钟某某，在电话中，他余怒未消，我说：“你父亲同我不在一起生活已经很久了，你知道吗？”我说：“他同那个女的一起去爬山，听说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吗？”——但是钟某某的怒气并未因此平息，他说：“妈，你太怪了，我爸只是想要一点正常的生活。”
钟某某与我并未老死不相往来，他依然偶尔打电话给我，问我身体安好，尚能饭否，逢年过节，总是汇款至我的账户，甚至带着老婆女儿大老远回永安市看我几眼，一起在外面吃顿饭。他的夫人不是永安人，客客气气同我说普通话，总是带着丰厚的礼物，而他的女儿刚刚念大学，新闻专业，因为喜爱艺术，并且也看一些小说，对我总是有些许好奇，喜欢和我聊点有的没的，但是因为羞怯、疏远和那些从别处听来的关于我的传言，她同我谈话十分节制，总是短暂而礼貌地停止——但她依然是我儿子钟某某一家同我说话最多的人。
无论如何，我对钟某某依然来探望我和我的古怪心存感激，我想是因为他终于在外面学会了承受古怪的事物，并且认同它们的存在，就像我们永安城有一口钟——现在我很难听到它的声音了——但是我们所有从城北万福街出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每天我都能听到它打响的声音——这口钟坏了很久，久到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它，但是有一天它忽然响起来了，那一天是十点钟，整点的时候它敲响了，并且是整整十下，声音浑厚，响彻天空，就像一个老英雄重返沙场，催人泪下——直到了十一点，它响起来了，却依然打了十下——英雄迟暮的悲壮就这样成为一段笑语。我不知道这口钟现在怎么样了，但直到我从城北搬走的时候，它还在每天响着，一天二十四次，每次都是十下，一开始大家都说，谁来修修那口钟啊——直到它的声音在固执的重复中就那样被我们听不见了。
后来我搬离了那里，那个时候我租房子，与人合租，记不清这辈子要搬多少家，而每次都会遗落一些东西，又丢弃另一些——于是，对于那些被我忘记了的，故意视而不见的，现在都将在我整理时不经意地浮现出来。有一天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二十年前的一张发票，辨认许久之后发现是我在天美百货购物所得，那时候我的夫家钟家尚未败落，我们过着那样挥金如土的生活；还有一次，我在第三个纸箱中发现了我首次在市报连载时的那一张报纸，上面还工工整整写着获得的稿费数目，我仔细阅读了那篇小说，里面充满的全是少女热爱的奇情故事，兼具带有温馨的恐怖，我把我们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做一种兽，真是个悲伤的故事，我甚至还记得我写它的那天，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外面下雨，隔壁的摇滚乐手在伙同一堆人砸金花。
大家都说我记性很好，但可能我并非生来如此，而是被说得多了，也就表里如一。在整理房间的同时，也有大批回忆可供整理，不同于过期的报纸或收据，它们大多数居然还是那样面目清晰。
多年以来，我靠回忆写作，靠回忆来暂时逃脱通往死亡的单向行驶。故事中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回忆的果实，但与此同时，我又因为这样编造失去了自己确实的回忆——我终于拙于分辨，故事中人物的经历到底哪些是由真实改编，哪些是纯粹虚构——时至今日，真假难分，是非莫辨，只好统统纳入囊中，当做我自己的故事，所幸，这一切无伤大雅，不过是吟赏风月的典故。
从我儿子钟某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我既缺乏了解，也疏于沟通，用以提供故事蓝本或素材的人，大多都只是我自己，证据是：每一个故事的叙事者都是一个小说家，无论我把他们化为女人、男人、小孩、老人、鬼魂、外星人，乔装打扮，自以为瞒天过海，都会被一眼指出，说那就是我——既然别人都这么说，也可能就真的是吧。
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时候我在整理四号纸箱，里面放着多年来收到的信件，那是在还流行用笔写字的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把每一封信拆开来读，用透明胶粘好每一块裂开的地方，把他们按照寄信人、日期列好，订在一起——在这些信的下面我发现了一些绿格子稿纸，上面满是我的字迹，我读了起来——那的确是我惯用的蓝色墨水，但是，让人难以相信的，我居然认不出其中一些潦草的笔迹了——这无疑是一部我写的小说，虽然它只有薄薄的八十多页，并没有完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完全不记得有这样一部没有被我写完的小说，另外，小说中的“我”并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她居然不是一个小说家。
的确是有一个小说家，但是她一开始就死去了。
声音乐团.
MAHLER:SymphonyNo.1
第一章 悲剧剧场，或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
这句话是小说家告诉我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小，我也还住在万福街上。和其他关系亲密的亲戚们一样，从我家到她家只需要走小半条街。路过了六嫂饭店和垃圾站，就是万福街七号院，那是小说家和姑妈姑爹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
小说家从小就是个野孩子。每天放学以后她都不回家，而是和我一起窝在我家看父亲买给我的书。我的房间朝街，小说家很喜欢坐到窗台上，双脚踩着久有年代锈迹斑斑的花架，一边看书，一边看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以来我都不清楚小说家这么做是为了欣赏街上的人还是为了让街上的人欣赏她，总而言之，最后，下班回来的母亲在楼下看见她，就尖叫起来，说：“蓉蓉，快下来！快下来！摔下来怎么办？！”
每到这个时候，小说家就知道我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她几下就从窗台上猴子一样爬下来，和我并肩在写字台前坐好，从书包里抽出作业本，做出卖力写作业的样子。
母亲从一楼和街坊打着招呼上来了，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终于进来了，一边放下包，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打开屋里全部能够打开的门窗——只有一秒钟，我和小说家私密的小世界被开膛破肚，袒露在外，它成了一个巨大的收音机，把万福街上的所有声音都收入了进来。
母亲对此并不在意，她早已愉快地哼着歌去厨房洗菜了，但是这些涌入的声音却几乎让我耳鸣起来——最响亮的是六嫂饭店的拉客声，那个灵巧的服务员小刘会站在门口，一边喊着“欢迎光临”，一边行云流水般把饭店里的招牌菜名一个个报过去，从“白果烧鸡”开始，到“宫保肉丁”结束，听得人口水直流。但非常不幸的，过了一会儿，收垃圾的车就会到来，哗啦一下把好几天的废弃物都落到垃圾站中，以便等待更大的垃圾车来到，把这些统统运往更远一些的垃圾处理厂——随着这倾倒垃圾声，和美味有关的幻想也就此终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声音是每天都必须被听到的：街上的人互相热情地问好，低声地寒暄，秘密和秘密在熟悉的名字间被相互交换。这样的日常声音虽然烦琐，但在我们街上长大的孩子都已经习惯，只需专心埋头在手上的课本里，所有的声音就会消失。
但小说家并不是这样，我怀疑窗外万福街的家长里短夺取了她更多的注意，她在草稿纸上算一道应用题的答案，却始终都没有任何进展。别的声音充满了她的耳朵，琐碎的事情和不可言说的事情总是比不偏不倚的数学公式更有吸引力，她听了一会儿，忽然对我说：“姐，你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她看着我，睁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期待我给她一个答案。
于是我凝神静气，试图在声音的密林中寻找到她所说的那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小说家鬼使神差地说。
“没有。”我告诉她我的答案。
“奇怪啊，”小说家说，“我明明听到了。”
我们面面相觑，各执一词，小说家的眼神终将要转而暗淡了。
她没有想到的是，从遥远的地方，的确传来了音乐声，应该是某一种练习曲，在万福街庞杂的噪音之下显得那样不合时宜，我惊讶小说家居然这样也能听到它——但是我坚称自己没有听到，我清楚，作为仅有的两名在场者之一，只要我说没有听到，小说家就最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她不得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她听错了——她的确像我希望的那样做了，但没有被我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我自己也因为当时的否认而淡忘了那声音的存在。
——那声音是那样微弱，在街坊们扯着嗓门骂孩子的喧哗后奄奄一息，但是它坚持地响了一会儿，在晚饭之前停止了。
这时，我和小说家已经开始聊别的事情，有一些更为美好的话题总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因为现实的面目可憎，对话多半关乎未来。我们设想着自己以后的职业、样子、住房、配偶，甚至子女，小说家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她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出版一本真正的书，把封面做成漂亮的宝蓝色，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以达成这个愿望的，她满脸通红地给我看了她刚刚开头的第一篇小说。
