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记故事，从中可以读出作者广阔的国际视野与影响力、为祖国政治与民主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带领人民走出内战阴影、重建家园的坚定信念。作者从自己家道中落的悲惨童年及横遭家暴的婚姻生活谈起，将赴美接受高等教育、回国遭囚禁、流亡、在各大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挨家挨户拜访选民等诸多坎坷经历悉数道来，向我们展现了一位非洲“铁娘子”的风采。
拥有麦迪逊商学院财务学士学位、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证书以及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的她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花旗银行、联合国等国际大型机构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时刻关注着深受战争之苦的利比里亚及非洲其他地区的人民，以政治和经济改革者的身份与独裁统治奋力抗争，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促进祖国民主进步的伟大事业之中。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瑟利夫，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并非第三世界国家无权享有的奢侈品，而是迈向自由与发展的必需品。
她的传奇人生激励着全世界自强不息的女性，令她们纷纷燃起了改变世界的希望。
作者简介：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现任总统，非洲首位女性总统。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最有权势的女性人物之一，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大领袖之一。2011年因在妇女安全和女性参与缔造和平工作的“非暴力斗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和朴槿惠一样遭遇过牢狱之灾，政治生涯跌宕起伏
和希拉里一样接受过精英教育，同为常春藤制造
和赖斯一样突破了种族与肤色的桎梏，赢得了极高的政坛声誉
与她们三位都不同的是，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且在年轻人口占多数的利比里亚，她还被视为所有人的母亲。
精彩绝伦的励志故事。利比里亚的丰富历史由这位始终处在政治风暴中心的传奇女性向读者娓娓道来。——《纽约时报》
近距离感受一种为重建事业而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深入了解一切努力背后的伟大女性。——《书单》
瑟利夫的一生充满传奇。——《福布斯》
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流亡途中，她对利比里亚的承诺从未动摇。瑟利夫集坚韧、果敢与英勇于一身。这本自传令人受益匪浅。——《出版者周刊》
文笔极佳的一部杰作。所有希望了解西非及利比里亚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瑟利夫为人们上了一堂有关勇气与毅力的生动课程。——《华盛顿邮报》
利比里亚就是一个裹挟着复杂、深陷于悖论的国度——丘吉尔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祖国，我也许会这么说：利比里亚是一个美丽而又奇妙的国度，虽立于困顿，但仍全力找寻自我。
然而，若是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我自当娓娓道来。
位于非洲西部隆起处的利比里亚物产丰盛，土壤肥沃，国土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公里，这样一个比俄亥俄州大不了多少的小小国，却有着鸿篇巨制般的历史。它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他们来自十六个部族，说着十六种本部族语言，以及英语。它从不知飓风、龙卷风、地震、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为何物，只是偶尔遭遇洪水以及人为造成的、更为频繁的破坏局面。利比里亚充满了复杂性。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利比里亚就是一个裹挟着复杂、深陷于悖论的国度。而另一方面，它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诞生的。
“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伟大。她会成为领导人。”
我刚出生几天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到我们家去看我这个新出生的孩子，表达他对我美好的祝愿。那个时候人们都这么做，如今在我的国家和很多其它地方仍然保持这个传统。我的母亲领着那位老人走进房间，我当时在床上躺着，小腿蹬来蹬去，嘴里咿咿呀呀。据说那位老人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我母亲，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
