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张立宪倾情推荐★作者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当农民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我们终将诗意的栖居，这是可能到来的美好
本书简介：
作者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在青山绿水间，一个乡村，能将自己的粮食，蔬菜，水果，有保障的进入它该有的商品渠道，农人也是商人。在乡间喝茶的农人，在他城市的客户眼中是个有个人品牌的商人……当农民是生活的创造者与享有者,而不只是承受者，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沉默的，是积极参与的……当现代化科技与传统乡村生活结合，与土地细水长流，人们终将收获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的生活。
作者简介：
绿妖：现居北京，做过工人、时尚媒体编辑、电台主持人等。出版有散文集《我们的主题曲》、随笔《沉默也会歌唱》、小说集《阑珊记》、长篇小说《北京小兽》《少女哪吒》。
目录：
序一001
序二009
果蔬，不仅仅是食物
在土地上绣花006
果园不要荒034
休闲农业：触摸食物的生长042
种丝瓜的出租车司机053
青年归乡做农民061
台湾乡下的日常069
001
阡陌行，现代社会的农民团体
农会：民间组织的职能171
四健会：让孩子感受农业的乐趣196
市里来的人204
杨儒门和248市集212序一001序二009果蔬，不仅仅是食物在土地上绣花006果园不要荒034休闲农业：触摸食物的生长042种丝瓜的出租车司机053青年归乡做农民061台湾乡下的日常069001阡陌行，现代社会的农民团体农会：民间组织的职能171四健会：让孩子感受农业的乐趣196市里来的人204杨儒门和248市集212主妇成联盟：找安全的食物229跋265前言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台南、台东，绕了一个圆圈，拜访相关的民间团体、社区大学和知识分子，了解那里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一些情况。
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
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 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台南、台东，绕了一个圆圈，拜访相关的民间团体、社区大学和知识分子，了解那里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一些情况。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大道公啊，今天从大陆来了一批客人。希望你能保佑他们，让他们健康，行程顺利。”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村里的老农在庙门口给我们表演他们祭典时的节目。其中一位老人，行动已经有点迟缓，他温柔缓慢地跳着，表情甜蜜，好像在向“大道公”展示着他的情感和爱。庙里有学电脑的、聊天的，各行其是，一名精神似乎看起来有问题的青年一直在庙里跑来跑去，神情激动、兴奋，但他们都很安稳，这是他们的家，是自古以来的公共精神空间和生活场所。“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再转换。这一文化方式的恢复也是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们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一过程，既有发掘、拓展，也有审视、加强、清除。在台中一个农机维修的课程里，我遇到一位高大时尚的年轻人，他一直认真倾听，询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我们心中的农民。课后那个年轻人给我讲，他是一名“新农”，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租了十几亩地，真正以种地为生。在美浓，我们访问了音乐家林生祥先生，我在北京曾听过他的音乐会，非常喜欢他的现代民谣式旋律和温柔质朴的歌声。林生祥平时就住在美浓。他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返乡青年”，他就是美浓的一分子。最初的他喜欢摇滚音乐、重金属，在一次美浓的庙会上，他被自己的乡亲轰下了台，这对他刺激非常大。他开始想，他和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他想起从小在丧礼上听到的哭歌、在庙会上看到的戏剧，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啊。他走访一些音乐老人，重新拾起几乎失传的传统乐器—月琴，以美浓客家传统音乐作为自己音乐的根基，同时，也收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之中，最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民谣体。他越来越自由，感觉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这里的土地、气候，与每一处的细节都是自然应合的。我知道我用了什么元素，那就在我的血液里。”林生祥拿着吉他，唱了一首新歌《母亲》—他的忠实搭档钟永丰为老母亲写的一首诗，他谱曲。他闭着眼睛，轻拨慢唱，歌声悠长，仿佛在温柔地向这片大地，向自己的母亲倾诉心中的爱。美浓的傍晚，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远处苍翠的青山连绵，壮丽的晚霞铺排在天空和山脉的连接处，灰蓝、火红交织在一起，绿色的稻田、长长的石桥、各种野生的茂密的植物。美浓是自在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建筑大型水库，他们爱他们的家，爱美浓的天空和大地。我喜欢台湾的那份安静和内在的生机勃勃，喜欢他们做事的诚恳和对生活的认知。在乡村，有空寂、萧条，有迁移、衰败，也有矛盾、博弈，但同时，似乎还有新的力量在诞生，在成长。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并且，也有渠道参与到一种建构中，这让人激动、兴奋。 今天，阅读绿妖的这部书稿，在台湾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一种从冬天的僵土中重新破土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感觉。