小说的名字是《声音乐团》。
“当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整个永安城的人都能听见兽的鸣叫。”这是小说开场的第一句，似模似样且老气横秋。
小说用蓝色的钢笔写在一个绿封皮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头在城市北面垃圾处理厂中每日鸣叫的巨兽，字迹工整，写错的地方都用修正纸小心地贴上了——我在小说家目不转睛的注视下专心致志地看了她的处女作，却觉得不忍卒读，这倒并不是因为小说家的作品多么的拙劣——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她的文笔可谓流畅——而是因为她是那样赤裸裸地把所有的事都写到了小说中，巨兽的鸣叫显然和两条街外那口钟有关，而我们生活的这条街更是被悉数列入其中，姑妈、姑爹、街坊们的是是非非，她每天专注听来的八卦余料所拼凑出来的那些让她胆战心惊的事实——她看着我，就像问我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一样，睁大眼睛观察我的表情，期待我给她一个可以信服的答案。
《声音乐团》占据了笔记本的前十一页，还未完成，小说家问我：“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写得很好。”我合上笔记本，对她露出一个笑容。
我给了她一个答案，希望她最终会再次被我说服。但是面对我的表扬，小说家却有些不好意思，她说：“我才写了一点点呢，这故事肯定要很久才能写完。”
“那你要加油啊。”我把本子放在我们的写字台上，感觉它像是烫着了我的手。
“嗯！”小说家却像珍宝似的把它捡了起来，放在胸口前，“不过后面我都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句话特别好，那天我忽然想到的，我要这么写最后一句，‘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怎么样，这句话是不是很棒？”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家在写字台对面又对我强调了一次这句话，显然是她的得意之笔，她把下巴放在桌子上，抬起眼睛看着我说，怕我忘记了。
但是，从那时候过去，事情已经发生了太久，而陆续发生的事情又太多——暑假过完后，在母亲的决定下，我们全家搬离了万福街，而我和小说家也日渐疏远，所有的事件、细节，甚至她的容貌，都被万福街上繁多庞杂的噪音掩盖，就像它们掩盖过那悠扬的练习曲。
直到十天以前。
十天以前，小说家从永安市第三交响乐团音乐厅楼厢看台坠下了——一个欧洲的指挥家来演出，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那天很多人都去了，退场的时候她忽然摔了下来，引起一片惊呼——不知道是失足，还是被人挤下来了——无从考证，看台并不是很高，她落在过道上，即刻被送医急救，昏迷了十天，最后还是断了气。
好像是经过漫长的等待，这句话终于再次被我看见，“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
小说家整个人趴在写字台上，用下巴压着那个笔记本，脸上是从窗户外透入的光，她笑着对我说：“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就是这样，还不错吧？”
的确如此。
小说家的死亡在歌舞升平的永安市里议论纷纷，成了次日报纸的热门话题。她也忽然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市报连载作家变成了一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永安日报》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悲剧，上面登了一张小说家照片，照片里的她还是长发，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衬衣，少有的端庄，这虚构的美丽必将加剧陌生人的悲伤。
永安市电视台第六频道也采访了小说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姑妈，她站在画面中间，哭得不成人样，披头散发的样子简直惨不忍睹，黄褐斑尤其明显了。我们整个万福街的街坊邻居们挤在她的后面，作为她孤苦无依的靠山和背景。
在姑妈和街坊们的叙述中，小说家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孝女，而她们俩也成了相依为命、互敬互爱的一对母女，令电视台记者感动不已。小说家之前销量从不过万的各种奇情小说似乎嗅到了再版的良机，而她在市报上正行连载尚未完成的小说《声音乐团》也成了讨论焦点，甚至有好事之徒想要从中发现她死亡的阴谋与真相。据说小说正是以永安市第三交响乐团为创作原型，之后，倒霉的乐团经理苦着一张脸在电视上出现，为这出意外表示惋惜，一再保证音乐厅将加强安全措施，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小说家因为自己的死亡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她一直梦想成为的那个人。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实际上，让我想到这句话的并不是她的死亡，而是半年前的某个星期三，我照例在上班途中买了一份市报，以便在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公交车上浏览，就在副刊的地方，我看见了小说家新的连载小说，名字是《声音乐团》。
声音乐团
文/刘蓉蓉
第一章 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每次听到圆号的声音，我都不觉得那是我自己发出的，反而像是从更远的地方的雾气里传来的。”追回记忆的圆号手眯着眼睛，没有看任何人，然后，说出了这个句子，“能想象吗？声音好像是从身后的某个深谷中，雾一样蔓延上来，包裹住整个舞台。”——他做了一个包住的手势。
——开头是这样的。
我被吓了一跳——只是看到这个名字，万福街上的声音就伴随着耳鸣席卷归来，在我搬离那里之前全部的回忆，我和刘蓉蓉放学回家的时候远远看见这个城市还潜伏在大地上的风景，闻到母亲们炒菜的味道，她趴着对我说的那些话，她骄傲地向我宣布她最新发明的句子。
我想到了这句话，它们就在那里，一碰就落了出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样。
上午下班之前，怀着祈祷她还没有换手机号码的心情，我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是：“我看见你的新小说了。”
她并没有回复我。
那天中午我吃了番茄牛肉盖浇饭，吃完之后，沿着出版大厦旁边的小路来回走了两次，这才上楼。在电梯里，我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她的电话号码，我接了起来，但是信号奇差，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急得按了一个最近的楼层，两步跳出电梯，连连喂了好多声，终于听到她在那边叫我：“姐？姐？”
“哎！哎！”我说。
“哎呀，你在哪儿呀，怎么信号这么差？”刘蓉蓉以熟悉的语气开口，根本不像是好几个月都没和我通电话的样子。
“嗯，在单位。”我说。
“你上班了？”她不敢相信。
“是啊，我去年毕业了。”我说。
“啊！你终于毕业了！我还以为你要继续念呢！”她夸张地说，一边叫，一边咳嗽起来。
“怎么啦？感冒了？”我问。
“没有，没有，”我能够听到她摸索着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说，“刚起来，嗓子不舒服。”
“哦，看见我给你发的短信了？”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嗯。是呀。”她反而大大方方地说。
“你最近，是有什么事吗？”我问她。
“没什么特别的事啊。”她用很愉快的语气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刘蓉蓉也有了轻描淡写的本事，可能是从姑妈过多的歇斯底里中得到了反面教育，她曾经每天一放学就往我家里跑，也曾经长篇大论地写信给我，但是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嗯。”我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啊！你是说看到我写的那个小说了吧？”她却自己说到了那件事。
“对啊。所以有点担心你。”我说。
“不用担心，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我最近谈恋爱了，所以很开心，你要接着看哦，等到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她笑起来。
她的确是那样说，“等到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挂了电话，我走了四层楼回办公室，坐在位子上看完报纸上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故事中主要有三个人，“我”、指挥家和圆号手。简单地说，“我”和指挥家想组织一个交响乐团，而圆号手是我们的应征者。
当然不仅如此，故事再次写到了那头在城北垃圾场中轰鸣的巨兽，它曾经在第一个《声音乐团》的故事中出现，并让我印象深刻，但是现在它却从故事的一开始就陷入了沉默。
“兽的声音消失了，不仅悄无声息，而且无伤大雅。”刘蓉蓉写道。
这之后，不知何故，城市中的古典乐从业者们大批失业，咖啡店中也不再播放音乐，于是，有了指挥家，他宣布，只要重新组成一支乐团，演奏马勒第二交响曲，就可以重新唤回兽的鸣叫。