“哦，玛莎，”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伟大。她会成为领导人。”
过去，每当我母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母亲、我姐姐和我都会大笑不止。我们会一直笑啊，笑啊，笑啊，因为很多她回想起那位智者的话的时候，我的人生看起来根本与伟大风马牛不相及。或许我当时正看着我所有的朋友都到国外读大学，而我却待在蒙罗维亚的家里，守着一个虐待我的丈夫和四个年幼的儿子，根本看不到未来。或许我正努力继续学业、创建事业、避免因为与那个丈夫离婚而让自己一无所有。或许我被我们国家的总统下令拖进监狱——或许甚至为了保住性命而设法逃亡到国外。
“哪里有他预言的什么伟大呢？”我母亲会说。有时候她会笑，有时候她会哭。但是，她总会祈祷。“那位老人现在哪里呢？”
这些年来，我慢慢走上成为伟大人物的道路，每当我想起那位老人的预言，自主决定的科学定位就会与长老会教义教给我的有关预言的教导相互碰撞。
人生到底真正走的是哪条路呢？我长久以来百思不得其解。
终我一生，首要的、至上的是，我是一个利比里亚人
我2005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诽谤者开始暗示我的祖先是精英阶层，说我不了解利比里亚土著人民艰苦生活，我必须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我告诉他们，我知道被拒绝给予机会的感受。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比较幸运，打破了那些障碍，但是当我们家庭的境况遭遇不幸的时候，那些障碍会再次起来妨碍我们。我们总是记得这样的障碍仍然存在，记得其他人在奋力与之抗衡，这是我们的才能和力量所在，因为我们祖母和外祖母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不识字——现在仍然有多达四分之三的利比里亚人不识字——但是她们工作努力，热爱祖国，热爱家庭，相信教育。我小的时候受到她们的鼓舞，对她们的记忆现在激发我为我的人民服务，为世界做出牺牲，为人类真诚奉献。
事实上，我脚踏利比里亚的两种世界。我代表着我们社会好的方面，也代表不好的一面。我代表那些因为背景和身份而拥有机会和优势的人，我也代表着那些因为身份和出生地而被拒绝给予机会和优势的人。我的双脚站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是永无停歇、辛苦劳作的贫穷农村妇女，一个世界里是卓有成就的利比里亚专业人员，对于后者来说，美国是第二个可亲可爱的家乡。两个世界都是我力量的来源。
最后，终我一生，首要的、至上的是，我是一个利比里亚人。
随后才有其他。
这不是我的结局，我必须得行动起来
我环顾四周，发现很多利比里亚妇女的生活，有不辞劳苦的市场女性、家庭主妇和母亲们，我看到她们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干苦工，一天又一天的重复。我不想要那样；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自己的母亲就这么努力苦干，克服种种困难，一步一步摆脱非洲农村贫穷的折磨，我不能再陷入同样的覆辙。有一样东西我一直坚信，那就是我自己的潜力。我知道，在汽车修理厂做秘书，给各种文件归档，收取各种费用，是体现不出我的潜力的。尽管我很爱我的孩子们，但是我抚养他们长大，也体现不出我的潜力。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看不到出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送我回学校进修。所以我一直不停地工作、抚养孩子和沮丧。我觉得当时我最沮丧的时候，是去美国上大学的卡拉夫回来度假的那一个月。她到家里来找我，尽管她充满爱意、毫无偏见，但是我突然从她眼睛里看见了我自己：一个努力奋斗却毫无前途的家庭主妇，被一群孩子围绕依赖。克拉夫说她看出来我已经失去了童年，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我失去的童年。我更担心的是我的前途。
我当时想，这不是我的结局。我必须得行动起来。
没有人敢公开这么说，我敢。
与美国一样，利比里亚也是为了寻求人类的自由，历经千难万险之后而诞生的，只不过一个在大西洋的此岸，一个在大西洋的彼岸。同样的，与美国的创始人一样，我们国家的创始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美国和利比里亚都是由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创建，代表的是上层阶级。他们追求自由只是为了自己，本土人、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妇女们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
利比里亚的象征本身——图章、国旗、格言——经常被看作是排外与分割的象征。这些都属于历史，无论是学生们或者我都无力改变。但可悲的是，一百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好像依然不能或者不愿意改变正在将我们拉开的东西。