阳光、空气、水、灰尘，每一种植物，每一个微生物，都加入到这力量的催生中，组成一首大型交响曲。每一元素都在为自己而歌唱，因为，最终，这首交响乐是自己的，你得自己为它的音色、基调负责。农民在为自己的命运发言！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做事，不是为别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造者，而不只是承受者。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里”，而不是“生活在别处”。这些忙碌的农民经常开会，他们要讨论争取市里的补贴，讨论怎么样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寻找市场，讨论如何和资本做斗争，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利非常坚持，他们不认命，他们要抗争。当那些政治家、大商人或某些机构试图盘算他们时，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更好。生活是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自然，土地就也是自己的，山川、河流、植物也都是自己的。在台南，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他们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由妇女、学童、退休老人组成，定期沿着河道检查各地的入水口。一旦发现有化学污染或其他污染，就竖下牌子，追踪溯源，找到哪一家工厂，哪一间手工作坊。这些行动，没有任何费用，都是自主自愿。为什么？因为这河流是你自己的！你不管它，谁来管它？我们看到绿妖在文中描述的那位骄傲于自己是个手艺人的刘胜雄，穿着印有“新社农会”的T恤，在自己的一甲地（相当于大陆14.5亩）里，精耕细作。他坚持用传统的耕作方法种植有机农作物，研发各种有机农作物耕种的方法，施肥、挡鸟、除草，也学习使用“教授给的方法”去轮作。更重要的是，他也积极学习，加入“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每年参加培训，他还是“农事研究班”的班长，研究产销，和官方、商家谈判。七十八岁的刘陈昭亭，有基本够生活的退休金，依然守着她的五分多地，勤恳地种着笔柿、枇杷、芭乐，她坚持有机种植，因此她的货要卖给“主妇联盟”。还有王连华、陈燕卿们，他们种着自己的米，却也是商人，一方面严格监控自己的产品，一方面主动和社会各个层面联系，寻找更好更多的销售渠道。同时，他们还是乡村社会的组织者，他们以一种集体力量加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多元性和均衡性。在生产方面，“有机”不只有严格的管理，并且，几乎是一条道德律令，农民都愿意在“有机”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需要大的社会层面认知“有机”，愿意为“有机”付钱，另一方面，它无形中延续了几千年以来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模式，也是对一种文明形态的保存。在这一层面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农民的互相推动就变得非常必要。绿妖在文中详细叙写了台湾“主妇联盟”的诞生、目的、所面临的困难及自我调整，也让我们看到台湾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责任心的形成和互相的关系。一个好的社会模式并非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整个社会组织间处于一种有机的运动状态，相互之间根据彼此的需要和问题的显现而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台湾当局、知识分子、财团，还是农民，他们之间都有对话的可能，既是博弈，也是成长。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台湾当局所扮演的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绿妖在文中并不避讳大资本对农民的虎视眈眈，也不避讳台湾政治对农民的压抑，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又加速了农村的式微，这是一个无法扭转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当局、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彼此互动中寻找新的，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够可持续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形态。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 理想的生活，是更公平的关系，更繁茂、健康的自然，更有利于人性生长的社会空间。农民仍有迷茫，地方政府、企业家和那些资本的攫取者，仍然无孔不入，但是，有这些“在地”的卫士，有这样相对宽松且具有生长性的制度，那么，理想的生活，总会更接近些。读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很难不为文中这生机勃勃、这自信、这份爱而感染。虽然社会仍然芜杂，乡村还在衰败，但是，如果有这份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形成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支撑，从这一衰败的肌体里面，或者还可能开放出更有韧性，更有个性，并且包含了更健康的未来的花朵来。小女子干大事。绿妖文弱，身体里驻扎着一颗文艺青年的心。文艺青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面，成为矫情、苍白、可笑、不切实际的象征。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文艺气质，这样的理想主义，才使得绿妖能够超越身体的弱小，走入到大地，实实在在去看见、考察大地生活内部的运作和肌理。并且，一针一脚、朴素地为我们呈现出来。这本书，在大陆，谁需要看？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农民？我想，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看。