“我”相信了指挥家荒唐的话，并且帮助他开始应征乐手。在城市中关于巨兽的回忆各不相同，对于“我”来说，回忆是：“兽停止鸣叫之后没多久，父亲死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被一辆卡车撞得直飞起来，落在十七点八米外的地面上，具体时间是晚上七点过二十分。”
相比小时候，除了文章字句更加顺畅，并且终于正大光明地写到恋爱和一夜情之外，刘蓉蓉并没有太多改变，我依然能从故事里清晰地发现她生活的痕迹——在故事里，她再次写到了海豚酒吧。
海豚酒吧——在海豚酒吧中，指挥家面试着每个陌生的乐师，而“我”最后和圆号手睡在了一起——我死死地盯着报纸，好像这样就能了解她这么写的原因，或者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原因，只是不想再想起——但刘蓉蓉宣布：“追回记忆的圆号手”——她做得很好——就在那一天，我把这篇小说看了整整三遍，这故事对其他人可能普通，只是报纸上另一则奇情小说的开始，但对我来说，却是刘蓉蓉所带来的孤注一掷的信号，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如此不顾一切，好像要把自己彻底呕出自己的身体。
但她本人却对阅读者的揣测表示了否认。
以前，刘蓉蓉刚刚出版了一两本书的时候，我问过她：“你的小说里为什么老是要有那个海豚酒吧？”
当时她来我的寝室看我，坐在床沿照着镜子试新买的口红，她放下镜子，做出惊讶的样子，唱戏一样，反问我：“没有海豚酒吧怎么活？”
这句话是她那时候的口头禅，那年她终于从姑妈那里搬了出来，靠自己的稿费租了一间单人公寓，虽然条件简陋，上上下下住的人在我看来也形迹可疑，但是她却每天得意忘形，动不动就说，“没有口红怎么活？”“没有香草冰淇淋怎么活？”“没有天美百货怎么活？”有一天她还说，“姐，我没有你怎么活？”
她很喜欢说这样的话，好像如果不说，我们所有的感情就会荡然无存，有时候她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和我打电话，一直念：“姐，我想你了想你了想你了。”念到高兴的时候，再加一句：“姐，我没有你怎么活？”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激烈地争吵了，然后疏远——但刘蓉蓉不管，先过了嘴瘾再说。
从母亲的来电中我可以得知，刘蓉蓉的死亡对姑妈是又一个致命的打击，她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每一个来看望她的人讲述她这么多年来的辛苦、悲伤和不为人知。“说得人也烦了。”母亲有些抱怨。母亲说姑妈说得人也烦了，亲戚们尚且如此，偌大一个永安城谁又关心谁的事呢？刘蓉蓉以坠地的重重一响，只能换到一个报刊市民版的滑稽回声，我把那张报纸揉在手中，来来回回看关于她的报道，揣测一个陌生人看见它的心情。
在报道中，亡故的小说家将编造的天赋慷慨赠与他人：那些夸奖她的小说其实非常优秀的评论家，说她为人谦和、对工作认真的市报编辑，我的姑妈和街坊邻居。此外，还有编辑办公室尹主任。
刘蓉蓉去世的消息上报之后第二天，尹主任像模像样地走过我的办公桌，停下来，漫不经心地说：“小杨，《声音乐团》那小说的选题已经过了。之后的工作你要跟进啊。”
我目瞪口呆，就在半个月之前，在同一张桌子前，尹主任把我的选题报告扔回来，义正词严地教育我：“小杨，我们是做高雅文学的，怎么报这种趣味不高的作品上来？听说作者是你的亲戚？——那也不能这样啊。”
可能发现我表情有异，尹主任强调：“周社长也对这本书很重视啊，小杨，你要多用点心，相信我，这本书一定会做得非常不错。”
“可是，”我好不容易发出声音，“版权……”
“哎呀！”尹主任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会还没去谈版权呢？这下麻烦了！……这样吧，你赶紧去联系一下，反正作者是你表妹嘛，亲戚说话还不容易！条件，我们可以比平常高一点，但是要尽量压低。”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立刻下了命令：“我看你今天下午就去把这事办了，快刀斩乱麻，这本书社里希望能赶上暑假的书市。”
尹主任五分钟之内就把我赶出了办公室，要求我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一个回复，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我们在谈论的是一部旷世奇作。
鉴于刘蓉蓉本人已经死亡，我只好去找她唯一的亲人谈论这件事。
一路上，我想了无数个开头，刘蓉蓉尸骨未寒，姑妈在电视上的狂态犹在眼前，母亲的抱怨也在耳边回荡不已，我只有试着努力做深呼吸。
我先给她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十多声她才接起来，“喂？”姑妈的声音有点嘶哑。
“姑妈，”我顿了下，“是我。”
“你是？”姑妈迟疑地说，我回想着自己到底多久没有给她打过电话了。
“我是杨帆。”我说。
“啊！帆帆！不好意思，我都晕了，你今天要过来吗？”姑妈期待地问我。
“今天有空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我谢天谢地，顺水推舟。
“哎呀，你们现在上班那么忙，你又跑一次，算了嘛！算了嘛！”姑妈说。
“没事，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说。
“那好嘛，我等你，还是帆帆有心。”姑妈的声音忽然不对了，我觉察到她马上就要哭了。
“那我马上到，就这样。”我在她发作之前挂掉了电话。
虽然，比起日新月异的永安城，万福街基本一成不变，但现在终于有了变化，我找到姑妈家，院子门口的那棵泡桐树居然不见了。
我一走进去，就看见刘蓉蓉的灵堂摆在院子里，五颜六色的花圈到处都是，纸钱的味道几乎呛出了我的眼泪。
姑妈坐在灵堂里面，下午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来，她垂着头，好像睡着了。
我走进去，叫她：“姑妈。”
她被惊了梦一样弹起来，猛地抓着我，叫：“蓉蓉！蓉蓉！”
“姑妈！”我又叫了她一声。
她这才看清我是谁，坐下来，说：“帆帆。”
我把提包放下来，先去给刘蓉蓉烧了个香，她遗像中的样子是那样陌生，虽然我们还不算很久没见——两天之前，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但是比起那张妆容细致的照片，她临死前的面孔属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
我跪下去双手合十，大脑一片空白，姑妈就在我身后揩着鼻涕。
站起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她的遗像放在了小时候我们写作业的那张课桌上——也可能并不是，它只是一张普通的课桌，却由于放置着刘蓉蓉脸孔的形象成了我们小时候用过的那张。
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姑妈连忙过来扶我，“帆帆，你还好吧？”——也才不过就几天没见，姑妈的皮肤骤然松弛了，冒出了新的黄褐斑，瘦了，额头上细细密密渗着汗珠。以前她说，她容貌的衰败全都是因为刘蓉蓉和姑爹，“我这辈子就是被你们两个人害了！”——她中气十足地骂。
现在，居然连中气也离开了她，她只有颤颤巍巍地抓着我，说：“我刚刚梦到蓉蓉了，她那时候好小哦，穿的那件娃娃吹泡泡的毛衣。”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展开，从那件我早已忘记的毛衣开始，到各种亲戚的琐事结束，她说到我从没见过的爷爷和奶奶，父亲，她还难得地说到了母亲。本来，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其实很少，也就是我们家还没有从万福街搬走之前的那些，但是姑妈有本事从中派生出无数的事件，她滔滔不绝，根本不给我插嘴的机会，直到她终于说到街上许家的孩子，说：“许家那个娃娃忘恩负义，这么多年了简直没回来过！他现在是不是出息了嘛，了不起了！以前每天都在我们家头转的嘛，现在我们家头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来，要没的蓉蓉他们爸，哪有他的今天……”
她就停了下来，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脸色苍白。
于是我适时地接口，把话题转移到我要谈的事情上。一切都非常顺利，姑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并且把刘蓉蓉公寓的钥匙给了我，让我要什么东西就自己去拿。
我们又寒暄了一阵，到了五点一刻，姑妈像闹钟一样站起来，说：“我要去吃药了。”——姑妈血糖过高已经多年，而她每天都准时吃药，“就怕晚一分钟她就要早死。”刘蓉蓉曾经这样对我嘲笑她。
“我走了。”我对姑妈说。
“好好，头七的时候一定要来啊。”姑妈回过头来跟我摆了摆手，走进了单元门，迅速地消失在阴暗中。
虽然想过一百种说服姑妈的方法，但是实际上过程非常简单，我只是告诉了她：“蓉蓉最近的那个小说，之前签给我们出版社的，不是还没写完嘛，我想去找找看她有没有写了没登出来的部分。”
和尹主任一样，我也编造了一个谎言，但和他略有不同的是，我的谎言并非都是虚假。连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确联系过刘蓉蓉，想要出版《声音乐团》。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牌，还说：“姐你做我的书，我一定放心嘛。”
在电话里我们再次约下一个时间，说等选题过了，我们具体谈谈合作细节。
但是，就和之前一样，这一次也依然没有成行。
从万福街出来已经很晚了，每到这个时候，永安城北面总是呈现一派凄凉，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城里外来人口聚集，盲流窜行的地段，现在终于也被改造了。但又因为改造，街面上被挖得乱七八糟，蓝色的工棚无处不见，更仿若世界末日。
我在路口迷了路，于是，毫不犹豫地跳上驶来的一辆出租车，从毒气场死里逃生般地猛烈关上车门，又摇上窗户——我小时候长大的那街道已经老了，它跟不上出租车的速度，被我们飞快地甩到身后。
