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
本书收录了吴晓波近年散文作品59篇，不同于商业作品的理性客观，散文中有他为人父的舐犊情深，有与故人相交的依稀往事，有身为知识分子的冷眼世情，有浸淫商业世界几十载的犀利勾画。时光有味，岁月留声，每一篇都是最诚挚的表达。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蓝狮子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著作两度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类），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作家”。2014年创办自媒体“吴晓波频道”。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目录：
序言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上篇
自由与理想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做准备
我的偶像李普曼
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
读书与旅行还真的不是一回事
在别人的胡须里迷路
我们为什么孤独？
被知识拯救的生命
其实那年我也有50万
时间让你与众不同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序言封存青春，永不归去上篇自由与理想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做准备我的偶像李普曼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读书与旅行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在别人的胡须里迷路我们为什么孤独？被知识拯救的生命其实那年我也有50万时间让你与众不同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把人引向毁灭的从来不是金钱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惟一生生不息的是野草和青年人的梦想对峙本身真的是一种胜利吗？冷漠是成熟的另一个标签骑到新世界的背上我的总编同学们花开在眼前只有廖厂长例外找到廖厂长江南踏春遇布雷生命如草润细物即将失去的痛楚特里莎修女：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枝铅笔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这一代的台北这一代的上海这一代的杭州下篇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苍狼终将消失春节的酱鸭岛上杨梅初长成去日本买只马桶盖拒绝转型的瑞士钟表匠知道鹿晗的请举手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被泡沫毁坏的人生算算你的“屌丝值”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原谅我吧，兄弟们”：工人阶级的诗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宋林的悲剧“病人”王石那把凳子还在吗？如果乾隆与华盛顿在小吃店会面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科斯与儒家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大佬的黄昏如果邓小平是企业家前言序言 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E·B·怀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特别喜爱的两位美国随笔作家。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1960、70年代，常年为《纽约客》撰稿，几乎创造了风靡一时的“怀特体”，后者生于铁幕下的列宁格勒，曾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遭驱逐而在美国大学安度晚年。怀特和布罗茨基分别说过一段让倾慕他们的写作者非常沮丧的话。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而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到，“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这两位天才级的文体作家，其实道出了所有写作者内心的两个必有的恐惧：散漫的文字比时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经历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拾人牙慧。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多年来，一直拒绝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为一位财经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应该远远大于优雅的怀特和饱受厄运的布罗茨基。我写专栏的历史始于遥远的1994年，篇什数目应超五百，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散布于各家报纸杂志的专栏文章，值得用书籍的形式留存下来，他们是那么的琐碎，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犹豫，就好比一位职业棋手平日打谱的棋局，真真不足为外人观。而今天，当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只能表明我已经承认衰老，我开始顾镜自怜，开始回望来路，开始用过来人的口吻试图对青年人说一些注定会被漠视的鬼话。所以，这一本集子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私人的事情。在选编本书的那几个春夜，我好像一位旧地重游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尽量压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十五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渐于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身躯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法令纹。当我把这些漂浮在岁月之河的文字打捞上来的时候，更像是在进行一次告别的仪式：我将封存青春，永不归去。我们这一代，多少属于天生地养的一代。我们从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长成的那些日子里，父辈奔波于生计，国家则忙于经济的复苏和意识形态的角斗，他们都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在学校里胡乱地读书，吃进无数的垃圾，却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寻觅疯长的野草。