它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还可以这样做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一位社会中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这样行动，这样使自己更充分。“民主”“自我”“文明”，这些并非是宏大不可及的话题，而是细小而微到我们的每一次吵架，我们吃的每一粒水果，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河流。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而农民、植物、山川，不只是某一元素，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是生命的渴念之地：大地劳作、生长颓败、四季运动、花开花落、星辰灿烂。★“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甚至全世界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现在这种环境下，传统农业怎么转型，传统农民怎么自处，农产品如何流通，有了全球化、新的农业技术之后，农民何去何从，这些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不管你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张立宪★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梁鸿果蔬，不仅仅是食物说到果蔬，台湾“先天不足”：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潮湿，是病菌、虫害的天然温床，不喷农药，农作物很难种得好。而上世纪爆发的癌症潮促使人们反思农药弊端，台湾加强农药管理，在“卖得好”与食品安全之间，常年持续无声战争。还有台风豪雨。七月葡萄、高接梨、荔枝、芒果，八月文旦柚、苦瓜，正逢台风上岸，产量扫掉三分之一也是常有。果农称套袋还在，水果已被刮落叫“上吊”，无奈又戏谑；日趋恶劣的“极端天气”，对白领来说只是概念，靠天吃饭的农民，却比任何环保组织都更晓得它的厉害，新社头柜是枇杷产区，近年，因天气缘故，枇杷不开花，有果农减产三分之一，后果堪比台风。台风，当局有灾损补助，而别的“极端天气”没有。同时，台湾农业常有“逆天”之举。比如，克服高温，在亚热带种出高品质的温带梨，高接梨因此成为台湾水果业之骄傲。但它每一步骤都需人工介入，成本高昂。所谓“逆天”，是“先天不足”之下，台湾小农为提高竞争力，以技术创新对自然特征的不断突破。它提升蔬果品质，也加重成本。1979年苹果开放进口，台湾苹果一败涂地，果园纷纷改种其他作物或任其荒芜。加入WTO后，面临全球化竞争，一面是农业价格更低的对手如大陆，一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大型农企业，小农经济的台湾“两线作战”，陷入困境。1外销市场，农产品成本高昂，出口不利；本土消费，因台湾面积狭小，物价易受波动，供应稍多即跌，略少就涨。菜农和果农，因其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特征，最容易遭受冲击。菜农的口头禅是“菜土菜金”—俏时像黄金，跌后如烂泥。果农笑道：“台湾有两个丰收，一个‘风收’，一个丰收。”把丰收与台风并列，丰收中包括焦虑。台中市新社区是台湾重要的温带水果产区，按当地“乔木咖啡”老板乔德华的说法，由于新社的农业地位，以及“种苗改良繁殖场”在此，来考察农业，“只要稍微懂得台湾农业，来台湾不是跑台北高雄，新社要到的”。新社农业以水果香菇为主，特产有葡萄、杨桃、高接梨、枇杷、香菇、花卉等。2013年7月至8月，我在新社随机采访了十几位果农菜农，年龄从三十岁到七十八岁，所种从高经济作物如香菇、葡萄、高接梨、枇杷到廉价的百香果、丝瓜，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无财团背景的个体农民，是标准台湾特色的“小农经济”。他们面对的问题、苦恼与喜悦,也因此有了更强的代表性。
在土地上绣花 刘胜雄穿耀眼的橙黄色T恤，胸前印着“新社农会”四个字，稀疏的灰白色头发，脸上是农人特有的黝黑。精力充沛，爱笑能说，是极佳的采访对象。他有长年累月做一件事，并且知道自己做得好的手艺人的骄傲。所以可以不夸张、不矫饰，却异常生动地讲述农活中的每一道工序，因为他都懂。他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并以此为荣。说到农业技术的心得，他睐一睐眼：“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那一瞬间，他脸上闪过压抑不住的、只能以“顾盼自雄”来形容的神情。还有，讲自己在中兴大学上课，学农业知识，若发现老师还不如自己高明—压抑不住的骄傲，再次一闪而过。他知道自己做得好，比教授摸过更多蔬菜、沾过更多泥巴、赔过更多血汗钱。他对农业技术的每一步掌握，都是身体力行，在太阳之下、土地之上，学习而得。他爱用宏观大词，比如“我都是策略失败的了”，说的是因防虫不力，去年整块苦瓜地都送给果蝇吃。宏观地概括他的状态，大概是：以前试图种植有机蔬菜，如今想转型，遂“抓住机会”，购入农业改良场（以下简称农改场）培育的一款桃子新品种。采访多了，有了比较，发现他种的都是最难种、也是最贵的：苦瓜、辣椒、枇杷、桃子。他不像有的农民，依习惯耕种，今年与十年前所种并无不同。身为一个有十几年生产经验的产销班的班长，一直作为“核心”“骨干”“专业”农民，挺过残酷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台湾如今仅剩的百分之五的农业人口中更为金贵、罕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专业农户，无时无刻不经受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竞争，这激烈的农业现代化在他身上的表现之一，是对价格的异常敏感。从菜地出来，路边有一棵笔柿，他指着它，神情鄙夷：这个东西，它怕果蝇，要套两次袋！最后又要用一个盒子装，一盒三颗，才十几块钱。套两次袋啊。哪像种桃子，你只要栽下去就OK。他喜欢旅游，去桂林花了一万三，三峡四五万。农忙时候是不能玩的，他会告诉旅行团，他的时间点—通常是春节前后，虽然贵一些—哪里他还没去过。旅行社开团，他的时间又能配合，抓起钱就走。张家界是和妻子一起去，用去七八万。吴哥窟两个人花了三四万。因为要给女儿看孩子，妻子其实很少出去玩。现在，她的脚有伤，不能长途旅行，刘胜雄遗憾地责备她：你总是顾虑别人……他去过张家界、桂林、昆明、丽江、大理、武夷山、三峡、九寨沟、吴哥窟、越南河内，花在旅游上的几十万，都是他一粒枇杷一根苦瓜挣出来的。从重庆下三峡，船上的人都在打麻将，“我花钱去，我要看哪”，他一心一意地看风景，并敏锐地注意到两岸陡坡上，庄稼种得密密麻麻。