就在背部接触到实物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刘蓉蓉。毕竟，在这些街道上的日子里，我们形影不离，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们曾在这上学放学的记忆，去捏着零用钱买果丹皮的记忆，蹲在马路上看永安城最开始出现的红色出租车，羡慕有钱人的记忆，以及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记忆，它们让我迷糊了，难以分辨到底哪些是她经历的，哪些是我经历的——直到司机开上了幸福大道，我才发现，我居然报了她住所的地址。
也罢，反正我也不知道所谓正确的目的地现在何方。
刘蓉蓉住在云景大厦第十七层，她住院的时候，为了收拾一些衣服给她，我和姑妈一起匆匆去了一次。
直到可以正眼打量这座大厦了，我才发现它名不副实得厉害——楼道里都是来历不明的污垢，楼道尽头的安全出口几乎被大量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垃圾堵了个严严实实，在电梯口等电梯下来的时候，我身边一个发出异味的外地男人让我背脊发凉了好一阵。
他居然没同我进一个电梯，我赶紧按下十七楼，之后得以独自在电梯中回忆这处住所——几天前的匆忙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屋里相当杂乱，并且窗户大开，一开门风就可以涌人满怀。
毕竟才是三月，我缩着头以迎接寒风之势开了门，却发现室内洁净温暖，各种东西都井井有条，好像之前的横尸遍野不过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卧室居然亮着灯，不仅如此，还传来低哑的人声，似在哭泣。
这正符合大厦让人毛骨悚然的氛围，我不寒而栗。同时，里面的人也被吓了一跳，我听到有人站起来，问：“谁？”——是个青年男子的声音，中气十足，有些沙哑。
他问我是谁。这问题却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手足无措间，我只得说：“我。”
这顽劣的习惯只有刘蓉蓉有，长久以来，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敲门，无论熟人或者陌生人，别人问她是谁，她都说：“我。”再问，依然是同一个答案，冥顽不灵到极点——我曾经教育她，“别人哪知道你是谁呀？”可以预料，和任何严肃的问题一样，她依然吊儿郎当地说：“哎呀，我就是我嘛。”
其实只有不到一秒钟，我站在门口想到这些事，里面的人已经冲了出来，他冲出来握着我的手，叫我：“蓉蓉！”
和姑妈一样，他终于发现我并非刘蓉蓉，于是赶紧放了我的手，尴尬地看着我，问我：“你是谁？”
自然，我不能像她一样，回答他“我就是我”，我说：“我是她姐姐。”
他上下打量着我，终于露出了然的神情，他说：“啊！我听蓉蓉说过你，你好，我是她男朋友。”
我继续沉默，他这才发现自己的介绍尚未完全，于是补充道：“我叫周云涛。”
“你好。”我终于说，在心里默念了一次他的名字，“周云涛”。
“你好。”他说，“那个，我，是来拿东西的。”
“噢。好的，”我说，“我也是来拿些东西。”
“那，那你拿，我先走了。”他是一个长得很高的男孩，身材魁梧，看起来是刘蓉蓉会喜欢的类型，不过此刻神情非常憔悴，双眼通红。
他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入室抢劫犯，我连忙说：“没事，我没急事，你待着吧，我先走了。”
我转身要走，他却拦住我了，他说：“没事，我一个人也难过，你坐会儿吧。”
他的神情依然令人心碎，于是我坐了下来，他像主人一样走进厨房去给我倒水。
周云涛居然给我端了一杯橙汁出来，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坐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喝了一口，不说话。
我寻找一些话来打破沉默。在通常的情况下，第一次见到表妹的男友，应该有很多话可以问，例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是怎么认识的？”还有家人必须附注的叮嘱，“她脾气不好，麻烦你多担待些了。”等等。
但是现在，这些话统统成不合时宜的了，我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捡了一个问题，问他：“你是做什么的？”
他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在问他，于是回答我：“在市三交响乐团工作。”
就像在报纸上看见刘蓉蓉新连载的时候一样，他的回答让我耳鸣了。
“我是吹圆号的。”他接着介绍自己。
我就笑起来。
他被我笑得莫名其妙，问我：“怎么啦？”
“没事，没事。”任凭自己被他打量，我摇头忍住了笑。
他一定没有办法理解我笑的原因，可能还认为是悲伤过度所致，但并非如此。我笑是因为刘蓉蓉的确就像一只愚蠢的仓鼠，把一切真实都摆入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也使得我终于在《追回记忆的圆号手》中寻得了一丝安慰：她写到的那个圆号手，那个和“我”一夜情的圆号手，寻找一个和“我”有着相似面孔的旧日情人，原来就是眼前的男人。
“你以前是不是长头发？”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些惊讶。
我终于笑出了声，他可能并不看刘蓉蓉的小说，或者不爱，或者没有时间，所以他失去了那个机会，看见她就那样粗鲁而端正地把他摆在了报纸上，相貌、职业、身份，他们之间可能发生和曾经发生的事情，一件不落——我回忆故事中对圆号手形象的描述，发现俨然就是同一个人。
我停不下来，笑声好像让自己拥有了生命力，窜出我虚弱的身体，填满了整个空间。
“你笑什么？”周云涛问我，他的声音有些恼怒。
我赶紧努力克制住了，正色道：“没有，我想到了蓉蓉小时候的事。”
“哦？什么事？”他成功地被我转移了注意力。
于是我不得不拿出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来讲给他听，努力搜肠刮肚，想出一个恰当的事件，以解释自己刚刚的失态。
我就给他讲了一次考试，刘蓉蓉因为没有时间规规矩矩写出命题作文，就写了一篇马屁文章，叫《我爱你，张老师》——把她刚刚师范毕业的女老师吹捧得云里雾里，感动不已，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这篇作文。她因此逃过一劫，还从此获得了“会写作文”的美誉。
这个故事我对人讲过好多次，那个时候她才刚刚发表一些故事，我就拿给身边所有的人看，并且说到这个故事，说她天生就是个编故事的——因此，对故事的起承转合，细节描述，我都已经熟能生巧，把周云涛逗得大笑起来。
我们两个一起笑了一阵，直到客厅里重新安静下来，他说：“蓉蓉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
他就这样给了她如此美誉。因为她的去世，我那喜怒无常、见异思迁、翻脸不认人的表妹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表扬。
因为她的去世，我们许多人都不得不开始怀念她，梳理我们的回忆，或者做出怀念她的样子，假装忘记自己和她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多么久。在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激烈地争吵，多么怨恨地诅咒对方，多么愤愤地发誓永生再也不要相见。
但是这些事件终于过去了，它们成了回忆，就失去了色彩、情绪，死亡这把筛子留住坏的尘埃，落下了好的，好像这就是组成我们躯体的全部成分那样。
“那是吹给过去听的声音啊。”——在《声音乐团》的第一章中，指挥家就是这样形容的。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主题自然是刘蓉蓉，内容都是一些欢乐的事情，周云涛不时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笑的时候非常爽朗，有一股超人的感染力。我们喝了橙汁，他又从厨房找出了些巧克力曲奇，正当我不知道这对话应该如何结束的时候，他的电话响起来了。
我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周云涛站起来去厨房接电话，他压低着声音说话，但我还是听到他“嗯”了很多声，然后说：“我马上就回来了。”
他走出来，我有一瞬间好像被一个陌生男人击中了一样。
他找回自己的神色，对我说：“那，我走了，姐姐，你忙吧。”
我送他走了。屋子里忽然冷清得吓人，我呆坐了一会儿，按开了CD播放机——那是一套小音响，是刘蓉蓉上高中那年我的母亲送给她的，母亲听我说她一直想要一个那样的可以放音乐的东西，就买了一套送过去给她。刘蓉蓉乐得抱着母亲亲了又亲，姑妈则是黑着脸冷冷地看着她们，然后一摔门出去了。我们站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家徒四壁，面面相觑，母亲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谁知道刘蓉蓉就此露出灿烂的笑容，跟我母亲说：“舅妈！这下解放了！她终于走了！”——回家路上，母亲和我都对刘蓉蓉那句话感慨良多，因此，这件事被我一直记了下来，而那套音响也被她留到现在。
CD转动起来，响起的居然是一曲激昂又鬼魅的交响乐，又活脱脱把我再吓了一次，我按了停止把CD拿出来看，发现是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这就是刘蓉蓉在她的小说中所提到的，指挥家要用来唤醒兽的曲子，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叫做“复活”。
