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至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的落日，折射出整个传统文化的痼疾。本书以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为基本线索，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与思潮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人物、重大事件和思潮的考察，反思这个历史时期留给后人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从中国转型的困境，追溯中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差异。
作者简介：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
《近代中国论衡》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大国之道》
《文化：中国与世界》"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
《近代中国论衡》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大国之道》
《文化：中国与世界》
《昨天的中国》
《文化与中国转型》
《缠斗：方生与未死》
《迟到的文明》
"
目录：
"第二版卷首献词_001
第一章/004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_005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_006
捆绑思想的锁链_015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_023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_028
第二章/032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从毁誉迥异谈起_032"第二版卷首献词_001
第一章/004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_005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_006
捆绑思想的锁链_015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_023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_028
第二章/032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从毁誉迥异谈起_032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_033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_036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_045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_048
第三章/051
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_051
统治者的应变思路_051
通向“师夷长技”之路_053
“整顿”落空的缘由_059
致富路上的关隘_062
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在矛盾_067
第四章/068
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潮_068
摒弃华夷之辨，倡导各国友好平等相处_068
师夷长技和改革社会运行机制_074
经世致用思潮的新高峰_078
社会文化氛围与个人命运_086
第五章/088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投降”应有严格的界定_089
开放与爱国_093
排外与爱国_098
第六章/102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洪秀全思想的特点_102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现实_108
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_114
第七章/119
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
从经世致用到洋务思潮_119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选择_123
富强之路的探索_137
对和与战的思考_142
学习西方三阶段说献疑_146
巨人与配角_147
第八章/149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_150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_155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忠告_160
富强之路安在_164
革新政治的劝牖_171
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_180
日本模式与印度模式_185
第九章/197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曾国藩属哪一家_197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_203
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_213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_218
第十章/243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_243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_244
中法之战的是与非_250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_260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_267
挪用海军经费中的微妙心态和背景_275
全面腐败怪谁人_279
从政敌的平议看三次缔约_288
李鸿章的历史地位_292
第十一章/302
千古遗恨，失足何处
西方列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_302
错误的发展道路_304
见识短浅和软弱的领导核心_313
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制_318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_323
第十二章/331
戊戌维新与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_331
愚昧吞噬了生机_334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_340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_344
第十三章/347
张之洞与大清帝国的世代交替
近代中国罕见的道德典范_347
摆脱清流意识，参与东南互保_350
汉阳铁厂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巅峰_357
戊戌维新中的表现和遭遇_368
进入中枢的悲喜剧_383
清末新政与“江楚三折”_386
教育领域新旧交替中的建树与局限_391
中体西用与法制、政制改革关键时刻的恐惧_396
人治思维与制度改革的滞后_402
第十四章/404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_404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_407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_409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_410
归根到底是官本位社会的毒瘤_412
第十五章/414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_415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_419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_430
第十六章/436
埋葬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
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_436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_438
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_446
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_454
主要参考书目_456
篇后絮语_459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
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年）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年）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④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是有普遍意义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国》中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在三纲架构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尤其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成宗铁穆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
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潜通海贼，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罪；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很不合理。
康熙七年（1668年），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借口，严禁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未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
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商船往南洋、吕宋、葛喇吧等处贸易。”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①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②不准借领外夷资本；③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④不
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的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露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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