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马塞尔·莫斯的这本书是西方早期的礼物研究著作，他从分布于太平洋诸岛、西北美洲地区以及欧亚大陆的原始土著部落中探索礼物交换流动的本质。
例如，生活于新西兰的毛利人认为，事物中都存在名为“Hau”的灵力，财产、土地等各种所有物被统称为“Taonga”，Taonga是Hau的载体。如果一个毛利人把Taonga赠予他人，却没收到回礼，Hau会代表原主人的意志，产生一种可怕的负面能量，逼迫和诅咒受礼但不还礼的人。
莫斯的分析中，最终落脚于人如何通过物与人发生关系，他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到“人性”上。在他看来，“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随着莫斯打开人类学、社会学对礼物的研究，这一思想脉络渊源相传。之后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里，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算得上一本。
作者研究美拉尼西亚社会，进而对莫斯的观点发出挑战，提出一度占据礼物研究主导地位的马氏“互惠”原则。书中的主要论据是作者1914年至1920年的六年间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三次长期田野调查，描述“库拉”这种存在于当地的贸易制度。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身处西太平洋小岛，在与当地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中，除了外貌肤色的区别外，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始终在记录与书写。他把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想法转化为文字。书中谈及许多原始部族的巫术力量、神话传说，十分有趣。不过和中国社会逻辑中的礼物相对比，西方的礼物根本出发点与中国大不相同。
C.A.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
格雷戈里的田野研究立足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着重考察在该社会内部存在并盛行的传统“礼物”与现代“商品”之间转化过程所透露出来的深层社会结构。
在他的考察中，“礼物”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动力。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礼物的交换与互惠产生个体与个体间特殊的人际关系。与此相反，商品交换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在种种交换中，格雷戈里最有趣的发现莫过于对将妇女作为礼物的特殊形式交换的考察，他还进一步把“礼物-妇女”交换分成三种类型：普遍性、限制性、延迟性。
费孝通《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的研究。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是他提出的“差序格局”，即在中国背景下，以“己”为中心，和别人组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一样投入水中，社会关系像涟漪般一圈圈推出，随着和中心距离的拉开，也变得越来越薄。
按照“差序格局”，送礼也有亲疏远近之分。乡里乡亲，厚礼薄物。俗语云“人情不抵债，头顶锅盖卖”，送出礼物实则也是送出人情，回礼成为受礼者抵消自身“人情债务”的方式。农村社会遵循互惠的交换原则。对逝者的悼念或是表达对长辈的孝敬，则遵循单向送礼原则，为的是忠孝节义的传统。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
“中国人的礼物自身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性质。不过，它被视为传达重要的精神信息——诸如关心、眷恋、道德关怀和感情联系——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因而，礼物创造出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被村民统称为人情。”
1989年到1991年间，阎云翔在黑龙江双城一个小村庄做田野调查，其中，对中国人的送礼现象及相应的送礼秩序进行详细的考究。他提出送礼的过程是“横向的关系流动——人情伦理”以及“纵向的关系流动——等级秩序”。具体来说，如果是横向礼物流动，那么礼物的性质就是由人情伦理所决定，人情伦理体系又包含三个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及情感联系。如果是纵向的礼物流动，就是要将社会看作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结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才导致不平等的礼物交换。纵向的礼物流动伴随着权力和声望的流动和分配。
杨美慧《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台湾研究者杨美慧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间的互动，认为中国的“礼品经济”和关系网络建构出一种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从资本主义、腐败、人情各个角度考察礼物与人际关系，甚至与C.A.格雷戈里显示出相似的研究旨趣，对女性在关系实践中的角色进行探讨。
书中的核心观点认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实践，名为“关系学”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纽带便由此诞生。而赠品和宴请作为一种礼物手段，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接受礼物的一方会因此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
该书的译者赵旭东明确道出礼物与关系之间的联系：“关系的维系依靠的也是这种所谓的以礼物为基础的人情往来，它是不确定的，需要有持续不断的馈赠，一种相互稳定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维系。”
(原标题：书单 过年为什么要送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