故事里的指挥家相信只要演奏一次这曲子，兽就会重新鸣叫起来——在小说的世界中，如此缺乏逻辑的理论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并且承认了，故事就是故事，在故事里，小说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她说：“演奏马勒二交，巨兽就会重新鸣叫。”——于是就成了真的。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显然不是这样，在刘蓉蓉死去以后，即使我在她房间中播放出这雄浑的音乐，兽也不会重新鸣叫，在永安城失去的一切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换了一张轻快的流行CD，开始在她房间中无目的地翻动东西，人一死去，就好像失去了隐私权，刘蓉蓉赤身裸体死在重症监护室，给她穿寿衣的护工们对我要给她戴上文胸的要求置之不理。
我一边翻，一边忍不住责怪刘蓉蓉的怪癖，这么多年了，她依然不像正常人那样把小说写在电脑里，以便修改和保存，却迷恋使用稿纸——开始一整本，后来就东一张西一张，满天乱飞，什么地方都可能有——以前，好多次，她写完就睡，醒来却找不到昨天的某张纸，于是痛哭流涕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过来帮她找，她每次都悔恨无比，说：“姐，我明天就去买电脑！明天就去！”——但是和其他很多承诺一样，她一说过就忘记了。作为一个频繁而激烈地使用语言的人，那些充满感叹号、句号、问号的语言对她都失去了效用，终于成了流水，它们只会轻轻淌过她的身体，甚至不会留下痕迹。
我就像个古代的盗墓者，把对先人的恐惧以亵渎来消解，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和《声音乐团》有关的稿件，反而在茶几下的抽屉里发现了半条没来得及抽的烟，五个打火机，七瓶没有吃完的沉香露白露，阻止我继续翻下去的是提包里忽然响起来的电话。
铃声甚为陌生，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到这是刘蓉蓉的电话——这手机是一个多星期以前我赶到医院时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拿给我的，他们从她电话簿一堆乱七八糟的绰号、代号、暗号中只找到了一个可以拨打的亲属号码，那就是我的号码，刘蓉蓉把它规规矩矩存成了“姐姐”。
现在响起来的电话依然是这样，它在我手中像个不安分的亡灵那样颤动着，它的名字是“古斯塔夫”，我不知道谁是“古斯塔夫”，大概是刘蓉蓉在酒吧里打混的某一个朋友吧，人们都不好好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名了，而冠以各种断章取义的绰号，想必刘蓉蓉也有这样一个诨名，但现在，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开这些暗号了，但是，作为一个死去之人，她不能解答问题，也不应该再接听电话。
电话本身可能也有所感触，它只是响了一小会儿，然后停止了。
我坐下来，发现自己居然出了冷汗。我把她的手机拿在手里，那是一款黑色的手机，从我们还亲密的时候她就用这手机，上面甚至只有黑白显色，绿色的背光。手机不但功能简陋，储存短信的上限更是只有五十条，之前我已经翻过了几次，短信已被她删得没剩几条，又因为发信人姓名的难以解读，内容也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我忽然发现了其中的一条短信——其实它之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发件人的名字是“ZYT”，内容是：“你居然是这样的人！我恨你！”——日期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想来是她刻意保留下来的。
我当时就看见了那条短信，那两个感叹号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人向刘蓉蓉传达着恨意，这并不稀奇。和姑妈一样，她天生有招人愤恨的才华，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巧言令色，而最终让我们变得疏远的，是我发现她的内心原来那么冰凉，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以及事物，都是那样冷漠、疏离、憎恨——现在，她的情人可能也发现了她的秘密。
她曾经是我们万福街上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坐在窗台上晃动少女洁白的腿，但她最终变成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怪物。于是，我们再也不见面，偶尔联系，直到现在她终于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
我本来毫不意外她会收到这样的短信，但现在，它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的发件人，ZYT，ZhouYunTao。刚才在我面前同我热情地回忆刘蓉蓉的男人。“蓉蓉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说。
生活在万福街上的人们说一天只能发现一个秘密，他们说的时候是气定神闲的，因为秘密太多，来日方长——我说的时候却觉得终于有些疲惫，从刘蓉蓉坠地到她去世，然后直到此刻，我才终于独自坐了下来，静静的，没有亲戚、没有街坊、没有同事，更没有陌生人——只有我和她，我们面对面坐着，就像小时候我们一起做作业那样，但是我们耳边再也没有万福街的喧哗了，我们都离开了那条街，虽然方式不同，但是殊途同归。
“你要用那个圆号手来追回什么记忆呢？”我问她。
她笑起来，完全是一个狡黠的笑容，没有说话。因为现在，她不能接听电话，也不能发出声音了。
第二章 母亲说，或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邮局：永安市成平分局 邮戳日期：11月9日
姐：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父亲——很奇怪吧，我总觉得我应该已经忘记了他的样子，但就是知道那是他。他回家来了，一个下午，母亲不在，我在午睡。他推门进来叫我：“蓉蓉。”我就起来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看电视，父亲说他想换个彩屏手机。他好像把什么都忘了，于是我也就小心翼翼，不去提起他离开我们的原因，他是否幸福的新生活，等等。我们两个准备一起做饭，他说他要吃螃蟹，但是在开抽屉拿剪刀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了，他说：“哦，我该走了，孩子快放学了，还没人做饭呢。”他就走了。我在他后面大声喊他。
我就吓醒了。才中午。我忽然觉得很害怕，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难道他出了什么事？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个出门的理由，我马上就结束这封信，马上就出门，我去邮局把它寄出去，我的心情应该就会好一点。
希望你一切都好。
蓉蓉
即日
我们家搬离万福街之后，刘蓉蓉开始给我写信，一个星期一封，一个星期两封，甚至更多，后来，从她高二下学期，她就基本没有怎么写了，大学又断断续续写了两封，这一封，去年冬天时候收到的，是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经年以来，她写信与我读信的能力都与日俱增，她在信中描绘的内容从无趣到充满寓意，表达情绪也从干瘪到饱满丰润，但是，令我真心诚意相信她信中所说的每一个字，并为之打动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刘蓉蓉的信是这样的，它们并不是想要对你讲述她最近的生活，而是想要完成一种抒情，信中的每一个字符、标点，无论真假，都是为了达成这个抒情，然后，她在高潮之后落款，将它封入信封，投递入邮箱，再经过邮递员的手到达我的手中——但是抒情早已凋敝在途中了。
虽然并不相信她真的做了这样的梦，但我依然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是：出来吃饭吗？
她回给我：不了。我和朋友在外地玩。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关系那时已日趋冷淡，我继续沉入日常生活中去了。
直到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刘蓉蓉。
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她。我们一起去我父母家吃饭，好像是过节，到处都张灯结彩。我们手拉着手上楼了，就和我们小时候一样。母亲开了门，看到我们她是那么高兴，父亲坐在客厅看电视，他问我们要不要吃梨。刘蓉蓉吃了一个梨，她自己削皮的，一边削，一边问我：“姐，你要吃吗？”——我心里奇怪极了，我看着她，想：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但是我不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好像我是全世界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而我一说出来她就会消失。
母亲从厨房出来了几次，来来回回地忙碌着，我问她：“今天吃什么呀？”母亲说：“有苦瓜烧肉。”她说：“好啊，我喜欢吃。”——实在奇怪，因为她非常讨厌吃苦瓜。总之她坐在那里，把梨一小块一小块切开，拿了牙签出来叉给我吃，她说：“姐，你要多吃水果，你老不喜欢吃水果会上火的。”
我们一起吃了饭，一切都那么好，连灯光都恰到好处，我终于放松了警惕，我想：“可能她没有死吧，是不是我记错了。”
饭后，父亲自发去洗碗，我和刘蓉蓉在客厅，她不想看电视，就拿起报纸来看，结果，她就看到了报纸上说她已经死了的消息。
她指着报纸给我看，说：“姐！姐！怎么他们说我已经死了？”——她瞪着一双眼睛看着我，被吓得不轻，脸上的表情是那样无助，我的小表妹过去常常独自露出这样的表情来，并且还自以为我没有发现。