在越南下龙湾，他买了粒牛奶果吃，觉得好吃，洗净种子，塑料袋包起，偷偷裹入袜子装箱托运回台湾，过程犹如贩毒。这本能，比什么都更说明他的农民身份：发现品种，留下种子，种下去，等它开花，等它结果。 种有机蔬菜很难当地人推荐刘胜雄的理由是，“他在种有机蔬菜”。“有机？不好做。不敢做。”见到本人，一问直摆手。“不能打药，虫子怎么办？细菌怎么办？台湾不像大陆干燥，湿度决定会有虫子细菌。探索了几年，不是很合适。”在菜地，他眼疾手快地挑出濒死的，逐个拔起，拔一根唉一声，肉痛。这样高温天气最容易生菌，冬天就不会。而台湾偏偏有着漫长的夏天。“所以，有机你怎么做？”刘胜雄的家是典型的台湾三合院，客厅不大，屋里水泥抹地，四壁石灰涂白。窗户上方，是他购自大陆的水粉画：一家农户，黑瓦白墙，掩映桃树之间，桃花灼灼，染到之处都在发光。这传统而优美的意境，大概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园。院里停三辆汽车，分别是三菱、丰田，还有一辆看不清牌子。看到我惊讶，他立刻说：还有一辆停在另一边。有种孩子气的炫耀。之前听当地农会农事指导员刘丽惠介绍，台湾农户机动车普及率很高，两三台很常见。大部分农户都会有一辆轿车，一辆货车。一辆轿车至少六十万，相当于中等农户一年的家庭收入。当时还觉夸张。查资料，台湾机车及汽车普及率，农家都比非农家高。2当然这和乡下公共交通不发达，没有机动车出行困难有很大关系。他上山种地时，骑一辆摩托车，像少年一样逞强，会一直骑到高处。但说到“有机”，他立刻表现出专业性，他知道，并非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就是有机，要通过验证才可以。而且，“我都是策略失败的了”，但如果你坚持，他可以一样一样告诉你，他成功及失败的经验。豌豆，容易生白粉病。“我用葵花油加萨拉脱（台湾最常见的洗洁精），因为葵花油要用萨拉脱分解，才能溶于水，若冬天种，过年后二三月，白粉病最旺。用这个打，打一两次即可采收。豌豆被油包裹，病毒就不容易发生。”在这个例子中，有机的成本更便宜，二百斤的葵花油，比二百斤的液体农药便宜一百块。四季豆较棘手。蓟马一吃，豆会变红。最好是快开花时，打农药消毒一次。可是，“现在人很奇怪，喜欢吃像铅笔尖那么细的，农友隔两天没摘，价钱就不一样了。”怕豆角长大，一些农友顾不得农药安全期，打完药就摘，所以四季豆常常验出农药。但这种不符合规定的蔬菜，农友不敢卖到果菜市场，而是走传统市场，“像你们到夜市吃盐酥鸡，他有油炸四季豆，你会想到农药吗？”然后下结论：四季豆没办法做有机了。小黄瓜，有露菌病，刘胜雄去问当地农改场：小黄瓜一天收两次，你怎么打农药？它最无毒的也要放三天释放毒性。三天，小黄瓜变老黄瓜，谁还要！知识员送他几瓶亚磷酸。亚磷酸是台湾农业试验所（以下简称农试所）近年来研发的三种非农药防治方法之一。它能刺激寄主植物启动防御系统，产生抗生物质。被植物吸收后，代谢成磷酸，成为植物主要肥料之一。可替代一般之化学（农药）防治方法，对人、畜无毒性，不会造成环境污染。3他今年买了两桶，只用掉一桶，一桶一百块，包括宅配费，送到地头，再方便不过。至于虫害，小黄瓜被虫吃也就是几棵，所以吃就吃了。尽量不打药。说到葡萄，他只是一句话：不敢种，农药太多了。正是苦瓜采收期，去年种苦瓜，防虫不力，没开花就被叮掉，实在抢不过，整块地索性送给果蝇吃。去年用的是诱蝇剂，释放出类似母果蝇的荷尔蒙，公蝇会跑过去。“策略就错了。诱蝇剂吊在果树上，不是把果蝇都吸引过来了吗？”今年，他采用黄色光谱诱捕技术，在园子外围做了道防线：剪一条白色化肥袋，绑树上，喷上黏性芳香剂—他拿出一罐“稳黏”示范，喷在纸上是鲜艳的黄色。果蝇扑上去就被粘住。化肥袋最好用白色，跟黄色对比更明显。果园周围多绑几条。喷完，第二天检查，如果黏满了蚊虫，说明果园蚊虫多，要勤快喷。若很少，也别乱喷。这一罐三百块。喷稳黏，是别的农友的经验，“我还想买香料，加重它的香味。”有了这道黄色防线，今年苦瓜终于蝇口夺食。他还在调整产业方向。他说，再一两年后，就不种蔬菜了。种蔬菜真的很辛苦。在所有的成本中，防虫网是最贵的。他的网有六米高，是“9·21”地震后弄的，连工钱花了十三万。纤维开始老化，他计划换新的。肥料也很贵。瓜果吊上枝，根茎要有力，肥料必须跟上。有机肥很好，但也贵。他自己在菜园发酵有机肥。圆圆的两大缸，一缸是石灰和冰醋酸，做成生物钙。一缸是黄豆粉、糖蜜。他讪讪地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它臭掉了。但我还是要把它用掉。 在土地上绣花 “我有一甲地。自己种，种到哪里算到哪里。年纪大了，种得比较粗放。”一甲地，分成两块。山下平地，种辣椒、茄子、豆角、枇杷和桃子，山上坡地，种苦瓜、枇杷。山下菜地入口有棚子，晾着几件T恤。下地前，换长筒胶鞋，束宽腰带，挂工具包。棚子深处，是那两缸有机肥，发酵成功的有机肥是蒸馒头的香味，失败的则极臭，被下午地表温度一蒸，更惊心动魄。地上蚂蚁成群。他一指蚂蚁：这个叮人很疼。如果我们没有穿胶鞋，它们立刻就爬到脚上。意外地，他的菜地上，乍一看杂草丛生。“因为教授说，田里的草不用太去拔它。”草根生下去，土地有空隙，农作物的根部有氧气，才会长得旺。又比如现在太阳很烈，假使你除草除得干干净净，土壤会很干。现在有草覆盖，水分不易挥发，土壤就湿湿的。而化肥里的硫，也能被它吸收掉—他去年才开始在大学里上课，现学现用，今年就用上了。而在传统观念里，地里有杂草，是不勤快的标志。这里像黄药师的阵。上下有麻绳网，高处还有防鸟网。防鸟网用来防止鸟、果蝇、蜜蜂飞入叮咬。齐人头高的麻绳网是挂小黄瓜的。略高于脚踝的网，是番茄辣椒网，帮助它们支撑自己的果实，也防止被台风吹掉。网横向四列，每隔两米田畦两侧有铁棍，外行眼中的一团乱麻，被他拎起一抖，立刻铺成规规矩矩的四方格，驯服地套在铁棍上。他实行农改场推广的“轮作”：比如去年我种辣椒，今年我再种，就是连种了。它的菌都在土中，你再种同科植物，还是会死。轮作是，今年不再种茄科。他一边介绍一边忧心忡忡地拔去染菌辣椒苗。刚开始还安慰自己：下次上课，拿株死苗给教授看看，是什么缘故。后来他叹气，给专家看也没用，有种炭疽病，高温、下雨后，常常这样。这种季节，西北雨来的话，死亡率就很高。不是不知道原因，但病因是台湾夏季的高温多雨—几乎无解。买了四百株辣椒苗，看势头不好，又买一千株，死一棵，补两棵，跟死亡赛跑。干嘛一定要种辣椒？种点更容易的不好吗？他又高兴起来，“辣椒你碰到的话，假使每斤一百块的话，一次采两百公斤，你看那是多少钱。”他种的是最贵的菜，干的是最难的活。夏季时，比辣椒还贵的只有番茄，一斤可以卖到两三百元。番茄原产中南美洲，高海拔干燥凉爽之地，台湾适合在九月份播种，如果反季节种植，夏天时死亡率惊人。物以稀为贵。有教授或专家反季节种植，并予以推广。种番茄需搭网，一分地一百多万，年轻农民可有一半补助，条件是至少做满五年。刘胜雄七十岁，儿子不务农，不够条件。但他傲气道：也不一定赚。如果数量多，也卖不上价。涉及农活，他真是一丝一毫也不肯示弱。高架上爬着蒲瓜，这东西皮实，不怎么需要肥料，只要摘心会一直长，夏天爬满架子，为辣椒遮阳挡风。如果它能挺过台风，一株结的瓜能卖到两万块。跟台风对赌的秘密在于，它不需要本钱。别的蔬菜都不适合拿来赌，万一刮残，血本无归。他在上面种两株，又在盆里种了几株苗，“长长短短地种”，形成一个生长梯队，高处的被打掉，还有小的预备着。