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台湾,请听我说


作者:吴锦勋采访/撰述     整理日期:2015-01-02 11:38:02

星云大师、蒋勋、朱天心、林怀民、陈若曦、钮承泽等,回顾从一九四九到二零零九,以亲历与足迹动情讲述台湾六十年。这不是一段粗暴的历史概述,而是跌宕起伏、具体而微的人生与命运。
  作者简介:
  吴锦勋,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成长于桃园乡下。从事新闻工作十五年。2007年,以《今周刊》上《翻山越岭,一堂一百二十公里的英文课》一文获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之“卓越专题特写奖”;2008年,以《商业周刊》上《一家公司,干掉一个王国》获吴舜文新闻奖之“深度报道奖”。他的写作信念受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启发:“用细如粉末的文字,重构这个世界的物性本质。”
  目录:
  
  季季: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
  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
  星云大师:我听不懂妈妈的话
  孙越: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
  黄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开了一枪。
  第二部裂变开始融合初萌
  陈若曦:政治运动是一种催眠术
  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林怀民:“从容”的下一步
  胡德夫:“美丽岛”还没唱完
  郑崇华:一个流亡学生的绿能台湾梦季季: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星云大师:我听不懂妈妈的话孙越: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黄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开了一枪。第二部裂变开始融合初萌陈若曦:政治运动是一种催眠术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林怀民:“从容”的下一步胡德夫:“美丽岛”还没唱完郑崇华:一个流亡学生的绿能台湾梦第三部新的再生、新的梦想朱天心:那一个谦卑的小水罐钮承泽:“外省人”这三个字曾令我非常伤感顾玉玲:以善意的容器,包容对待异己外来者施振荣:品牌,台湾的新竞争力后记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在真实的台湾,它的悲情与压抑、自强与自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过、想过?
  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胜利与失败,重新阅读台湾这个历史的孤岛在过去岁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听懂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陈映真等人乡土背后的孤愤与挣扎。
  ——央视名嘴白岩松
  补台湾史,最快的办法就是读《台湾,请听我说》。
  ——南周名记东方愚
  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在真实的台湾,它的悲情与压抑、自强与自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过、想过?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胜利与失败,重新阅读台湾这个历史的孤岛在过去岁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听懂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陈映真等人乡土背后的孤愤与挣扎。——央视名嘴白岩松
  补台湾史,最快的办法就是读《台湾,请听我说》。——南周名记东方愚
  前几日连续读完了《大江大海1949》和《台湾,请听我说》。前者的写法是历史的横剖面,同一时间,不同的人,他是怎样的,她是如何的;后者则是以不同的个人为轴心,纵向论述,这个时间做了什么,那个时间做了什么,这个事件的时候我是如何,那个事件的时候我又是如何了。读后面一本书,平静的感觉多一些,因为它就是一部记录;而前一本书,感情更浓厚一些,整本书的情绪一直被带动的比较高。《台湾,请听我说》选取的讲述人非常好,结合台湾的现实,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也有客家人,也有原住民。而且有非常好的代表性。可以说,这些人既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台湾,同时也代表了今日的台湾。星云大师讲述他如何在战乱的1949中来到台湾,建立了自己的寺庙,又如何在多年后和自己的大陆母亲重逢;黄文雄讲述自己的留学经验,也讲述了在何种情境之下策划并实施刺杀蒋经国的计划……胡德夫,这位台湾音乐的元老,讲述了身为原住民在台湾动乱年代的压抑,也讲述了解禁年代在美丽岛上歌唱《美丽岛》的心情;林怀民以坚持为台湾的乡亲跳舞,让所有的台湾人都能看到现代舞为目标;钮承泽回味着自己与北京的不解缘分,作为台湾正当年的代表,通过电影告诉所有人自己的台湾……全书共有17位台湾各领域的精英,讲述他们1949的经历或1949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谈论他们在“压抑、裂变、再生”中所度过的岁月。其实读了这本书,你就能更近一步的认识到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有着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对“压抑”的回忆、他们对“裂变”的兴奋、他们对“再生”的愿景。你会知道,原来,我们以为的台湾,不是一个真实的台湾;央视里所提到的台湾,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台湾;台湾除了国民党、民进党,除了马英九、陈水扁,除了一国论和两国论,除了牛肉面和槟榔西施,还有这样一些活生生的台湾人,这样一些不为人知的心境。原来,同宗的两岸人去“和解”,真的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台湾也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台湾。台湾所提的“民主”,也并非是大陆所说的“空中楼阁”,原来,这么多台湾人都是如此珍重这两个字的。