我刚想把报纸抢过来销毁，安慰她几句，她就已经消失了。
我立刻醒了。
醒来之后，大概有几秒钟，我还不能习惯她已经死亡的事情，下意识以为她还活着，但是我终于想起来她已经死了。
的确是这样，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在黑暗中相信很久以前她写给我的那封信是真的，她的确梦到了她的父亲，他回来了，他又走了，谁也拦不住。
说起来，刘蓉蓉是家族中最后一个得知姑爹再也不会回来了的人。姑爹走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她还会从琴盒子里拿出小提琴来，问姑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好久没有检查我练琴了。”
姑妈开始只是哭，后来，终于又一次被问到这绝望的问题时，她忍不住打了她一个巴掌，骂她：“问个屁！你是瓜的啊！你爸不会回来了！他不要你了！他不要你了！”
刘蓉蓉惊恐地看着姑妈，她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转身回到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跟我说：“姐，我们出去玩吧。”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街上玩，街上还有另外一些跟着姑爹在学小提琴的小孩，她遇到他们，就跟他们说：“以后我们家不教琴了，你们知道吗？不要来了。”——其实哪里用得着她说，那些孩子早从他们多嘴的母亲那儿得到了这一丑闻的详情，于是他们尴尬地笑笑敷衍过去。
我们每天都踢鸡毛毽子，有时候跳绳。那时候永安市开了第一个游乐园，母亲还带我和她去玩了一次，我们没有很多钱，母亲说：“每个人只能玩两样东西。”我想让刘蓉蓉跟我去坐碰碰车，她却说很吓人，她后来坐了旋转木马，还有和旋转木马很像的太空舱。那天她玩得很高兴，母亲给我们买了两个彩色的外国冰淇淋，它不像娃娃头是黑白两色的，而是五颜六色随便选择——她要了绿色的，我要了紫色的。我们欢天喜地地回家了，那可能是那一年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刘蓉蓉则完全兴奋过度，一路上尖叫，在回到万福街以后，她笑着跟遇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并且说：“我们去游乐园了！”
晚上她在我家睡了，过了很久她才安静下来，我们躺在床上，静悄悄地，可以听到父亲和母亲在隔壁低声说话，她忽然发出声音：“姐姐。”
“什么事？”我说，“早点睡了，你今天太兴奋了。”
“姐姐，”她说，“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我爸爸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可能是吧。我听他们说。”我回答。
“噢。”她说。
她就睡了。
在上班途中，我接到姑妈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疲惫。
“怎么了？”我问她，她的声音让我觉得出了什么大事。
“昨天我梦见蓉蓉了。”她说。
讽刺似的，伴随着姑妈的话，公共汽车驶入了市中心的光荣广场，广场中树立着一个男性的金色塑像，此刻，阳光刚好照射在他的胸部，强烈的光线让我在失去听觉的同时感到目眩神迷。
“什么？”我又问了姑妈一次。
“我梦见蓉蓉了，”她沙哑地说，“我梦见她好造孽啊，蹲到我们家门口的花台边上，大冷天的，只穿一件好薄的衬衣。”
她的声音噎住了，但我没有挂电话。
“我就问她‘蓉蓉，你怎么不回来’，”姑妈喃喃地继续说她的梦，同时吸着鼻子，“你猜她怎么了。”
“怎么了？”清晨的公交车上，所有的人都昏昏欲睡，没有人注意到我此刻的表情。
“她说不出来话了，”姑妈像个索命的幽灵，“她说不出来话了，你晓得帆帆，她死得……”
“我知道，”我阻止她说出那句要命的话，“我知道，姑妈。”
“帆帆，”姑妈抽泣着，伴随着浓重的鼻音，“其实我打电话是想问你，她最近跟哪个男的走得比较近啊？”
我颤抖了一下，眼前立刻浮现了前天晚上周云涛的脸。
“没有。”我振作精神，“我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没有吧。”
“真的？”姑妈并不很相信我的话，我们讨论的毕竟是她的女儿，“就是我做的那个梦嘛，我梦到有一个男的来把她拉起就走了。”
“姑妈，你别想那个梦了。”
“出去走走吧。”我劝她，“今天天气不错的。”
和姑妈的通话超过了二十分钟，我竭尽说着宽慰的话，试图让她忘了那个恐怖的梦，以及梦里带走她女儿的陌生男人，“出去走走”，我重复——如果我是她，我也会在万福街七号院的阴暗房间里变得歇斯底里，毕竟，那里发生了太多的事。
这个漫长的电话几乎让我在公交车上窒息，终于有一个新的来电进来了，手机发出“嘟嘟”的声音，我告诉姑妈我有别的电话要接，抖着手挂掉电话，浮出了水面。
打来的居然是母亲，可能是刚刚经历了姑妈长征般的轰炸，我觉得她的声音是那么陌生。
“你跟谁打电话呀？”母亲问我。
“工作上的人。”我说。
“你前天是不是去杨英那了？”母亲问我。
的确就是那样的，女儿们自作聪明罢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她们的母亲。
我没说话，等于默认了。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不要跟她们走那么近。”母亲担心地说。
“我知道了。”母亲的话就像针一样扎在了我心上，“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以前，母亲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是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搬离万福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我正在房里看刘蓉蓉写来的信，并且准备回信给她，母亲推门进来了。
“你在看蓉蓉的信？”她问我。
“嗯。”我说。
“我跟你说，帆帆，”她在我的写字台旁边坐下来，认真地看着我说，“你现在高中了，学习任务不一样了，不要每天跟你妹妹裹在一起玩。”
“我们没有裹在一起啊。”我皱着眉毛，对她的形容非常反感。
但是母亲并没有察觉我的不悦，而是继续说：“蓉蓉这孩子野得很，现在也没人管，学习也不好，你不要跟她走那么近，她们那家人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惹不起。”
“但她是我妹啊。”我抬起头来看着母亲。
“大家亲戚往来，逢年过节走动一下就可以了，人和人不一样，你现在还小，以后长大就明白了。不要每天给她写信，要把精力放到学习上去。”她说。
那天的谈话让我印象深刻，而它并没有就此结束。
母亲没有放弃她的努力，她开始在每个可能的时候对我唠叨，并且打电话给姑妈，让刘蓉蓉不要没事缠着我玩，把我的成绩也拖累了——这件事情我并没有亲历，而是从父亲那听说了，他还说母亲和姑妈又吵了一架。
总之，我和刘蓉蓉就被分开了，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好在我们对彼此的感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忠贞，我们早已经没有生活在一处，又有各自不同的学校和朋友，很快忘记对方，专注在新的生活中去了。
但是刘蓉蓉对母亲对她的看法一无所知，不止一次说：“姐你有小舅妈这么好的妈，真的好幸福哦。”或者，“小舅妈好好哦。”
我哑巴吃黄连，只有敷衍她：“你不要这样说，姑妈也很好啊。”
她就白了我一眼，说：“她死了就最好了。”她把下巴支在快餐店发亮的桌子上，舔着手里的番茄酱包吃。
那天她带她的男朋友来见我，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因此印象深刻。他是另一所学校高三的学生，家境优渥，还没有毕业已经决定出国，因此每天无所事事，带刘蓉蓉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游荡，还拉着我去刚刚开张的美国快餐店吃饭。
刘蓉蓉如同一个软骨症患者，把全身都靠在自己的男朋友身上，当他离开去上厕所的时候，她就把头放在桌子上，像根本没有一点力气来支撑自己似的。
这段恋爱当然草草结束了，那男孩甚至离开了这片大陆，到海的另一边去了，她到我家里大哭了一场，她走之后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小小年纪就不学好，耍朋友，这就叫做有其母必有其女。”
办公室中空无一人，日光灯闪烁了很久才终于稳定下来，我把饮水机打开，等待喝到今天的第一口热水。这时候我才有空打开今天的报纸来看，像潮水一样，小说家去世的消息终于消失，它从最开始的整版报道变成了小一些的后续报道，然后是豆腐块一样的补充，终于彻底不见了，今天刊登出的是市民吕某乘坐出租车车祸死亡，其家属向出租车公司索赔十万元的新闻，死亡及金钱是社会版永恒的主题，并无新事。
刚刚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准备打电话，我的手机响起来了。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年轻男人的声音，问我：“请问是杨帆杨小姐吗？”
“是的。”我说。
这个电话我已经等待许久，原因说来平淡无奇，它是一通来自快递公司的电话。但它给我送来的那份快递却不同寻常，那是刘蓉蓉的连载编辑给我邮寄来的前几章《声音乐团》手稿。
在云景大厦的公寓中寻找小说底稿失败后，我试着打电话给《永安日报》的相关编辑索要他们存有的那份稿子，最开始对方并不情愿，声称这份手稿目前在所有权上无疑属于《永安日报》，但就在尹主任打了几个神秘电话之后，变魔术似的，《永安日报》连载的责任编辑好声好气地打电话给我，说手稿已快递发出，让我注意查收。“不过，”他在电话里坚持最后的立场，“这份稿子依然是属于我们这边的，只是借给你们整理一下，请好好保管。”
我没有再和他争辩手稿归属的合理性，反正他也没言明保管期限。
