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27位中外经典作家的42篇论中国人的文章，分“外国篇”和“中国篇”两个部分。“外国篇”收有康德、黑格尔、托尔斯泰等16位外国经典作家的18篇文章；“中国篇”收有梁启超、胡适、鲁迅、沈从文等11位中国经典作家的24篇文章。这些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三百年来西方人的中国观，以及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自我认识。
作者简介：
刘文荣，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主要著作有《19世纪英国小说史》《人类文明遗产》《英国文学论集》《欧美情色文学史》和《当代英国小说史》等；主要译作有《毛姆读书随笔》《伍尔夫读书随笔》《文学中的色情动机》《人类动物园》和《裸猿》等。
目录：
前言
外国篇
[意大利]利玛窦
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
[德]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序言
[德]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学
[法]夏尔德孟德斯鸠
中国人的政治、法律与习俗
[法]弗朗索瓦魁奈
中国人的“天”
就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孟德斯鸠商榷
[法]伏尔泰
中国前言
外国篇
[意大利]利玛窦
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
[德]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序言
[德]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学
[法]夏尔德孟德斯鸠
中国人的政治、法律与习俗
[法]弗朗索瓦魁奈
中国人的“天”
就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孟德斯鸠商榷
[法]伏尔泰
中国
[德]约翰冯赫尔德尔
中国人的特性
[德]伊曼努尔康德
关于中国人
[德]弗里德里希冯谢林
论中国人的国家崇拜
[德]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中国人的民族性
[美]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中国人完成了一项伟大的英雄业绩
中国人不应当模仿西方民族
[英]H.G.威尔斯
中国人的成就与束缚
[英]伯特兰罗素
中国人的性格
[日]桑原骘藏
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
[日]渡边秀方
论中国人的矛盾性
中国篇
严复
论生民之大要
梁启超
中国国民之品格
中国人之缺点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胡适
上海的中国人
中国人之大耻
“暴堪海”舰之沉没
差不多先生传
打倒名教
鲁迅
随感录（三十五至三十八）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灯下漫笔
论“他妈的！”
略论中国人的脸
中国的奇想
周作人
《男人和女人》
沈从文
中国人的病
林语堂
中国人的国民性
中国人之品性
中国人的吃与喝
张爱玲
中国人的宗教
梁漱溟
论中国人的民族品性
柏杨
中国人与酱缸
丑陋的中国人
前言
本书题名为《中外经典作家论中国人》，意思就是：这里收集的文章均出自经典作家之手，而且绝大部分是公认的、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之论。
为什么要编这么一本书呢？因为不曾有人编过。关于中国人的书固然很多，但没有一本像本书这样全面、这样“经典”，把古今中外经典作家论中国人的经典之论囊括在内。
当然，“全面”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书总有篇幅之限。经过筛选，本书收入了27位中外经典作家的42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分为两个部分——“外国篇”和“中国篇”。
把“外国篇”放在“中国篇”之前，是因为最早谈论中国人的是外国人，或者说，是因为中国的古人从未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过，而外国的古人，早在14世纪就开始谈论中国人了。
那么，外国人是怎样谈论中国人的？从本书“外国篇”所收篇目中就可看出一个大概。
这部分共有16位外国经典作家的18篇文章，按年代排列，以示历史轨迹——最早的发表于1613年，最晚的发表于1920年，时间跨度约300多年。这些作家的国籍分别是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俄国和日本。
乍看之下，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时间相隔那么长，国家又那么多。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都是经典作家，谈论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很容易理出一个头绪。
大概的这样的：300多年来，各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没有国别差异（即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人有特别的看法），只有时代和个人差异（即不同时代和不同个人对中国人有不同看法）。当然，在不同的时代，还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说得具体一点，18世纪之前的欧洲人对中国了解甚少，只是到16世纪时，因为有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才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中国人的讯息传回欧洲。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中国人的习俗和信仰，而且毫无疑问，中国人的习俗和信仰在他们看来是大有问题的——否则，他们又何必来传教？而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看法，就代表了当时欧洲人的“中国观”。这方面，本书所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一文，就是最具权威性的文本之一。
到了17世纪下半叶，随着传教士和商人传回欧洲的讯息越来越多，欧洲知识界开始注意到中国的道德学说，主要是儒家学说。由于儒家道德显然不同于基督教道德，欧洲知识界还由此产生了争议。凡坚持基督教道德的学者，都和传教士一样，对中国人的道德基本上是否定的。但也有一些怀疑基督教道德的学者，则肯定中国人的道德，认为这种道德以理性为基础，因而更合乎自然。在这方面，当时的德国哲学家、大学者莱布尼茨则是取折衷观点，即认为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固然很重要，但首先要传播欧洲的哲学和科学；否则，基督教很难在中国传播——这一点，可从他的《<中国近事>序言》一文中看出。然而，他的学生、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却把他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即认为：人类道德应以理性为基础，不能基于天启（即信仰），所以——尽管他没有直说，但意思很明确——儒家的道德比基督教道德更合乎自然。沃尔夫可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儒家拥护者”的代表，而他的观点就集中表现在本书所选的《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学》一文中。