——中信创意文化中心总经理助理、中信书店品牌部推广经理戴鸿斌1949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大陆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这些人,只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片头语1949年底,国共内战局势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退居台湾。当时,国际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看得起台湾,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外汇储备将近枯竭,濒临破产;美国也看衰台湾,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远东地区相关外交人员,台湾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应提早因应。1949年底一场古宁头战役,暂时撑出两岸对峙局面,让原本要下台的蒋介石,得以在1950年3月“复行视事”,就任“总统”。此时台海局势岌岌可危,眼看解放军就要跨海打过来了,没想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情势陡变,美国迅速改变对台政策,将台湾编入东亚反共防线之中,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维持了两岸隔海对峙的基本局势。1951年,美国开始对台经济援助,前后15年,总金额达14.8亿美元,对台湾战后复苏帮助甚大。也就是在美国的护翼之下,台湾当局成为太平洋西岸坚定的亲美反共的右派政团。外省爸爸与台湾多桑从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约有二百万人从大陆先后来台。尤其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仓皇撤台的外省人,逃难似的挤满台湾这小小岛屿的码头、机场,骨肉离散,挨挤在陌生的日式房舍。时日愈久,原本以为来台湾避难、不久就走的人,逐渐开始担心得在这块土地长久待下去。生活在台湾,好比是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豢养着“反共复国”的美梦。这种坐困围城的心情,颇似《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在番邦宫院自思自叹:“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我好比弹打雁,失群飞散;我好比离山虎,落在平川!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人珠泪不干……”老媒体人王健壮自小听他父亲哼唱无数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随军队初抵基隆的孙越,以为就是平常移防,只是这次移得比较远,得搭船渡海,没想到一待六十年。外省人有离散的哀愁,台湾人也有无法吐露的郁卒。吴念真的矿工父亲有一次带着他走入深山野庙,面对眼前绵延的青山,忽然有感而发,用闽南语说了和四郎一模一样的话:“我就像一只雕仔,飞进笼子里。”给年幼的吴念真极大震撼。这当然不只是指他入赘吴家的个人历程,而是一整个世代政治上的压抑。吴念真父亲有句名言:“阿伊呜ㄟ喔,一眠睹到ㄅㄆㄇ。”(ㄟ,汉语拼音ei音;ㄅㄆㄇ依次为b、p、m音。)笼中鸟何止一只,1950年初,国民党当局严禁日语,一整代接受日语教育长大的台湾多桑(日语,爸爸),不分闽、客、少数民族,担任公、教、写作、媒体等职业的本省人,一时间都变成了边缘族。陈芳明的父亲成长于日据时期,战后为了养家,卖旧货、摆面摊、开碾米厂,最后开了一家小小的电气商店。他像很多台湾多桑一样辛苦工作,但始终闷闷不乐。多年后,陈芳明慢慢发现:“父亲从商,语言对他竟是一大羁绊,甚至阅读报纸也颇为吃力。参加公家机关的工程投标,总是因为自己破碎的北京话,而感到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北京话奋斗,但仍是残缺不全。陈芳明儿时眼中的父亲,白天里要面对商场讨生活的压力,晚上回家,喝了酒,就沉浸在美空云雀、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歌声里。熟悉的语言都生锈了,失语之人,倾听异鸟鸣啭。那压在心里的伤痕原本,台湾人不是这么忧郁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受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经历大轰炸,熬到这时,终于脱离殖民身份了。黄春明的阿公、阿嬷守在收音机旁,听战败的日本天皇用断续残破的声音“玉音放送”,当天皇说到“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高兴地大声说:“啊,假如这是真实的话,足万幸喽,足万幸喽!”而且一边欢呼,还一边掉泪。台湾光复当时才十岁的黄春明,隔了六十多年回忆那时的情景,依旧眼睛发亮,声音里透着纯真的欢欣之情:“刚光复时,国旗是胜利喜庆的代表。很多当时开理发、裁缝店的福州人,把藏在家中箱子里压了很久的国旗拿出来挂。那国旗被压得太久了,皱纹很深,很难抚平。我们小孩子觉得好奇,跑去看国旗,结果我看到连吃饭都忘了回家。”阿嬷在黄春明饿着肚子回家后,好奇地问他:“国旗长得什么样?”他就用纸画了一面国旗,但因忘了有几道光芒,便随便画了八道,阿嬷就找来红布、蓝布、白布,拼缝了一幅国旗,把它挂起来。好多小孩子也围过来,很羡慕地看他家的国旗。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代表陈仪投降,中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为了热烈迎接国民党政府,有人骄傲地在自家门口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像黄春明的阿嬷;也有台湾民众以无比热情学习新“国语”,像是陈若曦说,她爸爸当时曾修好了一台捡来的破收音机,大清早就叫醒孩子,要他们跟着广播学国语;更有人在祖父带领下,全家人拿出最好的衣物,穿戴整齐去码头迎接祖国军队;当年旅外台湾人回台人数达八万八千余人,好像对台湾未来充满信心。一切都是因为要回到祖国了!但是情况与台湾人的期望相去太远。到了1947年,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的第三年时,稻米、木炭的价钱飞涨高达数百倍,通货膨胀像累积的民怨一样节节升高。台湾人失望之余,不得不怀疑自己当初支持回归祖国的热情,民心从“拼缝”国旗的热情、“足万幸喽!”的欢呼,转为深深的失望。二二八事件,成为混乱接收必然的冲突。事件后,画家陈澄波被推举为嘉义市和平使者,与代表们去水上机场和军人谈判,结果命丧枪口,无人敢为其收尸;而曾批评时政的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林茂生,被一群腰间佩枪的人带走,从此下落不明……看见国民党军人的残酷暴行,彭明敏的父亲彭清靠在失望心痛之余,更懊悔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蒋勋说:“国民党过去在接收过程中非常粗暴,没有看出台湾的独特性。