台湾农民，台风不离嘴。奇怪的是，谈起它，他们倒很少痛心疾首，偶尔还有一种—简直喜形于色的表情。刘胜雄便对台风寄予厚望，“台湾就是有一个台风来，就好像说，平衡一些就对了。”因为台风走后，蔬果价格飙升。痛快后他们也自嘲：贵是贵了，可我也没剩多少。但对于长期在市场上处于被动、弱势的农民，台风过后的价格上扬，似乎不仅是涨价的问题，还有一点点自尊心的奇特满足。像许多农民，刘胜雄的菜地里也辟出一块，种自家吃的菜。豆角被蓟马咬过，掰开里面红红的。茄子被白蜘蛛吃过。这些在果菜市场，都属于判了死刑的。他自己吃，不操心卖相。有时候，农民打药，是被消费市场所迫。当然，这和他的销售渠道有关。他走的是果菜批发市场，传统大众渠道。而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有机农作物销售渠道，凝聚对食物安全要求更高的消费者。这种渠道，首先会给予消费者有机教育，比如，有机农作物会有虫眼，会比较丑陋，如下文会提到的“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台湾许多农民喜欢在丝瓜上面种苦瓜。先种丝瓜，苦瓜苗嫁接其上，过一段，剪去苦瓜苗，用丝瓜根茎的力量往上长。丝瓜根有力，输送营养更通畅。下面若有细菌，苦瓜在上面，也不会感染。他说，像我们的桃子，一定要用苦桃。它的口感不好，但它适应这边的地质，根部有力。上面再嫁接甜桃。苦瓜刚一结果，就要套袋，以免被果蝇叮。且从小套袋，采摘后异常洁白，卖价也会更好。台湾果园，稍有价值的果类都会被套袋。所有果农的仓库里都放着成箱套袋，牛皮纸黄，里面黑色。脏脏破破的是去年用过，今年重复用的。套袋只能用两年，到第三年被风雨侵蚀，纤维变薄变脆，很容易被小鸟啄穿，只要一口，留一个疤，就卖不出好价钱。一个袋子一块钱。去年刘胜雄的产销班被农会评了六十多分，得到六千块。买套袋，班员分。果园里，种着去年买的“春风”。“春风”是新社“种苗繁殖场”刚刚培育成的桃子新品种，一棵两百五，他买了二十棵。说到这里，他面露狡黠之色：新品种太贵了。回来我自己嫁接，一共种了五六十棵。一棵不买也不行，你说自己种的是新品种，口说无凭。现在我手里有繁殖场发的培养证。台湾有种69号桃子，个头大，口感不好。“春风”是它的改良版，个头又大，口感又好。最重要的是，它比别的桃子早熟。刘胜雄面色凝重：“我去读书，就是为了这个品种。我早十二天。等我收完你才开始，我钱已经赚到了。”—这可真的是，农业最核心的机密。像盼女儿出嫁的母亲早早准备嫁妆，明年才能采收的“春风”，已经提上销售日程：这次可以不给果菜公司，而是装礼盒，寄给卖高级货的水果店。礼盒里垫海绵，桃子用黄色绸缎包裹，一盒能卖到两三百……一边说，一边手脚不停。有一根树枝高过了他原本选的主枝，他要把这根拉下来，让最强壮的那根仍旧做主枝。“你别管你别管。”绑起要压低的树枝，还要荡一荡（硬拉会弄伤它），如抱婴儿，拉一拉，荡一荡，原本枝繁叶茂的树枝，被轻手轻脚一拉到地—不让我帮忙，除了敬我是客，不要弄脏衣服，也是怕鲁莽的城里人硬拽，折了树枝。看到这一套不逊于绣花的精耕细作，会更深体会台湾农业这八字：小农经济，精致农业。小小方阵，技术密度之大，犹如天罗地网。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靳晋在其著作《台湾农业发展及其科学技术》中写道，台湾农业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大农场制，“而是针对中国的传统小农制度的特征，走出一条小型的‘精致农业’技术路线，并将传统农业制度中的优势与现代投入结合起来，进行了成功的技术改造。”—深究会发现，台湾并非不想采用大农场制。1953年台湾土改后，形成的极端平均的小农经济，很快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瓶颈，多年来的农业政策，均围绕它做调整，但卖地的人会被视为败家子，农民卖地意愿不高。是以，台湾农民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始终在一公顷上下浮动，多种政策调整均未突破小农格局。所谓“精致农业”，是在尊重私人产权前提下，无可奈何地保留瓶颈，向其他方向努力突破的结果。1984年，“台湾省主席”邱创焕提出“精致农业”，如今成为台湾农业特色泛称。简要来说，其核心是发展技术与资金密集农业、由重视产量转为提升品质、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观光休闲农业等。在农用土地被工商业不断挤占之下，力求增加单位农地生产价值及附加值，由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逐步转变为多元化农业。资金密集，农业配套的贷款政策，可参见菇农江明勋的故事；技术方面，推行农业机械化、品种改良、健全农产品共同运销制度；积极辅导共同、委托经营，扩大农场经营规模等。同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教育。稻作最先完成机械化，如今种田，变成“白米炸弹客”杨儒门形容的“种田很简单，你只用一根手指头把水打开”，其余整田、插秧、收割都是打电话叫代耕者来。高粱、玉米、蔬菜也都实现不同程度机械化；引种育种，是增加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如今大量生产的洋葱、香蕉、凤梨、洋菇等，都是自岛外引种，“凤梨酥”还变成台湾最热门伴手礼。而刘胜雄寄予厚望的“春风”，是新社“种苗繁殖场”改良自69号桃树品种。为稻农陈燕卿赢得“十大经典好米”的，是桃园区农改场2004年推出的“桃园3号”香米品种。育种成功后，农改场会通过农会，召集农民开“发布会”，并以产销班为单位大力推广，包括试种期购买优惠，售货后还伴之以技术辅导等手段。另外，有机农业兴起，不用农药和杀虫剂来防治虫害，成了重要课题。1997年，苗栗农改场在原本是台湾蚕丝试验所的大湖分场，成立“天敌繁殖工作站”，培育繁殖天敌，如草蛉、椿象、瓢虫等，提供给农民，用来对付害虫。攻克尖端技术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尖端理论服务于最基层农民。这得益于台湾的农业推广体系。台湾农业推广体系以各地农改场为中心，结合九所农学院校与六家农业试验所的技术力量，提供推广教材，或直接开办观摩教学；行政上，由“农委会—省农林厅—县市农业局—乡镇公所”负责，交由各级农会执行。基层农民最熟悉的技术单位是农改场及农试所。九个农改场，七个是“辖区场”，顾名思义，有自己辖区。再细分，每名技术人员分配有责任区，跟自己区内农民联系紧密。新社的农改场是专业场，负责种苗培育，及建立种原资料库，保存原生种的种子。但与农民的连接仍然紧密。比如育种成功，会及时向育苗公司进行“技术转移”，使其尽快普及，惠及农民。也会通过农会，办系列讲习班，讲解肥料农药操作等。刘胜雄的亚磷酸即获赠于此。农试所与农民也关系密切。新社的大部分菇农，都认识农试所的博士，因后者常来给他们解决问题。按产业设置，台湾设有农业、林业、水产、畜产等六个农试所，重点工作是优良品种选育、种植养殖技术研究、病虫害防治研究等。