“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历史角度来看非常神圣，不允许有人篡改。但是，我想请在座的每一位学生今天晚上花几分钟读一读你们国家的宪法。然后，将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与你我都很熟悉的现实对比一下。仔细看看我们应有的神圣权利，是如何被残忍践踏的。或许，你会像我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在如果有谁还假装神圣地根据权利提出要求，我们会很鄙视这样的人。”
我当时想让大家关注我觉得在日益恶化的危机。杜伯曼总统几十年前打开了社会变革的大门，托尔伯特总统将这扇门开得更大一些——但是，改革的内容太过肤浅，步伐太过缓慢。私下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这么说。我敢。
我是第一批加入世界银行工作的非洲中年专业人士
人们——通常是女性——有时候会问我，在我攀爬事业阶梯的漫长过程中，作为一名非洲女性，我有没有撞到过任何玻璃顶，或者我在桌前坐下时有没有遇到过阻抗。我的回答是，我确定有些人是怀疑我只不过是个象征，或者还有些人怨恨我的任职经历。但是我通常都太忙了而顾不上烦恼这些。
比如在世界银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批加入世界银行工作的非洲中年专业人士。世界银行做得很好的一点是，让我们加入后并没有让我们空闲无所事事。世界银行对非洲可以施展强大的财力，非洲统一组织一直奋力争取有非洲人能够在这样一个机构工作。世界银行因此开始让非洲人加入。他们需要我们的存在，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他们需要让大家看到其工作人员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世界银行有很多机会。
然而，高层发起的改革并不能总是很快或者很轻松地传到底层，事实的确如此。进入世界银行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人，他们已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而且他们很明显地暗示，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展他们的工作。在世界银行最初的几个月，我们都感到有人在一直监视着我们是否能够保守职业秘密，观察我们是否能够完成分配给我们的任务。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努力工作，根本无暇关注这些闲言碎语。很多晚上我都在研究报告，研读永无止境的文献，目的是深化我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知识。
在世界银行的第一份工作在巴巴多斯岛，我认为这对于我后面工作的开展也有帮助。巴巴多斯岛是一个小国家，有着独特的非洲文化遗产。这种共享的遗产让我与那里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世界银行非常看重与客户公司之间的关系。
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我才真正融入世界银行的工作节奏，了解内部工作方式，掌握机构内部通用的行话和隐语。从那以后，我就越来越能胜任那份工作，我的职业信用随着我的自信心日益增强，我也越来越被世界银行接纳。
有人说民主在非洲是个奢侈品，我向这种荒诞的说法提出挑战
“我今天看着这个房间内利比里亚人的典型代表。我看着这个房间之外几个国家的几座城市。我看着很多在蒙罗维亚大街上走路的人，或者清闲地默默地坐在办公室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塑造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形象）。然后我还看着很多傻瓜，这些傻瓜掌控着我们国家的命运和进步。打着纠正过去错误的旗号，我们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这让我不自觉的颤抖。”
演说还有更多内容——事实上，大约有四页之多。我着重强调国家需要继续缩小社会差距，这种差距已有很长历史，把我们分开很久了。有人说民主在非洲是个奢侈品，与我们的传统不相适应，与我们天生格格不入。我向这种荒诞的说法提出挑战。我说，非洲人民可以看清我们领导人的企图，他们中断政治协会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够永远掌权。我还引用了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话：“仅仅因为政府的存在不能证明政府是合法的。”
“政府必须属于人民，”我说，“对人民有反应，默许人民的愿望。任何一个拒绝这么做的政府都必须被人民推翻。”我非常详细具体地介绍了利比里亚国内的政治局势，告诉听众，将近一半希望注册成立的政党都遇到了障碍，因此有数千人从系统来讲被剥夺了公民权。最后，我再一次提倡重新检查一些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小东西：我们的旗帜、我们的格言、我们城市的名字、街道的名字，和我们自己的名字。
经常，人们急着站出来喊“跟我来”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不利的方面