送快递的男人走了之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剪刀，沿着信封边缘小心地剪开了它，就像一封迟到的信件，里面满是我熟悉的绿格子稿纸——很多年了，刘蓉蓉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喜欢绿色的格子稿纸，并且在吸取了多次教训之后，自备复写纸，一份邮去日报副刊部，一份自己保留。我找到的这一份是在复写纸之上的那部分，她用蓝色的碳素墨水，像个小学生一样把字写在每一个格子里，但是字迹却十分潦草。
靠着多年阅读她信件的经验，我开始读她的小说。或者说是称为小说的一部分，总之，就是《声音乐团》的前部分。
已经两年多了，我没有再看过刘蓉蓉写在纸上的小说，上面有她涂改、反悔、弃之不用的全部段落——我只是冷冷看一眼在报纸上的印刷字，开头结尾一目了然，剧情紧凑并跌宕起伏，再配以题图。
而此时，当我翻开她的稿纸，闻到墨水的味道，我才意识到，过去的一切都回来了。我能够看到她写作的样子：夜幕已经深了，她坐下来给钢笔打满水，泡一杯绿茶，一个字一个字开始写，题目要占去整整两行，第一排她会写得十分工整，而到两排之后，她就放弃了练习书法的愿望，开始把所有的“的”字写成一个圆圈，并且，和以往一样，第一页难免凌乱潦草，上面全是删除和涂改的痕迹——她好不容易终于定下来了，就把整个身子趴在桌上写，歪着背——她的姿势绝对可以作为不良坐姿的样板登上教科书，那时候，姑妈反反复复地说她、骂她，甚至打她，可是没有人能够改变她。
我需要点上一支香烟来看这小说，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在《永安日报》上世故油滑的奇情小说家刘蓉蓉原来并不是我的小表妹，而是责任编辑删改之后的她——小说和报纸连载的内容略有出入，每章篇幅都长了很多，在这粗糙而字迹潦草的稿纸上，刘蓉蓉毫不掩饰地打开她伤痕累累的身体——多少年了，包括我在内的永安市民只能看见那个排列在适当版面上，并列于整容医院广告的她，没有人发现这个用删除的笔画坏了稿纸的她——那个我所熟悉的刘蓉蓉被阻断，篡改，破坏，误读，轻视，终于，忽略了。
我把这份千疮百孔的稿纸抱在怀中，再次发誓不会把它归还给《永安日报》那位声音肃穆的责编。
我抽完整整一支烟，重新看第一章，然后是第二章，第二章叫做《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实际上，有两个低音提琴手，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和喋喋不休的低音提琴手，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人，我想刘蓉蓉对这种状态应该再熟悉不过，整日饶舌地说个不停的她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一整天都不会发出一个声音的。
故事从一个扫墓的场景开始，是下雨的扫墓天，低音提琴手是一位嗓子坏掉了的前歌唱家。“你听过那声音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跟我坏掉的嗓子简直一模一样。”——这是他学习低音提琴的原因。
在刘蓉蓉的笔下，城市中的人失去了分辨声音好坏的能力，交响乐团的乐师们也就失去了本来的工作，因此要给自己寻到一个新的身份。“我”开着一间酒吧，指挥家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圆号手是个送快递的，而低音提琴手，则是饭店里一名杀鱼的杂工，他背着一个朱红色的双肩背包，把自己收拾得清洁整齐，但还是掩盖不了全身的冷腥味。
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用了全部的篇幅来掩盖自己的秘密，但是最终，秘密只能变成同样腥臭的事实。
“很滑稽吧，再见。”——在故事的最后，他说。
这个故事看得我眼睛有些酸痛，刘蓉蓉到底想说什么呢？那个低音提琴手所怀念的人不正是她在快餐店中诅咒着的吗？
正要看第三章的时候，同事推门进来了，我把手稿猛地收进了抽屉里。
我的同事看了我一眼，跟我稍微点了个头，就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我们互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她默默摸出一个包子来吃，包子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空间，除了略有温度之外，那味道简直就和刘蓉蓉所描述的让人作呕的水生物腥臭一模一样。
我想到她在故事里写到的那个溺死的人，我知道她并非随随便便就选择了一个人去溺死，我知道她对这个念头，其实计划了很久。
这一天本该平淡无奇，我跟尹主任汇报了最近进展，他表示满意，并且让我快做了合同和执行方案出来给他看。我于是埋首无聊的文字工作，只求快点下班。
中午吃了饭刚刚回办公室，我的手机响起来了。
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我迟疑地问。
“喂，你好，请问是杨帆吗？”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出来在哪听过，背景声音相当喧哗，好像有人在吵闹。
“是的。请问你是？”
“我是周云涛。”他说。
他的相貌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嘴唇有些干燥。
“啊。”他也有些尴尬，问我，“你现在有空来我们乐团一下吗？”
“有什么事吗？我现在在上班呢。”我依然很莫名其妙。
“是这样的，蓉蓉的妈妈在我们排练厅。”他说。
“啊？”我终于明白背影音里那熟悉的吵闹声是从何而来。
实际情况远远比听起来要糟糕，等我匆匆打车赶到市三乐团的排练厅时，一堆乐手正聚集在走廊上脸色愁苦地抽着烟，一个穿灰衬衣的卷发男人靠在楼梯口，脸色格外苍白，他甚至没发现我从他面前走过了，可能是从没见过这般阵仗。
我尴尬地穿过走廊，姑妈的哭声居然透过排练厅的隔音门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连忙推开门进去，就看见姑妈坐在排练厅门口的签到桌边上，显然刚刚结束一场争吵，她的手里握着一个一次性纸杯，早已经把水喝光，并且用全身的力气把它捏得稀烂，她哭着，肩膀急促耸动着，整个乐团鸦雀无声，好像在等待一次独奏，只能听见姑妈哭得声嘶力竭，像个婴儿。
我跑过去，问她：“姑妈！姑妈！你怎么了？”
姑妈看见了我，立刻丢掉了那个一次性纸杯，死命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说：“帆帆，帆帆，你要给我做主啊，他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了？”我不敢看其他人的表情，也不敢看周云涛在哪里，只能摸着姑妈的肩膀问她。
姑妈哭得一下说不出话来，她松开我的手臂，拿起桌上的一卷卫生纸，扯了一截出来，狠狠揩着鼻涕——有个穿着红马甲的男人走过来了，他勉强维持着礼貌，问我：“你是她的亲戚？”
“是的，”我说，“请问是什么事？”
“杨阿姨来说前段时间那个事故的事，她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非常遗憾，该解决的我们一定会解决，但是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乐团也要正常排练啊。”他尽量客客气气地说，应该是乐团经理。
还没等我对人家道歉，姑妈像个炸弹一样爆开了，她说：“屁！你说得好听！我养了二十几年的娃娃在你们这说死就死了，你们还不给我个说法，简直太欺负人了！”
我下意识后退。已经很多年没见到姑妈这样的架势了，恐怕只有在姑爹出走的时候才有过。周云涛就在这时过来了，他试图接近姑妈，说：“杨阿姨，你先别激动，坐下来慢慢说嘛。”
“坐下来？我今天不得坐的！”姑妈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拍着桌子，“今天报纸上都说了，像这种情况你们是要赔钱的，不要骗我没读过啥子书！我不懂知识，道理还不懂了？你们不讲道理，我今天不得算了！”
我这才明白这一切是因何而来，姑妈显然在今天《永安日报》的索赔报道中得到不少启发。我只能后悔自己居然在早上的电话中鼓励她“出去走走”。
但是在场其他人并不是我们的亲属。面对这场天灾，乐师们躲在各自的乐器后面，默默地没有人说话。
只有乐团经理继续跟她缠斗，他说：“杨阿姨，今天请你先回去吧，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改天我们一定登门拜访，事情要怎么解决大家商量着办，你看行不行？”
“我给你们说，”姑妈完全没有听，她继续说，“这事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人家撞死一个普通人都要赔十万，我女儿还是个作家！作家！作家至少要二十万！”
她的声音过大，因此我产生了短暂的耳鸣。刘蓉蓉的一生就这样拍板钉钉，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一个作家，市报连载作家也好，三流作家也罢，好歹要比普通人值钱。
在洁白的，如同病房的排练厅中，其他人已经放弃了，只有经理和周云涛苦苦劝说着姑妈。作为她在场唯一的亲属，我义不容辞地伸出手去拉她，我说：“姑妈，我们先回去吧！”——我用尽全身力气拉着她，一步步走出了排练厅，姑妈始终不敢在我手上撒泼，只能绝望地被我拉走，同时继续告诉其他人她不会就这样算了的事实——我终于拉着她在走廊上那些乐师崇拜又惊疑的目光中离开了排练厅，而楼下两百米远的地方就是刘蓉蓉遇难的演出大楼。
周云涛追出来送我，他帮我们打了一辆车，说：“姐姐，不好意思，把你叫来了，以前蓉蓉用我的电话给你打过电话，所以就有了你的号码，一时着急，不好意思。”
“没事，”我把姑妈紧紧抱在怀里，她已经失去了力气，整个人像个孩子那样靠着我，浑身发抖——“没事。”我对他说。