以“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为例，农业局进行的田间抽检，标本都是送到该所。同时，它也面向民间，是许多私人组织，如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主妇联盟”等团体的检验单位。每次检验，费用约四千五百元。但陈燕卿是当地农改场辅导对象，可免费—不仅是生产技术的支持，还包括便捷低廉的检验单位作为整个环节的配套服务。台湾的农业推广是一个立体结构，多个单元可相互流通。农民可以主动寻找，通过产销班、农会、农改场、农试所、各种民间协会、就近大学如中兴大学，寻找帮助；反过来，新技术也通过产销班例会、讲习班等形式普及，并印成免费赠阅农会会员的《农情月刊》或《丰年》等印刷品推广。具体以肥料使用调整为例。台湾的化肥用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峰。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酸化、地力衰退，还污染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水资源及生态体系。反思共识，是减少化肥。但，养成依赖的土壤，对化肥需求只会越来越多，减量，会不会减产？这是农民最大心病。农改场针对不同作物，推出一系列实验，证明合理施肥，不会减产。如台中区农改场2012年6月8日在彰化县永靖乡办理的苦瓜合理化施肥示范成果观摩会，展示以农民惯用肥量种一组苦瓜，另种一组“减肥苦瓜”，先诊断土壤，针对土壤磷及钾含量低，在基肥与追肥部分适量补充，为确保肥力有效，采取“少量多餐”，分多次追肥，并掩埋覆土以免流失。实验结果显示，产量相同的情况下，减肥苦瓜少用百分之六十七的化肥，每公顷约可节省三万五千零九十五元成本。4减化肥，但是增加技术投入。近几年，各区农改场免费提供土壤肥力与作物营养诊断服务，检测对象包括土壤、植物体、灌溉水、肥料等，农民可快递样品，也可请农会农事指导员代送，约两周后可获得检测报告，内容包括土壤改良及施肥建议，亦可通过农改场网站查询结果。农民有施肥等问题，也可电话咨询，若是土壤问题，由土壤肥料研究室解答。若为病虫害，则转送植物保护研究室。栽培问题，则送作物改良科。设在各地农改场的“农民学院”（参见稻农王连华的故事），进一步促进“专家—农民”的直接交流。农友也各有奇招。高接梨是东势农民张榕生嫁接日本梨穗于横山梨上，于亚热带的台湾生产出品质优良的温带梨。在他之前，台湾桃农，在本地的苦桃母株上，嫁接日本水蜜桃花苞，种出甜桃。产销班中农友们的讨论、产销班的相互观摩，令每一滴创想都汇入群体智慧的河流，汩汩流淌，灌溉四方。 农友之间的陪伴 刘胜雄的农业知识约来自四个渠道：身体力行、农改场、中兴大学的教授、其他农友。中兴大学在日据时代建立，最初是“农林专门学校”，后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农林类大学。从去年开始，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听课。之前是自己摸索，现在发现，听课也有好处，“他们比较专业。它提前会发通知单，哪天是什么课，假使跟我有关系，比如讲桃子枇杷，我就去。一个月有一天，即使不是会员也可以去听。还管饭呢。”针对农民的教育，需要特别通俗易懂吗？并不！农民自己是行家，一点即通。农作物有病变，就拿去给教授看，“他讲给你听。讲归讲了，有一些跟实际的不一样，我们就说，诶，这个，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的比他好，我就不听他了。老师不是所有的都知道，也是农民的经验告诉他的。”农业技术来自经验，来自大量重复所得，比如培育一个新品种，实验的人要在各种环境都种一种，最后看哪种环境长得最好，哪里的环境不适合。最终汇集报告，和农民交流。在这经验即权威之地，农民谈起专家，既有对知识的推崇与尊重，又有提起同行的随随便便与漫不经心。上大学需要什么手续？学费贵不贵？他加入一个协会，“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一年会费一千五（刘胜雄四十公斤蔬菜的价钱），会员可免费听课。另外，农改场新品种培育成功，要做发布会，由农会通知农民。身为新社果蔬第二十二产销班班长，刘胜雄每场都到。说到产销班，他用的是另一个词，“研究班”。“农事研究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会辅导农民成立的农事小组。八十年代，改为“共同经营班”，九十年代，统一为“产销班”。刘胜雄的这一句“研究班”，透露出的信息沧海桑田。他这班已有一二十年，前班长去世后，时任书记的刘胜雄接任。如今，他七十岁，对班活动不再如年轻人般热衷。产销班，每年农会都要打分，每两年市里农业局也要评比，每种打分都有奖金。“今年我都不想做了，还是打了六十几分。农会有六千块给你。这个钱，大家去玩。假使有七十分，钱就比较多。买有机肥料，市里一公斤还会补助一块五。”六十多分，不算高。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新社头柜枇杷产销班，能拿到九十多分。看得出，越年轻，分数越高。不由想到某农会员工说：香菇、花卉班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大学毕业，他们的产销班多有活力！你进去就会觉得，台湾农业有望了。但如果是参加果蔬产销班，你就觉得，哦！在新社的众多果蔬班中，六十多岁，算是年轻的。刘胜雄的产销班有二十多位班员，真正做农的不到一半，另一半是什么人？“老了，没有地方玩。参加产销班，可以一起去玩。因为我们一年一定会出去一次，大家开会决定去哪儿。你一个人怎么租大巴？”去年，他们去了慈湖、大溪、客家文化馆。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在一些“归农”论坛，年轻人们讨论操作可行性：如何买地、学习技术、销售，其中，得票率很高的一条是：参加当地一个好的产销班。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快速融入当地，学到必需技术的有效途径。但对于老农来说，技术交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大半辈子都在其中度过的组织，在他们无力种地之后，还将继续接纳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出去玩。这种持久的陪伴，是亲情之外、土地之外，农村给予农民的第三重亲密连接。归根到底，一个能够长久陪伴的故乡，才会有归属感。叶落归根，如果没有“根”，又归向何处呢？ 一根完美的苦瓜每天傍晚，新社许多人家的门口都会摆出若干纸箱。箱子是新的，支棱挺括。箱面是印刷好的格式，收货人、出货人都已填好。再晚些，会有人来收。箱中是刚摘下的作物。若是寄给行口，比如刘胜雄的苦瓜，收货的会是某个物流公司。农户和物流的关系，可参照淘宝卖家和快递公司的合作：无须每天打电话，快递员固定时段上门，看你要不要发货；若是走“共同运销”，则是农会的面包车来收货，同一时刻，新社跑着好几辆这样的小车，最后，几辆车的农产品集中装入一辆大卡车，连夜行驶，正赶上翌日清晨果菜公司的拍卖，由农民自己选择去哪个市场。