容忍批评的能力是人性中一项棘手的特性。但是，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一点尤其如此。如果你是一名领导人，肯定会有人攻击你。肯定会有人用言语攻击你，有时候用的词会非常非常苛刻；你必须准备好接受，无动于衷，忽略它，让它不要在内心引起任何报应或报复。能够“接受”，就是领导能力代价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制度化的国家，一个刚从军国主义和冲突中走出的国家，一个还在朝民主迈进的国家。
领导能力有很多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很严肃。经常，人们急着站出来喊“跟我来”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不利的方面。比如，他们没有考虑会被排斥。但是事实却是，如果你想领导，想受人们爱戴，你必须准备好遭到排斥的可能，因为在你的领导生涯的某个时间，你肯定会受排斥。如果都记录下来的话，我就经受了很多次排斥。每当我与这届或那届政府有了矛盾陷入困境，我知道我生命中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朋友，都会离弃我。他们是害怕了，害怕继续跟我保持联系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世界就是这样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你想成为领导人，你就必须接受这些可能让人有意遗忘的真相。你必须准备好面对这种情况：有时候你可能会非常非常孤独。
在利比里亚这样一个地方，有着非洲团体和大众利益意识的地方，从人群中孤立出来，带来的不仅是情感而且是财政方面的牺牲。这是我的父母得到的很深刻很痛苦的教训。之前，你是一个亲密团体的一份子，大家互相分享关爱，但是突然，你却孤立无援。你此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的直系家庭。如果你来自一个很有爱的家庭，我就是，一个非常支持的家庭，他们能缓解你的苦痛。如果不是，那么你就得屈服于寂寞。你可以放弃。
在这些事情中，我也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员，而不只是一个政治家。每一次我都可以退回依赖我的专业技能；我可以融入到国际社会，我在那里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水准。每一次我与当权政府发生争辩时，我总是有办法可以退回一点，找一份工作，缓和一下，重新充电，休息一下，然后等待时机再次行动。否则，我第一次因为说实话热闹杜伯曼政府时，可能就已经完了。
如果我们当初对于一次失败的民主试验更加宽恕，结果会怎么样
尽管我为蒙特塞拉多州赢得了参议院的席位，但是为了抗议多伊对总统选举结果的窃取，我拒绝就任立法机关的议员。多伊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和他的手下连续很多天尝试劝说我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让我接受选举结果就任议员。
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想让我就职，敦促我和其他人“上船”。他们告诉我们，就多伊而言，我们可以相信美国。如果我们与之同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管多伊的明显舞弊选举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谴责，里根政府却几乎毫无保留地同意多伊对总统职位的窃取。切斯特克罗克，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始终如一地不断称赞利比里亚选举，说它的“缺点”E不应掩盖它的“值得注目的积极的方面”，而且通过宣称“哪里都有不公平”，对任何关于不合规则的报道都轻描淡写。当克罗克赞扬多伊只要求得到51%的选票，很难想象他不知道自己的话听起来多么讽刺。他说，“这在非洲其它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很多在职的统治者基本都会宣称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百的选票。”
选举后的12月，在向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证明的时候，克罗克称利比里亚选举日是“非凡的成就……利比里亚的经验不仅对利比里亚非常重要，对所有的西非国家都很重要”。他还说“虽然不太完美，但这是民主的开始，利比里亚和它的友国可以一次作为未来总统选举的基准——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因此，他说，美国应继续支持多伊。
“弃之不顾是不负责任的，肯定会被看作与非洲其它地方的一样。帮助利比里亚，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责任。放弃这项责任，只会激起混乱和流血事件，危及在利比里亚的五千美国人的生命。”
很明显，美国认为我如果就任议员职位，这无疑会给多伊的明显舞弊选举增添光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得不拒绝就职。但是，今天，经历过那些选举带来的可怕后果之后，想到我们当时的决定，我感到痛苦。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当初对于一次失败的民主试验更加宽恕，结果会怎么样。
想想你的母亲。如果有人这么对待她，你会有什么感觉？