总的说来，17世纪的欧洲人还只是偶然提起中国人。但到了18世纪，情况就有所不同了。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时代”（也称“理性主义时代”），由于这一时代是欧洲翻天覆地的时代，同时对中国人的了解也已有所深入，所以思想家们在辩论时经常会牵涉中国人，以此来旁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譬如，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是“共和派”的思想先驱，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严厉批评中国的专制主义；而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则是“保皇派”的代表，他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中明确反对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一种有利于民生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有意夸大了它的残暴性。同样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是有名的“中国赞美者”，因为他主张“自然神论”，严厉批判基督教会，为此还坐过牢，中国的世俗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赞美对象；而德国哲学家、“狂飙运动”思想领袖赫尔德尔，则是同样有名的“中国厌恶者”，因为“狂飙运动”是德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赫尔德尔为自由而呐喊，中国的专制、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厌恶对象。可见，在他们那里，“中国问题”是服从于“欧洲问题”的。
这样，随着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随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在欧洲回荡，乃至向全世界传送，孟德斯鸠和赫尔德尔的“中国观”便成了欧洲的主流观点。
其后，在19世纪，这一主流观点又由众多欧洲学者予以反复论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因为当时对“汉学”研究最感兴趣的是德国人）；譬如，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四位哲学家中，有三位——即康德、谢林和黑格尔——谈论过中国人的习俗、宗教和民族性：康德晚年口述过一篇关于中国人的文章；谢林则在《神话与天启哲学》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中国人的宗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有“中国”一章，论述中国人的民族性——这些，都是后人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论。
此外，还有一个美国人，即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更为这一主流观点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证据。阿瑟史密斯是在中国传教多年的传教士，他在19世纪末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人的性格》的书，列举了中国人的许多性格特点。这本书在20世纪影响很大，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学者都曾提到过或引用过，甚至有不少中国现代学者和作家也提到过或引用过，特别是鲁迅，几次向国人推荐此书。
那么，关于中国人，19世纪欧美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和中国人是专制、愚昧、落后的代表，是民主、科学、进步的对立面。
然而，正是这一主流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被有头脑、有勇气的中国人接受，还由此在国内引发了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关于这些中国人，后面马上就会讲到。现在要说的是，20世纪初的外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
在当时，19世纪的主流观点依然是主流观点，但和以往一样，也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甚至反主流的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是三个人：一个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还有两个是英国著名小说家H.G.威尔斯和英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托尔斯泰没有写过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从他写给两个中国人的两封信中表达出来的，即认为：中国人并非愚昧、落后，恰恰相反，是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所以，中国人不应该模仿西方人，倒是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显然，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反主流的，同时也是以他的“勿以暴力抗恶”原则为基础的：因为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除了忍受，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认为，这是“勿以暴力抗恶”的最好范例，是中国人拥有一种精神力量的证明。H.G.威尔斯的观点并不反主流，但属非主流——他在《世界史纲》一书里认为，中国人曾有辉煌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才被西方人超越，其原因不是中国人愚昧，甚至都不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而是由于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太古怪——语言太简、文字太繁，所以中国人缺乏精确思维，表达又很困难，这才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停止不前。至于伯特兰罗素——他在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间曾几次到中国讲学——虽然他也承认中国人有某些缺点，但他认为中国人总体上和英国人、美国人一样，属于优秀民族。这可能和他特别憎恶日本人有关，因为日本人屡屡对中国人发动战争，并占领中国大片的土地。