步入社会之后，既有的秩序濒于崩溃，“效率”替代所有的法则至高无上，而我们所储备的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很多突发的事实，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匆忙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在量化、冷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在这一本集子中，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读出我所描述的景象，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责与词不达意，是被击溃前的哀鸣，而另外一些篇章里的激越和温情，则是逃进书斋后的喘息与抵抗。从2014年5月开始，我开出“吴晓波频道”，恢复了每周两篇专栏的写作节奏，这使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文章在社交朋友圈里流传得很广，本书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写于过去的这一年间。这一次的结集，继往于青葱，止步于当下，也算是一次长途旅程的即景记录。如果说这些文字还值得阅读，仅仅在于布罗茨基所提供过的那个理由——“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参与创造的时代，它一点也不完美，甚而不值得留恋，但是，它真的到来过，而且轰隆隆地裹挟一切，不容任何一个年轻人脱身旁观。“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是为序。 吴晓波
2015年5月4日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今年蓝狮子的高管年会飞去日本冲绳岛开，我因为参加京东年会晚飞了一天，飞机刚落在那霸机场，看朋友圈里已经是一派火爆的购物气象：小伙伴们在免税商场玩疯了，有人一口气买了6只电饭煲！到日本旅游，顺手抱一只电饭煲回来，已是流行了一阵子的“时尚”了，前些年在东京的秋叶原，满大街都是拎着电饭煲的中国游客。我一度对此颇为不解：“日本的电饭煲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在一个多月前，我去广东美的讲课，顺便参观了美的产品馆，它是全国最大的电饭煲制造商，我向陪同的张工程师请教了这个疑问。工程师迟疑了几秒钟，然后实诚地告诉我，日本电饭煲的内胆在材料上有很大的创新，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会黏糊，真的不错，“有时候我们去日本，领导也会悄悄地让我们拎一两只回来”。“我们在材质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办法。”美的创办于1981年，从1993年开始生产电饭煲，它与日本三洋合作，引进模糊逻辑电脑电饭煲项目，逐渐成为国内市场的领先者。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占比的反转，竞合关系发生微妙改变，日本公司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输出变得越来越谨慎，“很多拥有新技术的家电产品，不但技术对中国企业封锁，甚至连产品也不外销，比如电饭煲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很多年来，“中国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后发战略已经失效了。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电饭煲上，从这些天蓝狮子高管们的购物清单上就可以看出冰山下的事实——很多人买了吹风机，据说采用了纳米水离子技术，有女生当场做吹头发试验，“吹过的半边头发果然蓬松顺滑，与往常不一样”。很多人买了陶瓷菜刀，据说耐磨度是普通钢的60倍。“切肉切菜那叫一个爽，用不到以前一半的力气，轻松就可以把东西切得整整齐齐了。”很多人买了保温杯，不锈钢真空双层保温，杯胆超镜面电解加工，不容易附着污垢，杯盖有LOCK安全锁扣，使密封效果更佳，这家企业做保温杯快有100年的历史了。很多人买了电动牙刷，最新的一款采用了LED超声波技术，重量比德国的布朗轻一半，刷毛更柔顺，适合亚洲人口腔使用……最让我吃惊的是，居然还有3个人买回了5只马桶盖。这款马桶盖一点也不便宜，售价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它有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等功能，最大的“痛点”是，它适合在所有款式的马桶上安装使用，免税店的日本营业员用难掩喜悦的神情和拗口的汉语说：“只要有中国游客团来，每天都会卖断货。”冲绳的那霸机场，小且精致，规模相当于国内中等地级市的机场，蓝狮子购物团的30多号人涌进去，顿时人声鼎沸。不多时，在并不宽敞的候机大厅里，便满满当当地堆起小山般的货品纸箱，机场的地勤人员大概已然习惯，始终面带笑容、有条不紊，这样的场景大抵可以被看成是“安倍经济学”的胜利，也是“日本制造”的一次小规模逆袭。过去20多年里，我一直在制造界行走，我的企业家朋友中大半为制造业者，我眼睁睁地看他们“嚣张”了20年，而今却终于陷入前所未见的痛苦和彷徨。痛苦之一，是成本优势的丧失。“中国制造”所获得的成就，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就其核心武器只有一项，那便是成本优势，我们拥有土地、人力、税收等优势，且对环境保护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形成了制造成本上的巨大优势。可如今，随着各项成本的抬升，性价比优势已薄如刀片。痛苦之二，是渠道优势的瓦解。很多年来，本土企业发挥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本领，在辽阔的疆域内构筑了多层级的、金字塔式的销售网络。可如今，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把信息流和物流全数再造，渠道被彻底踩平，昔日的“营销金字塔”在一夜间灰飞烟灭。痛苦之三，是“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转型恐惧。“转型升级”的危机警报，已在制造业拉响了很多年，然而，绝大多数的局中人都束手无策。近年来，一些金光闪闪的概念又如小飞侠般地凭空而降，如智能硬件、3D打印、机器人，还有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新名词更让几乎所有50后、60后企业家半懂不懂、面如死灰。若以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一代制造业者实已踏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可是，站在那霸机场的候机大厅，面对小山般、正在打包托运的货箱，我却有了别样的体会。