不幸的是，我当时没有权利做任何决定。“把她交给我们，”那个军官命令道。我那个车上的人立刻顺从执行命令。
他们用手指掐着我，让我从吉普车上下来。我下车以后，其中一个士兵，顶多二十岁或二十一岁的男孩，想用他的腿我踢倒。我提前看到了，所以跳着躲开了。然后我转过去，看着他，直接盯着他的眼睛。我尝试与他建立联系——作为一个人，人类的一员，一个年龄足以作他母亲或者阿姨的女人。我想让他真正看见我；因为对于战争中士兵来说，很多时候都看不见。
那个时刻过去了。从第二辆吉普车下来的士兵很粗暴地把我抓过去，塞进车的后排座位上，两边和前面各挤着坐了一个士兵。那个军官坐在前排。我们离开之前，从我母亲家里带我来的那些人的头头走到军官面前，说：“好的。她是你的囚犯了。你来负责她。”
军官说：“是的。”他的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弗朗西斯哈里斯少尉。
我们开车离开加油站，朝蛇福林营驶去。惶恐不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士兵从他制服的口袋里拿出一根火柴，划着之后，举到我的头发前。“我要把你的头发都烧掉！”他大笑着说，一边一点点将火柴靠近我的头发。我当时全神贯注，没有理他，让我自己保持镇静，坐得笔直。最后，火柴烧到了他的手指，他把火柴吹灭了。几分钟后，车上的另外一个士兵，注意到了我左手上带着的一个小的金戒指。他一把抓过我的手，说：“你就要死了！为什么要戴着戒指死呢？”然后他抓着戒指，从我手上拽了下来。
这些发生的时候，我那种超自然的镇静让我一直保持平静。我知道，如果想有任何可能的希望，我就必须保持不慌张，想办法智取这些还是孩子的男人们。他们越是嘲弄虐待我，我就越试着跟他们取得联系，看着他们的脸，让他们认出我。
那个时候，太阳正在落山，天空开始变暗。我们到达军营的时候已是黄昏。司机开着车呼啸着开进大门，然后从道路上下来，直接开向海滩。“这就是墓地所在，”士兵们说。“这就是我们要杀死你的地方。”
“看着我，”我对他们说。“想想你的母亲。如果有人这么对待她，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会把你带到那里，活埋你。”一个士兵讥笑道。其他士兵都大笑着，嘲弄着怂恿他。但是我只是不停地说，不停地尝试对抗他们的进攻，不停地尝试让他们平静下来。暴力是一种传染的恶性疾病，很容易蔓延。我知道，想要活下来，我就不得不给他们注射疫苗，至少其中的一个。
“如果有人这么对待你的母亲，你会愿意吗？”我问道。“你会有什么感觉？想想她吧。”
我们一定会胜利！暴政一定会灭亡！
我和其他政治犯被准许特赦的那天早上，士兵到达关押着我们的中心监狱。在监狱的院子里，一个士兵说我应该坐在卡车的前排座位上，男囚犯在露天的车厢。我拒绝了。既然我跟他们住在同一个牢房，接受同样的判决，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在后面的车厢。
我在爬上卡车后面的时候，一个士兵走过来，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以引起我的注意。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是谁。
“什么事？”我问。
他把手伸进前面的制服口袋，拿出一个戒指。我的戒指，未遂政变的第二天，我被带到这里时被拿走的戒指。
“啊！”我说，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留着那个戒指，而且要还给我。“哈里斯少尉！”
“现在是哈里斯上校了。”他递给我戒指时说道。他是否因为负责逮捕和关押我而晋级，或者与此无关，我不得而知。后来，战争后，我试着找到他，感谢他的帮助，但是他那时已经死了。在那些战争中，死了那么那么多人。
我和其他人一起爬上卡车车厢，卡车朝大街上开去。大街上站满了人群，他们一路欢呼给我们鼓舞。我们再一次成为民间英雄，人们已经厌倦了政府的镇压和错误的行为。我真不相信人们会这么做。他们跟着卡车一起从中心监狱一直走到团结党总部。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开始了一次即兴的集会。杰克逊多伊站在我的一边。他比我提前释放，但是后来很快又被关起来。
有人把一张小桌搬到大街上，我站在小桌上面，举起我的拳头，向力量致敬。人群一下子爆发了。
“自由！”我喊道。
“自由！”人们回应道。
“我们一定会胜利！暴政一定会灭亡！”
“Alutacontinua！”人们的声音震耳欲聋。意思是“继续奋斗”。
那是美好的一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我的祖国
我们通过我的朋友克拉夫安排一切。她联系到一个人，这个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关系。他娶了斯蒂芬托尔伯特的遗孀，但是也与多伊将军建立了关系。他的名字叫加布里埃尔多伊——除了跟多伊将军来自同一个地方，跟多伊将军没有其它什么关系。是加布里埃尔多伊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把我从利比里亚送往国外。
我们决定在我儿子的婚礼那天动身。那是分散注意力的完美时机——婚礼日期已经公开，请帖已经发出并且收到回复。每个人都以为我在忙着准备婚礼，那天一定会出席婚礼。没有人想到我会错过这件事。我们希望大家都这么想，所以想抓我的人那天会放松警惕，给我一点空间。
那天晚上，我住在克拉夫的家里。凌晨3点，我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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