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关于“被误解的人和事”的书单，从写出《大象席地而坐》的胡波到被集体污名化的东北人，从“最危险的书”到北宋晚期的政治变化，作者不满于主流解释，于是另辟蹊径，还原出那些被误解的人事的真实面貌。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不应该被忽略，真相不在“声高”，在他们诚恳的文字中。
1.《大象席地而坐》（选自小说集《大裂》）
欣赏《大象席地而坐》，不是因为它的品相多么精致、价值多么崇高，也不只是因为作者是贝拉·塔尔的学徒，而是因为这部近乎四小时的电影表现出了彻底的拒绝的姿态，纯净的黑色感觉。
拒绝答案，拒绝生华，拒绝勉强弥合，而是把一种生活状态精准地展现出来，交给观众感受。它对部分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又与作者的气质高度吻合。
这种气质就如同这段话：“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作者之死让它走去电影节、金马奖的圣殿，然而再度思索，一想到若无导演之死，它仍会被弃之角落，便觉得没什么欣喜了。
2.《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
作者维姆·文德斯在安东尼奥尼身边像一个虔诚的学徒。这本书记录了九十年代安东尼奥尼和文德斯携手完成《云上的日子》的时光，作者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
由于作者本身对电影就有很深了解，所以这本书也涉及不少对电影拍摄、电影理论的个人看法，但日记的形式和文德斯优雅的笔触令其并不枯燥乏味。
而关于剧本、镜头和演员们的细节记录，也让读者会对这部电影和电影这门艺术有更深的理解。
当你在旅途中，或者刚刚看完一部电影，需要打发时间，不妨翻阅此书。
3.《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
躺着看完了刘岩写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作者的行文一气呵成，熟练运用文化术语又没有堆砌之感，读完让人对东北在“想象共同体”里的形象、意义及其流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这本书有六章，分别分析了赵本山、二人转、老工业基地、黑社会等文化符号的建构和想象、生产和再生产。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北（曾经）被书写为‘现代化’语境中的‘西部’”，一个符合闯关东精神的理想之地，在当时，“丰饶的边疆”、“黑土地”成为大众对整个东北的同一性定型想象。
但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尤其是世纪之交，东北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里成为前现代的典范，大众媒介对老工业基地职工的想象充满了计划习性，而这“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小农习性的隐喻式的复写”，却大大模糊了二者的区别。
“东北性”和“农民性”被混为一谈，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中展现的东北农民形象就是这种含混建构的代表。
作者指出：“通过这种修辞转换，一种以经济人理性为中心的二项对立结构得以建立，在其中，工人对分配正义和体制保障的诉求不被承认为现代公民意识，而被指认为是一种前现代的保守和依附惰性。”
4.《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
以州县管窥中国，重点分析了州县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人治思维、儒教传统和实用层面的原因，梳理了明代州县的变迁，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前后影响。
这本书对明代州县权力结构和州县官心理的分析尤为细致，读完之后，会对明代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及贪官问题有更明白的认识。
5.《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北宋晚期的新旧党争是研究中国朋党之争的重要范本，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北宋晚期日益激烈和枉顾底线的新旧党争，摧毁了士大夫阶层彼此的默契，进一步降低中央政府办事效率和政治信用，为北宋灭亡埋下隐忧。即党争误国。
但北宋晚期新旧党争的具体演进，以及元祐更化与路线转折的背景、催生因素和影响等，却需要具体论之。
而宋史研究者方诚峰的著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
“以旧眼观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观旧书，旧书皆新。”方诚峰对宋史的研究，继承了其师邓小南的治学思路，并大量研读海外宋史研究者的著作（以日本为主）。
他认为：研究政治史，需提防一种偏狭，那就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
由此，方诚峰提出：“本书不是要否定北宋晚期政治斗争的激烈性或其他政治上的困境，而是试图说明，政治分裂、腐败只是现象，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变化。”
6.《猎人笔记》
《猎人笔记》的出现，标志着屠格涅夫的文学走上新高度，他直面了俄国农奴制的根本问题，将笔尖射向地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
《猎人笔记》其实是当时屠格涅夫为革命民主杂志《现代人》所写的一系列“特写”的合集，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反映俄国社会的状况，尤其是农村的生活和阶级矛盾。
在这些特写中，《霍里和卡力内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总管》《事务所》等几篇尤为深刻，几乎就像是冰锥刺向地主阶层，体现出屠格涅夫的社会洞察力。
更出色的是，屠格涅夫的写作具有社会批判，却没有因为批判而折损文学的色泽，如作家赫尔岑所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7.《最危险的书》
这本书是对现代主义经典《尤利西斯》的出版过程的全景式描绘。
在作者凯文·伯明翰看来，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成立，必须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证明它有“革命性”？这就要看它是否对文学传统具有颠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动摇了主流文学趣味的根基。
所以，《最危险的书》才要强调《尤利西斯》及一众现代主义者抱持的“反秩序”“反经验”的态度。
现代主义反对的不只是权威，还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秩序的服从，现代主义要提炼的正是庄严秩序镇压的“不可言说之事”。
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尤利西斯》“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的良苦用心。
《尤利西斯》是一次成功且难以被超越的文学实践。在《尤利西斯》之前，诸多先锋评论家提出了“何为现代主义”，但他们苦恼的是“如何实践现代主义”。如果一边高喊现代主义，一边却还在使用传统的叙事手法，那便是现代主义的尴尬，而《尤利西斯》的横空出世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尤利西斯》引起了文化领域的一场战争——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引起守序者的警觉。
文学权威、审查部门联合正风协会的同仁们绞杀《尤利西斯》。“淫秽”犹如一把利剑，横在乔伊斯的脖颈边缘，也成为阻止《尤利西斯》出版的巨大堡垒。
这部作品可谓多灾多难。1921年，它在美国和英国遭禁，《小评论》杂志被送上法庭。到了1923年，英美当局又迅速烧毁了已出版的《尤利西斯》。
在当时的美国，“协助进口《尤利西斯》——就算仅仅一本——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
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当它被送上法庭，法官却宣判它无罪。1933年12月，在纽约的美国地区法院，伍尔西法官宣告此书并非诲淫。
《尤利西斯》的“胜利”得益于出版社的“算计”。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曾坦白：“《尤利西斯》案件”是他与律师莫里斯·恩斯特的“杰作”。
他们雇人带了本《尤利西斯》通过美国海关，当海关人员即将放行，那人故意露出《尤利西斯》，诱导海关没收。
为确保案件胜诉，贝内特·瑟夫特意摸清了法官约翰逊·伍尔西的背景、立场和审美趣味，并嘱咐律师选择伍尔西在纽约的时间提起诉讼。
果不其然，支持创作自由的伍尔西法官否定了“希克林原则”，《尤利西斯》因祸得福，从违禁小说一下子变成年度畅销书。
这是一场属于出版社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革命的光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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