说到日本人，本书也选入了两位日本近代著名学者的两篇论中国人的文章：一篇是桑原骘藏的《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篇是渡边秀方的《论中国人的矛盾性》。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古人和中国的古人一样，也从未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过；近代日本人谈论中国人的民族性，则是受了欧美人的影响，或者说，是步欧美人的后尘。不过，由于日本人在文化上和中国人有亲缘关系，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毕竟和欧美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两篇文章仍有独到之处，值得一读。
现在，应该说到中国人论中国人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国篇”里，共有11位中国著名作家的24篇文章，也是按年代排列的，最早的发表于1895年，最晚的发表于1984年，时间跨度约9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历史学家所称的“晚清大变局”。导致“大变局”的表面原因，是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以及军事失败后的割地赔款，但其根本原因，则如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所说，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即国民素质有问题——“民弊而国弱”，所以严复认为，强国之道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这样，严复开了中国人论中国人的先河。
继而是梁启超，这位“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在“变法”失败后致力于国民性研究，遂成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论中国人的文章很多，本书所选两篇，均写于1903年。一篇是《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篇是《新大陆游记》的节选，题名为《中国人之缺点》。比严复进一步，梁启超较为具体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品格特点，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等等，并由此论定，中国人为三等国民，其国家必为“受人轻侮之国”。
不过，在当时对中国人的品格、传统道德、尤其是对儒学的一片责难声中，仍有人不以为然，公开为旧传统、旧道德辩护。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辜鸿铭。实际上，辜鸿铭受到的外国教育比当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多，身上还有一半英国血统。但这个“半洋人”偏偏逆潮流而行，在他的一系列英语演讲中称颂中国传统文化，称颂传统中国人。譬如，在他的一次题为《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中，他说传统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情感的生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而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恪守传统道德，恪守儒家的“君子之道”、“三纲五常”。他还说，这种生活其实也是西方人所向往的，只是他们做不到，于是便攻击中国文化，攻击中国人。
辜鸿铭和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有相似之处，才华过人，却不合潮流。他的观点固然不乏赞同者，但在当时声浪日高的新文化运动中，只能说是非主流。而主流观点，我们知道，是由胡适和鲁迅等人代表的，尽管主流观点之间也有分歧。
实际上，就“中国人”这一论题而言，胡适直接表述得并不多，只是在早期写过一些揭露中国人劣性的短文，以及在20年代发表过两篇嘲讽中国人的文章，即《差不多先生传》和《打倒名教》。这两篇文章虽是关于中国人性格的经典之论，但也只有这两篇。胡适本质上是个学者，不是作家，他的大量著作都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
和胡适相反，鲁迅本质上不是学者，而是作家，所以他直接论到中国人性格的文章特别多，经典之论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整部《鲁迅全集》几乎都是对中国人的嘲讽。要在这么多文章中进行选择，并不容易。本书最终选定的几篇，即《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他妈的！”》和《略论中国人的脸》等，都属鲁迅的名篇，所嘲讽的是中国人的奴性。实际上，鲁迅最憎恶的就是中国人的奴性。在他看来，所谓“改造国民性”，就是要改掉这种奴性。
除了胡适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讨论国民性的作家当然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书要选的是“经典作家”，所以出现在这里的仅为周作人、沈从文和林语堂。周作人的《<男人和女人>》虽是一篇书评，但其中摘录的内容不只是和当时的国情有关，还涉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至今似乎仍有现实意义。沈从文的《中国人的病》是他仅有的一篇直接评论中国人性格的散文，文中对中国人的自私、无道德作了分析，并对如何治疗这种“病”提出了他的看法。林语堂大概是关注国民性仅次于鲁迅的现代作家，但他不像鲁迅那样犀利——这从本书所选的几篇文章中即可看出：他早年论中国人还是相当严厉的（见《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后来在他用英文写的几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书里，他力图把中国人的性格全面呈现出来，所以，相对而言就比较温和了（见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与吾民》）。
3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爆发，新文化运动不了了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也就沉寂了。不过，在1944年，张爱玲写了一篇名为《中国人的宗教》的文章，发表在《天地》月刊上，此文虽是为外国人写的，也算聊胜于无。还有就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中论到中国人的民族品性，而此书出版的时候，已是1949年了。
此后，便不再有人谈起国民性。直到80年代中期，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1984年），并在国内引起不小的轰动（1986—1988年），国民性问题才重返人们的视野。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还丑陋吗？还需要反省吗？如果回答是“是的”，那么，本书就是最好的教材。
刘文荣
2014年3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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