大部分水果蔬菜交易集中在台北“一市”、“二市”、“三重”批发市场。当日大部分农作物的最高、最低、平均价、涨跌和交易量，都会及时在网上、电视及报纸公布，农民可尽快获得行情，作为出货之参考。资讯的透明，也对盘商形成制衡。这是新社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像每日下午，街道上升起的蒸馒头的香味一样。农民自己可以不在现场。发货单填着农户的代号、账号，走“共同运销”拍卖后，扣除运费、百分之三手续费，钱自动打入农民的农会账号。上网输入代号，能查到应得货款；如果是寄给行口，行口卖给零售商后，扣除运费、百分之十的佣金，剩下的打到你的户头。运费纸箱，通常占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卖一千块钱，农民能拿到约八百元。运输销售系统的普及与便利，使大部分农民不用担心农作物会烂在地里。同时也有些农民，在开发利润更高的通路。比如网络直销。农民口中的“果菜公司”“果菜拍卖市场”，正式名称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它拥有最大的两个果菜批发市场“一市”、“二市”，中心为拍卖市场，周围是行口，拍卖与零售是两个渠道。行口面向零售商，租柜台并归果菜公司管理。台湾面积小，物价易受波动。全台蔬果多数集中在“一市”“二市”，尤易造成价格大跌。相对于巨无霸式拍卖市场，小规模的行口价格相对稳定。是以，每个农民都会有若干个固定合作的行口，或盘商。“农友没有交情，很难相处。”做“248农学市集”的杨儒门说，假如农民不信任你，任你说破天，给钱也不卖。同时，台湾农业早已市场化，农民对价格非常敏感，家中世代务农的刘昌炀回忆童年：“常看我爸爸和叔叔们讨论价钱是否好，要不要换盘商，但我们不会去问盘商，批发出去的价钱是多少，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自由市场的机制，盘商如果价钱给低了，拿不到货。台湾小，市场讯息高度透明，失去农民信任，会永远退出这个行当。”如果满足农民的价格需求，又通过信任筛选，这段关系将打上农业社会“天长地久”的印记。许多大盘商的第二代还做盘商，合作的对象由老农变成农二代。刘昌炀的父亲和一位盘商合作十年直至去世，“农业社会，信任很重要。货寄给大盘商是不收钱的，到账期才给。我们只收一个送货单。卖多少，他会告诉我们。我很好奇他们之间为什么没有议价的过程。”这种合作里，既有农业社会重人情、保守稳固的特性，又有市场经济对价格因素的追求，正是台湾农业既传统又现代的缩影。行口及盘商，与果菜拍卖市场，一民间，一官方，其发展脉络，也是台湾农产运销发展史。盘商，民间早已有之，如粮商、肉商、蔬菜商，当台湾农业脱离自给自足，进入商业化，盘商亦发展为运销企业。盘商有：产地盘商、中盘商、大盘商……和刘昌炀父亲合作的盘商，只需投入租金租赁货车，固定时段上门收货，运到台北后再做批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产地盘商，就地收购后，再自行批发给各地果菜批发市场；也有盘商持现金上门收购，通常目标为紧俏的农产品，如新社的香菇；也有“买青”，即还未收获时，低价包下整片地收成。如果该农作物大涨，则可狠赚一笔，手段类似期货操作。未有果菜批发市场时，财力雄厚的盘商可垄断农民的销售渠道，赚取大部分利益。零碎、多链条的销售路径中，源头的农民处于弱势，利润多被中间的大小商人吃掉。甚至，活跃在农村的诸多“贩仔”（农民对盘商的称呼）中，还出现了农民给了货却收不到钱的混乱。缺乏管理的行口也有类似混乱，农民的货物发到台北后，卖价及货款回收根本没有保障。5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各地果菜批发市场纷纷设立，各级农会积极参与（共同运销的手续费一度是农会重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共同运销兴起，由产地集中运输，至消费地之批发零售，结成一体。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初见雏形。1972年，“行政院”公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改革农产运销制度”列为九大措施之一，在消费地，兴建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果菜批发市场，于生产地推行农会办理共同运销（再次验证，政策通常是跟随民间脚步），至1976年，共同运销已普及台湾各大消费都市，对零散盘商形成有力竞争。争夺战中，一度民间占据上风，因为税务部门通过农会向生产者收税，卖给无固定营业场所的盘商则不必考虑纳税问题，当然农民更愿意卖给盘商。之后，农民或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共同运销，出售其农产品，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农民的农业收入免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决了该问题。至此，“共同运销”成为农产品主流销售渠道。“共同运销”借助农会或青果社集中运销农产品，使其规模化产业化，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得以在小农经济的台湾，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销售体系，农民不必再为自己每一季农作物的销售单打独斗。它将台湾农作物的销售，嵌入整个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而官方、民间渠道的竞争，有效遏制其中一方垄断，并促进包括物流在内每一环节的高度分工与成熟。如今，傍晚时分的农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摆出当天要卖的农作物，已变得如此寻常。相较于每年花费巨额预算的“公粮收购”，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制度”则是以市场体系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公粮收购”成本高昂，却未改变稻农困境。同为经营面积人均一公顷左右的台湾小农，种一公顷的稻农一年收益不到十万，不抵去工资最低的工厂做半年工。而种一公顷的蔬菜或水果如刘胜雄，可以达到台湾农户中等收入，靠种菜还能外出旅行。而从市场角度考量，“菜土菜金”，或许也是市场化竞争必须承受的风险。 当然，卖农产品，最方便的还是上街摆摊。新社的菜市场，在农会外面的街两边，连绵几百米。没有摊位费、不用交税、地点自便。仔细观察发现，第一，菜市场没有人用高音喇叭吆喝。看来虽不禁摆摊，但对噪音有所控制；第二，果菜凌乱丰富，但多严守界线，退在路两侧一条白线之内，白线是道路和路肩的分割线；第三，卖完收摊，小贩会清扫摊位，用水龙头冲刷地面，直至彻底干净。