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狂热分子


作者:霍弗;梁永安     整理日期:2015-01-23 15:17:05

“我建议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乌合之众》、《狂热分子》和《群氓之族》这三本书。这对了解群体心理很有帮助,从中可以了解为什么群众会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把政府砸了。政府在工作也要运用社会心理的原理,这可以用来防范很多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狂热分子》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狂热分子》自1951年出版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行销50万册以上,译成10余种语言,为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纽约时报》评此书“闪耀着冷隽的机智,满是一针见血的比喻……它是一帖涩口而来劲的醒神剂”。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作者简介:
  作者
  埃里克·霍弗(EricHoffer,1902?—1983)的一生十分传奇,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赠总统自由奖章,生平著作超过10部,包括《激情心灵状态》《变迁的磨难》《我们时代的脾性》等,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狂热分子》是他第一部和最著名的作品。
  译者
  梁永安,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译有《永恒的哲学》、《耶稣行踪成谜的岁月》、《隐士》、《在智慧的暗处》、《施尼兹勒的世纪》、《文化与抵抗》等。
  作者埃里克·霍弗(EricHoffer,1902?—1983)的一生十分传奇,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赠总统自由奖章,生平著作超过10部,包括《激情心灵状态》《变迁的磨难》《我们时代的脾性》等,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狂热分子》是他第一部和最著名的作品。译者梁永安,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译有《永恒的哲学》、《耶稣行踪成谜的岁月》、《隐士》、《在智慧的暗处》、《施尼兹勒的世纪》、《文化与抵抗》等。
  目录:
  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其人及其书序言狂热分子的心灵【第一部】群众运动的吸引力第一章对改变的渴望第二章对替代品的渴望第三章群众运动间的可替代性【第二部】潜在的皈依者第一章不受欢迎者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第二章穷人第三章畸零人第四章极端自私的人第五章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第六章少数民族第七章烦闷者第八章罪犯【第三部】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第一章前言第二章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第三章团结催化剂【第四部】始与终第一章言辞人第二章狂热者第三章务实的行动人第四章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译名对照表
  ★企图改造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不可能单靠培养和利用不满情绪成事,单是展示变革的合理性或诉诸强制手段亦不足以为功。他们必须知道怎样在人们心中燃起一个极不切实际的希望,至于这个希望是一个天上的王国、地上的天堂、闻所未闻的财富还是统治世界,都无关宏旨。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难上加难。 ★任何崇高的宗教必然会让信徒产生强烈的罪咎感。这是因为高不可攀的理想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落差。由此看来,一种宗教愈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愈凶猛 ★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 ★一头栽进某种变革大业里的人,都必然怀有极度不满情绪而又不是一贫如洗,都必然相信某种万能的教义、某个永远正确的领袖或某种新技术已给了他们所向无敌的力量。另外,他们必然抱有极不切实际的憧憬,深信未来具有无限可塑性。最后,他们对他们要做之事所涉及的困难也必然一无所知。经验是一种障碍。发起法国大革命那些人都是全然没有政治经验的。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 ★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混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混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段真意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拼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可以同时提供他们这两样东西。 ★“对群众运动而言,戏剧元素大概能比其他任何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 ★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吸引有事业野心的人加入,就是该运动已过了全盛时期的征兆;它不再以创造新世界为务,而只求掌握和保有现在。因此,它不再是个运动而是一项事业。 ★希特勒就指出过,一个运动提供的岗位和职位愈多,“它吸引到的劣质人才就愈多,到头来,这些政治攀缘者会充塞于一个成功的党,致使其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运动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信仰一项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掐着他们的咽喉。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 ★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群众运动也有比较安全的替代品。一般而言,任何足以压抑个人主义或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抵制群众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这些替代品,我们稍后再行探讨。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心怀不平者虽然到处都有,但却最常见于下列几类人:(一)穷人,(二)畸零人,(三)被遗弃的人,(四)少数民族,(五)青春期的少年,(六)有野心的人(不管他们面对的是不可跨越的障碍还是无限的机会),(七)被某些恶德或偏执挟制的人,(八)无能者(身或心方面的无能),(九)极度自私的人,(十)对生活厌烦的人,(十一)罪犯。  ★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翻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爱恋现实世界,对殉道和英雄姿态毫无兴趣。 ★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他渴盼那种来自完全顺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于一种信仰和主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运动的主张和目标,而是它可以让他完全献身,并与一个集体发生联系。他甚至会愿意参加一个反对他前一个信仰的群众运动,但前提是那必须是个真正凶猛的运动——不妥协,不宽容,声称占有唯一和独一的真理。 ★要让我们自己痛恨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大概莫过于去伤害他。这是因为,别人对我们有合理的悲愤,要比我们对他有合理的悲愤,更能引发我们对他的恨意。在我们揭发别人过错使对方羞愧时,他更可能的反应并不是变得谦卑和柔顺,而是变得咄咄逼人和火气十足。死不认错是一种响亮的噪音,可以把我们罪恶感的发声给淹没。 ★去伤害我们恨的人,会让我们的恨火上加油;反之,宽大为怀地对待一个敌人,会削弱我们对他的恨意。 ★邪恶者可以活到身后——这句话之所以是真的,部分是因为那些有理由恨邪恶者的人大都会模仿他,使他的邪恶长存下去。 ★当我们抛弃自我,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不仅抛开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抛开了个人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恐惧、犹豫、怀疑和是非感,他会变得有多残暴和冷酷,令人不敢想象。 ★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踢正步让人心无二用。踢正步可以扼杀思想。踢正步可以泯灭个性。” ★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事实上,失意者的失意感很可能主要是源于缺乏行动的机会,而失意感最深重的就是那些才具与性情都足以过一种行动性生活,却为环境所囿,只能在闲散中虚耗人生的人。要不是这样,你又怎样解释以下这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列宁、托洛茨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大半辈子都只是在咖啡馆或会议中放言高论,却在一夕间变成他们时代最能干和最不知倦怠的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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