我们上了出租车，他跟我们挥手道别，一直站着看我们开过街角。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办法跟姑妈讲话，只把她抱在怀里，想着刚才周云涛的话，我想起来了，大概是两个月以前的一个深夜，有一个陌生的电话连续不断地打着我的手机——因为时间太晚，我又不认得号码，直接在半梦半醒中把手机按了静音，没去理睬——那电话总共打了十次以上，原来打来的人是刘蓉蓉，她是想对我说什么话呢，在那么深的夜里。
真的是很深，很深的夜里。
“帆帆。”姑妈忽然叫我，她的声音嘶哑了，像某种精力旺盛的生物，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
“嗯？”我应她。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嘛？”她期期艾艾地问。
“好。”她的声音是那么衰弱，我没有办法说出拒绝的话。
“你不要觉得我不讲道理，”姑妈说，“我不是不讲道理，跟你说，蓉蓉好造孽啊，大冷天就穿个衬衣坐在花台边上，她肯定出了什么事，不然怎么无缘无故去听啥音乐会嘛。”
她颤抖起来，又哭了，这一点我倒和姑妈看法相同，从《声音乐团》连载开始，我就觉得刘蓉蓉身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完连载就知道了。”当时，她说。
我像刚刚打完了仗，把姑妈抱在怀里，觉得她浑身都是汗味，甚至散发出了恶臭，但我压抑着自己的厌恶，把她抱在怀里。
晚上我还是和姑妈在一起吃了饭，刘蓉蓉的灵堂已经收了，昨天殡仪馆的人来料理了最后的事，姑妈在一处公墓给刘蓉蓉买了一个小号的格子放置骨灰，花费了三千块钱——姑妈打电话给包括母亲在内的亲戚朋友抱怨了一番，说：“现在的社会！死人都死不起了，巴掌大个地方就花了我几个月的生活费！”——总而言之，万福街七号院又恢复了平静。因为下午的意外，我们没有吃烧肉或者蒸肉，姑妈内疚地说只有简单炒几个菜了。
刘蓉蓉在万福街上的家在一楼，还有一个院子，院子十分狭小，而现在已经堆满杂物，却是我和刘蓉蓉童年的乐园，因为姑妈说喜欢，姑爹在院子里种了蔷薇，好几年才开了花，那年我们都非常小，还在念小学，却牢牢记住了那朵蔷薇——虽然姑爹离开以后，刘蓉蓉再也不说以前的事了，我却很多次在她的小说里看她写到那朵蔷薇花。
她说它是粉红色的，独独一朵，但是那么美丽，开在很长的枝上，风一吹就会晃动起来。她动情地写了它一次，两次，三次，在不同的小说，不同的地方，每次这描述都会让我流下眼泪，她就那样把它都快写烂了，还是固执地继续写，继续说，好像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比那更美的花了。
现在那个院子早已经荒了，特别是在刘蓉蓉也搬离这个家以后，姑妈在里面堆着各种东西，杂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到夏天，全是蚊子，姑妈就紧紧关着纱窗，除了万不得已要出去找东西，绝对不到里面去。
我站在窗子边看了一会儿院子，姑妈就叫我吃饭了，她发现了我的视线所在，说：“哎呀，烂草一堆有什么好看的？”
晚饭是芹菜炒肉，还有蒸蛋和炒凤尾。我们两个对着桌子吃饭，只亮着一盏灯。姑妈低柔地说：“我们娘俩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我还是刘蓉蓉，低声应：“嗯。”
我们吃了饭，一起洗碗，姑妈心情看起来好了一些，于是我问她：“姑妈，你真的要去找市三乐团啊？”
“啊。”姑妈说，“总不能就这样算了嘛。”
“噢。”我应了一句，心想只能回去找父亲谈谈。
“今天那个送我们走的小伙子是哪个？”姑妈忽然问。
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那时哭天抢地的姑妈根本没有注意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是蓉蓉的一个朋友，前几天我们见过。”因为早上姑妈电话里的话，我避重就轻地说。
“是不是她的男朋友？”但我的话根本不足以骗过姑妈，当然。
“我不清楚，她也没跟我说过。”我说。
“帆帆，”姑妈说，“你这几天有空去找他聊一下嘛。”
“聊什么？”我莫名。
“问一下蓉蓉的事嘛，还有他们乐团的其他人和蓉蓉有没有什么冲突之类的。我总觉得蓉蓉这件事情不简单，现在既然要让他们乐团赔钱，肯定要找点把柄。”姑妈的思路清晰得可怕。
“我和他又不熟，再说他也不一定会告诉我呀。”
“哎呀，”姑妈眯着眼睛看我，“现在不熟，以后就熟了嘛，男娃娃和女娃娃怎么可能不熟，你信我嘛，那个小伙子肯定知道点什么。”
“姑妈。”我把手放在姑妈手上，发现她的手冷冰冰的，上面全是黏黏的汗水。
“你是不是要吃药了？”我问她。
我的话果然成功转移了姑妈的注意力，她马上站起来去拿药，一边走，一边说：“你看我，你看我，这几天为了蓉蓉的事，居然连吃药都忘了。”
“你要注意身体啊。”我对着她的背影说。
“就是，就是，身体最重要，你看蓉蓉，人死了啥都没了。”姑妈拉开放药的抽屉，它和我记忆中的位置一样，就是客厅五斗柜的第二个抽屉。
好不容易从姑妈家回来，一路上，我像散架了一样，有一脚没一脚地从万福街上走过去——一直走到街口，才可能打到出租车。已经夜了，我们街上的人都要睡了，或者回家了，家家户户都传出了电视声。
曾经，我们街上加起来也没有两台电视，吃过晚饭之后孩子们无事可做，往往聚集在院子门口拍花牌或者扯马股。刘蓉蓉和我有一次送客出来，就在七号院门口遇到了这么几位。我们送的是姑爹以前的一个学生，他考上了一所寄宿的艺术高中，很少在街上出现了，但却念着旧情，回来就会探望姑妈——我们送他出去，撞见几个少年正在扯马股。
“许哥，来一把嘛？”有一个也曾经是姑爹学生的，招呼他。
“不了。”客人说。
我们走出了院子，走过了这些少年，刘蓉蓉说：“最烦这些打牌的人了。”
客人笑了，他说：“有时候我还有点想他们。”
我们送走了客人，走回去，那些少年又开了一局，在路灯下聒噪着，挡住了大半个院子门。刘蓉蓉侧着身子从他们旁边过去，因为天色灰暗，我并没有看清她脸上的表情。
她忽然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
后来，我们相继离开了万福街，打牌的孩子们则陆续留了下来——现在他们是理发店的洗头生、火锅店的收银员，或者就和刘蓉蓉在故事里写的那样，小饭店里的一名杂工——
在街口我遇到这么一位，我明确地知道他就是一个老邻居，但是却叫不出他的名字了，他也瞄了我一眼，但并没有认出我来，我们警觉地在夜色中互相打量了三分之一秒，总算，默默地在幼年曾经玩耍的街道上错过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已经陌生的这个人，他背着一个朱红色的背包，陷入同样已经陌生的街道去了——让人惊讶地，就在上午看过的低音提琴手的故事中，刘蓉蓉写他也有一个这样的背包，朱红色，她强调着它的色调——这迷幻的场景让我在出租车上陷入了思索，一时难以分辨，到底是我真的遇到了姑爹的学生，还是刘蓉蓉故事中的人物走出了被我折叠在办公室抽屉中的那卷稿纸，来到万福街上，探寻刘蓉蓉曾经生长的土地。
当然，那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朱红色背包，我也很清楚刘蓉蓉在故事里写到它的原因。姑爹曾经有一个朱红色的背包，姑妈给他买的，最开始他还很不好意思背出去，说：“这个红的像个女的用的。”姑妈就说他土气，进而发展到说他太过循规蹈矩，老老实实，所以没有出息——这次的争吵和以前一样，以姑爹失败告终，他背着那个包出去上班，又背着回来。
街坊邻居说：“刘新军超哦！”姑爹只是笑一笑，说：“我们杨英给我买的。”
那时候姑爹和姑妈是我们街上人人羡慕的一对，刘蓉蓉也是我们街上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孩子，比起严格的姑妈，她更喜欢总是会给她买零食、书本和玩具的姑爹，每次姑爹下班回来，她就跑过去把那包从他手里拽过来，翻开来看，那里面往往会有一个甜美的小礼物。
出租车上，我再次睡着了，这次直到到达了目的地，才被出租车司机唤醒。
又一次地，我在梦中梦到了刘蓉蓉，她好像姑妈一样靠在我的怀里，刚刚剪了头发，我可以看见她的下巴和脖子，就在梦中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滴眼泪从她的下巴落到脖子里面去了，像一个慢动作，她用姑妈的语气跟我说：“原来我真的死了。”
已经十一点五十五了，这一天马上就要结束，我睡到了床上，周云涛给我打来电话，他问我：“姐姐，蓉蓉的妈妈还好吗？”
“还可以，”我说，“没事的，她会好的，不要担心。”
“我大概听蓉蓉说过他们家的事，是不是现在只有她妈妈一个人了？”他问我。
“嗯。不过还有我们照顾她。”
于是周云涛悠悠叹了一口气，他又说：“今天多亏你了，不好意思。”
“你太客气了。”我说，“是应该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晚了，你休息吧。”
“好，你也早点休息。”
我们本应该就这样结束对话，天下太平。
谁知道他说：“我老是想到蓉蓉。”
可能是困了，也可能是对每个人都连续不断地来向我倾诉他们对刘蓉蓉的思念感到厌倦，我轻描淡写地说：“别想了。”
“是我对不起她。”他没有体会到我的意图，继续说。
“别想了。”我只好重复。
“是我对不起她。”他也就又说了一次。
通过重复，周云涛终于让自己的话像警笛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长鸣起来，我皱着眉毛，开始思考这重复的含义。
“你怎么对不起她了？”我脱口而出地问他。
他却沉默了。
刘蓉蓉之死让我学到这个道理，就是沉默将美化一个人的品格。在她死后，人们分析她的作品，怀念她的言行，揣测她的心理，他们发现她是那么美好，那么让人留念。她可能曾经疯疯癫癫，愤世嫉俗，虚伪而聒噪，但是现在她永久地沉默了。
她的沉默让她从前的话语都活过来了。她说的每一句话，即使是空洞无谓的，也都有了新的意义。
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在电话里问声讯台的陌生女孩：“你说，是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死了，我们就一定会后悔，不管之前怎么回事，我们总会有对不起那人的事，每个人都会的，是不是？”
而另一端，周云涛的沉默一直持续了很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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