其实，制造业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哲学，那就是：做电饭煲的，你能不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做电吹风的，你能不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你能不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从电饭煲到马桶盖，都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但它们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陷入困境的制造业者，与其求助于外，到陌生的战场上乱碰运气，倒不如自求突破，在熟悉的本业里，咬碎牙根，力求技术上的锐度创新。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我的这些在冲绳免税店里疯狂购物的、年轻的蓝狮子同事们，大概都算是中国当今的中产阶层，是理性消费的中坚，他们很难被忽悠，也不容易被广告打动，他们当然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不过他们同时更是“性能偏好者”，是一群愿意为新技术和新体验埋单的人。这一类型消费者的集体出现，实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转折点。“中国制造”的明天，并不在他处，而仅仅在于——能否做出打动人心的产品，让我们的中产家庭不必越洋去买马桶盖。·我为什么不炒股中国股市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2014年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突破1万亿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惊呼后，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问镜子里的自己：你动心了？在确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篇文章的标题。几天后的12月9日午后，当我正为此文写下最后几段文字的时候，沪指暴跌5.43%，失守2900点，两市交易量突破1.2万亿元。在这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我的心里既无侥幸，也无悲喜。因为，正如标题所示：我从来不炒股。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作“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当时，庄家对股价的控制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败局2》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2月18日，当时第一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实际控制人吕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盘手们用“科学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盘手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礼物。及至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直接比喻为赌场，甚至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有规矩：“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进而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在此后的岁月中，如吕梁、唐万新这种招摇于台面之上的著名庄家似乎减少了，但是，庄家文化确乎从来没有消亡，他们开始隐身于各个证券营业所，以“地下敢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而吴敬琏所总结的股市特征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2007年前后，我曾在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为了探寻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选择了五六家股价表现非常优异的公司作样本调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时间爆出丑闻的獐子岛。我到这些公司实地考察、访谈董事长、查阅公司业绩及股价波动，结果得出了一个并不出乎我预料的结论：这些公司的业务波动，与它们的股价波动，几乎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在一家公司，我问董事长：“为什么你们的股价最近震荡很大？”他请摄像师把镜头关掉，然后很小声而体己地对我说：“因为这几天券商在换手，换手的成本价是12元。吴先生，你可以在这附近进一点货的。”这就是我从来都不炒股的原因：——这个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它从来为国有企业——现在叫蓝筹股服务，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背书，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写着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此言在我国股市是一个错误。——这个股市里的企业从来没有把股价视为公司价值的晴雨表，因此，信奉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人从来没有在这里赚到过一分钱。相反，它是“秃鹰们”的冒险乐园。米兰·昆德拉曾经写道：“事情总比你想象的复杂。”在中国股市发生的那些故事，谜底总比你想象的还要阴暗。——这个股市的基本表现，不但与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现没有关系，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也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被行政权力严重操控的资本市场，它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在2014年四季度以来的这轮股市大波澜中，上述特征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股票的表现更证明了“劣币”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投资者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我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不得不远离充满了随机性的中国股市，然后，写下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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