对待政治、文化,甚至母语的方式都很粗暴。”事件后,对于陈仪未以处置二二八事件失当定罪,竟以“亲匪”罪枪毙,陈若曦认为明显失策。这种粗暴,令很多台湾人对于国民党政府“光复”台湾的说法抱持相当的怀疑,如客家籍文学大佬钟肇政就认为,这不是台湾“光复”,而是“降服”。两词在客家话听来音调接近,但意义截然不同。1949年有来台的人,有离开的人,更有回不来的人。日据时代,坚持留辫子、穿唐装的雾峰望族林献堂,不畏日本统治者的压力,致力于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被视为当时民族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样一位衷心期盼回归祖国的台湾人,在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终于在1949年逃离台湾,隐居东京,七年后客死于他终身反抗的日本。还有战争末期被征调去为日本卖命的台籍日本兵,他们或在国共内战中直接在大陆战场被国民党军队接收,之后滞留大陆;也有被征召到南洋战场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日本投降后他们变成战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绞刑台。幸存之人等到服完十多年牢役,到日本索讨赔偿,才发现他们已是无国籍之人,回台后,政府也不闻不问。同是台籍日本兵的许昭荣,为老兵权益奔走多年,2008年5月20日当天,在旗津“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前,抗议政府漠视自焚身亡。除了语言、文化表述权外,还有台湾人参政权的剥夺。虽然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开放“局部”民主,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县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得以直选,但“中央政府”仍是国民党政府的禁脔。南方朔认为,当国民党带着二百多万人,挤到一个小地方来,自然压缩了本地人一两代出头的机会。他分析:台湾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参政,“中央政府”只能补几个台湾人当官做样板。很多本省籍人士进不到统治上层,这矛盾太大了,也是民进党之后可以带动气势的原因,这是我认为两蒋所犯的最大错误。这矛盾如果能早点解决,台湾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一座集体压抑的大牢笼南方朔将1950年到1975年的蒋介石统治时期,界定为“硬性威权”时期。在“硬性威权”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除了特殊阶级外,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一个大笼子罩着,那是一个普遍压抑的年代。借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某句对话,这是一个”活人都会被屁憋死”的压抑时代。有了过去国共内战的经验,且在朝鲜战争后致力于扮演美国反共盟友的台湾当局,自然不容共产主义思想有任何一丁点的渗透,于是在岛内展开坚壁清野的扫荡,即所谓的“白色恐怖”。1949年初发表《和平宣言》的杨逵,呼吁台湾当局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并释放二二八事件政治犯。言论一出,杨逵即被送到火烧岛(绿岛)“思想改造”十二年。宣言不过六百多字,杨逵曾自嘲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稿费”。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员进入台大医学院,把涉及左翼读书会的内科主任许强、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宝珍、苏友鹏等医师统统带走。胡鑫麟为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亲,侥幸未死,遭囚禁火烧岛十年。之后,还有前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行刑前,伴随脚上铁链的拖曳声,他还唱着日本昭和时期流传的《幌马车之歌》:“黄昏时分,远远地在树叶飘落的并木道上,目送你的幌马车离去。去年的离别竟成永诀……”季季的前夫杨蔚,是1949年前后潜入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遭逮捕监视,日后牵涉了1968年作家陈映真的”民主台湾联盟”案,为台湾文艺界一次巨大的白色恐怖案件。奥美广告董事长白崇亮,父亲白克是台湾闽南语片第一代导演。白崇亮十二岁那年,爸爸被拉到警备总部,在狱中遭严刑逼供,不久便以“通谍,受海外共产党资助拍片”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成为白家永恒的伤痛。左翼势力之外,1949年与胡适、傅斯年在台湾共同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雷震,原本很受蒋介石倚重,但在1960年,因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并鼓吹成立反对党以制衡,竟在该年9月被当局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逮捕,判刑十年。一同受牵连的还有前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他曾写文章呼吁众人,不要有马上回大陆的心理,被视为散布“反攻无望论”,遭到整肃。1966年,殷海光遭解除教职,不久即抑郁而终。已故作家柏杨因翻译一幅大力水手漫画,画的是卜派父子漂到荒岛,轮流当总统。柏杨将卜派的对白“Fellows”翻译成蒋介石习惯的开场白“全国军民同胞们”,结果被以叛乱罪唯一死刑起诉。幸而在国际势力营救下,柏杨免于一死,但遭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出狱当天,他走到台东一家皮鞋店,迟迟不敢进去,看着玻璃橱窗反射的身影,有如一缕幽魂,“没有喜悦,没有欢悦,只有一种恍惚的哀伤”。他出狱之后,老家换了主人,妻子成为别人的妻子,与最爱女儿佳佳之间的亲情,毕生无法缝补。对无数像柏杨这样的受难者而言,人生不是换双新鞋就可以重新来过。直到20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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