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台湾小贩素质如此之高？摆摊自由，但有严格的垃圾控制。台湾乡下和城市一样，实行垃圾分类。1996年至今，台湾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包括：第一，垃圾费随袋征收，丢垃圾要用专门垃圾袋，袋子费用包含了垃圾费，垃圾越少，花费越少。不用指定的垃圾袋丢垃圾罚款；第二，垃圾强制分类。丢资源回收垃圾（包括饮料罐、纸类、玻璃瓶、废光盘等共三十三种）免费。变相鼓励垃圾分类；第三，取消小区门口及街道上的垃圾桶，每天定时有垃圾车来收。家庭垃圾不许丢弃路边，被拍到举报将罚款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举报者可获罚款的百分之五十。如今，除了火车站、影院等少数公共场所，即使在新社这样的乡下，街道上，垃圾桶也一桶难觅。许多游客都有捏着一张废纸或空矿泉水瓶，一路找不到垃圾桶，直到回酒店才得以放下的经历。每日傍晚，《少女的祈祷》乐声一起，家家户户即微微骚动，继而，人手一袋垃圾，齐刷刷站路边等车来的场面蔚为壮观。垃圾分一般垃圾和资源回收。乡公所清洁队一次来两辆车，一辆是可回收垃圾，一辆是一般垃圾。厨余垃圾属于资源回收，倒入垃圾车中的专用厨余桶。一切垃圾，从收集源头就分开。重点是厨余垃圾。华人饮食汤汤水水太多，厨余垃圾会造成垃圾湿度高，焚烧时用掉更多的油，产生更多二恶英等有害气体。“台塑”集团和当局合作，成立“厨余回收”系统。首先，免费给家庭发放厨余桶。厨余垃圾倒入桶内，交给乡公所清洁队，清洁队交给“台塑”；二，以此为原料，制成有机肥。一部分返还市里，用于公共绿地、云林的亚洲蔬菜中心等。剩下百分之七十，生产有机蔬菜；三，针对台湾人口老龄化趋势，结合私立的长庚医院疗资源，成立长庚养生文化村，入住者每人每月约两万元。有机蔬菜直供养生村，作为“健康膳食”，月收费约四千五百元。刘昌炀讲完这一串流程，评价说：不能只靠公部门。他们其实很无能。有时还是要企业，把整个环节设计清楚。和许多政策一样，这同样是民间与当政者角力的结果：台湾垃圾最初采取露天堆置、填埋，爆发垃圾污染，填埋场爆满，新址难觅，选在哪里都遭遇猛烈抗议。当局意欲推行垃圾焚烧，“一县市一焚化炉”，却被各县市的“反焚化炉运动”逼停。包括“主妇联盟”在内的民间团体一边推行垃圾分类，一边游说当局停建焚化炉，实行垃圾分类。现今的政策，即公部门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及“环保署”表示，台湾垃圾回收率，从1998年的百分之五，至2010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大减，已经兴建的焚化炉都面对垃圾不够烧的窘境。 刘胜雄何不摆摊卖菜呢？传统中，农民只管种。卖，历来交给商人。如果农民整天摆摊，谁去种地呢？也有灵活的销售渠道。有些菜农，清晨采摘，挑到路边叫卖，卖得差不多就回家。刘胜雄的灵活渠道是他在东势区开补习班的二女儿。每天早上六点多，女儿带些蔬菜到东势，摆在补习班门口，上课时收起。久了，有人知道这里菜便宜，没农药，会特意来买。“说实在的，我女儿很辛苦，我每天都让她卖菜。不是她的本业。”他的苦瓜种得很漂亮，在乡下卖不上价钱，每公斤只四十几块。这是比较丑的。这种寄到台北，更不值钱。顶尖的运到台北，运费、箱子钱自己出，一箱一千块（二十公斤）的话，他只能拿八百多，还是合一公斤四十块钱。但仍然要发到台北。产期到时，每天摘几十上百公斤，一个地摊根本消化不完。刘胜雄有四个孩子，二女儿在东势开设补习班，老三儿子也在补习班教书。他俩住在家里。他亲热地管自己儿子叫“宅男”。又替女儿担心：补习班一个店面，每月租金四万多，还要再请两个老师。一个月这就要多少钱！会不会希望孩子也来务农？他含蓄地说，补习班，到某个年纪你还能做吗？以后五十几岁了，你做什么？我现在帮他基础打好。在许多都市人喊着“三十岁就退休”“真不想去上班”的同时，农民对自己的职业却有一种奇特的忠诚。许多都市人视“退休”为自由解脱，可是农人会一直做到做不动。农人的抱怨，是农作物卖不上好价钱，但他们很少抱怨农活本身、土地本身。好像土地给了他们一些城市里的水泥地给不了的东西。不到半小时，衣服湿透。挑件干的换上，湿衣服挂回去晾。明白了棚子里为什么会挂几件T恤。农民在地里的时间，可能要超过在家。山下建更衣处，山上修厕所，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山上果园外，他像将领巡视防线，白色肥料袋上，黏到的蚊蝇并不多。即使这样，即使防蝇网像蚊帐一样遮得严严实实，苦瓜一露头，仍立刻套袋。果蝇叮一口，可以放十只虫。它能够叮十颗果实。“一半公的，一半母的，想想那是多少！”地头放着塑料盆，十几条苦瓜淹在水里。他掰开一根给我看：全是虫，活的。生虫的苦瓜被抓来淹水，发酵做有机肥。在农业的循环中，自然界的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台湾农民对价格的敏感、技术上的精雕细琢，在刘胜雄身上高度呈现。他对土地兴致盎然，仿佛脚下踩着宇宙的无限可能。山下菜地，每逢台风就涌泉水，去年，他终于想到办法，挖开土地，埋四个直径一尺半的水泥管。然后叹：直到这种年纪才想到。技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不满足向农改场求救，索性去上大学，从“怎么办”到知道“为什么”。不像许多老农依赖农会，也抱怨农会。他几乎不提农会，不走“共同运销”，而是自己卖自己的，因为他够强大。他对技术的无止境投入里，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黄金时代的印记（普遍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农会改组、科技投入开启台湾农业高增长通道），他相信技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是1953年农会改组后培训出的第一代新农民，挺过残酷的清洗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的成果展示。他的苦瓜，硕大丰美洁净，毫无瑕疵，在有机渠道、网络直销出现之前，他是大众渠道中的胜者与王者。这也是他对“农委会”（即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吉园圃”验证毫无兴趣的原因，在菜市场，一个标章，远不如一根完美的苦瓜本身更有说服力。在他的时代，他做到了最好。而新时代农民的烦恼，不是他的烦恼，作为一名农业大军中的即将谢幕者，他不再是主演，就像他不再想管理他的产销班一样，他的精力从外部逐渐收回，聚焦在脚下这一甲地上。他每天来地里，上午几小时，下午几小时，像上班。果实日夜都在长，果蝇日夜也在长，地里的收成和麻烦日夜都在长，他有干不完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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