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预言未来世界秩序将由中国主导的撼世之作，颠覆以西方视角看待现代化的传统模式；对中国的现代性本质做了一次重要的思考，堪称第一本外国学者“吃透”中国的作品；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为什么是中国？中国未来怎么样？”的问题。
本书简介：
随着西方化高潮的远去，世界已不再只依据西方规范研判一国的文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中国，作为开启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行者，已经能够融入世界体系并领导全球新秩序的重塑。中国为什么有能力引领世界的未来？中国成为真正世界大国的基因是什么？中国如何融入世界体系？在这本书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全球顶级学者马丁•雅克，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根基、民族价值观、地理环境、外交政策、全球战略定位等方面，以深邃的眼光透视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异同。在他眼中，中国正在经历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的转变，相较于前者，后者更注重历史转向和面向未来。对于“中国梦”的诠释，马丁•雅克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中国梦并非只有经济一个维度，与其他所有梦想一样，中国梦是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多方位设想——它不仅是关于中国的梦，还是关于民族的梦，是中国破茧成蝶的梦。 马丁•雅克还进一步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民众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聚焦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感受，更加自信，受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开阔，更为注重环保。而这些内向型转变都将决定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新秩序的未来。《大国雄心》直面“中国为什么？为什么是中国？中国未来怎么样？”的疑问。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这本书都不容错过。
作者简介：
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高级研究员，同时还是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客座教授，是英国智库Demos的创始人之一。马丁•雅克拥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博士学位。曾担任《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报》副主编，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稿件并多次主持电视节目。他热衷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其著作和言论在中国也广受传播。
目录：
新版序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
前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西方世界的终结
第1章西方的兴起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欧洲例外论
欧洲的优势
美国的崛起
第2章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
日本从哪里来？
明治维新
历史的传承
转向西方新版序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前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西方世界的终结 第1章西方的兴起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欧洲例外论欧洲的优势美国的崛起第2章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日本从哪里来？明治维新历史的传承转向西方第3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辉煌的历史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内忧外患1949年之后经济腾飞第4章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东亚现代性的兴起转变的速度如何界定现代性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西方化有多深本土的现代性现代性竞争 第二部分中国世纪的来临 第5章中国：超级经济大国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人口老化环境的两难困境低科技还是高科技？中国模式规模效应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第6章文明国家中国—一种文明中国—一片大陆中国政治的本质中国与民主共产党的领导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国第7章大国心态：中国人在想什么从多样性到同一性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人与种族问题海外华人中国如何对待差异第8章中国与周边国家：愈加紧密，还是错综复杂？中国重回舞台中央瞬息万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台湾—容不得讨价还价日本—很受伤美国—一头“巨象”第9章中国：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拉美非洲中东和伊朗俄罗斯印度和南亚欧洲崛起的大国和衰落的大国冲突的加剧国际体系的未来第10章当中国引领世界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作为新全球之都的北京文明国家的兴起朝贡体系再现数字的意义中国的种族秩序中华联邦？全球经济引擎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如何作为全新的政治一极价值观之争新兴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兴起你会说汉语吗？中国大学的崛起作为软实力的中国文化北京奥运会中餐和中医西方的没落结语界定中国的八大特性 后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附录海外华人参考文献前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和国际机构的主要推动者，这也表明了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土崩瓦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开放了市场，并在很多情况下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以美元来结算，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机构，其军事存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在世纪之交，人们习惯用“超级大国”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一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形式。
全球实力最强的接力棒在传至美国之前，一直都掌控在欧洲的手中，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及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中国：正在改变世界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和国际机构的主要推动者，这也表明了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土崩瓦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开放了市场，并在很多情况下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以美元来结算，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机构，其军事存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在世纪之交，人们习惯用“超级大国”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一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形式。全球实力最强的接力棒在传至美国之前，一直都掌控在欧洲的手中，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及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欧洲活力的源泉就在于工业化及其殖民征服的扩张模式。“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美国，实际仍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并充当起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纽带与桥梁。这一方面使其表现出了西方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也缓和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现在，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尽管这一变革目前只是萌芽初现，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概念虽然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但大致上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2025年，这一比例则将降至1/3左右。当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鉴于其所拥有的人口优势，以及近年来，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保持的经济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以下几组数据足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在经历了20余年的持续下滑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终于在世纪之交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虽然在遭遇全球经济衰退之后，这一趋势有所逆转，但短短几年的时间，大宗商品价格又重回上升势头。197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65%，发展中国家仅占35%。201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降至53%，发展中国家升至47%。1999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占38%，发达国家占62%。但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一跃升至66%，发达国家的份额却降至34%。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和一些大宗商品生产国，特别是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拥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把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盈余投资于国有主权财富基金，希望在其他国家，甚至在西方，获得投资回报。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手中所掌握的、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资源，更是使其获得了全新的、强大的优势。2007年中至2008年中，卡塔尔、阿联酋、新加坡、科威特、韩国等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向美国的银行注资数十亿美元之巨。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一些身处困境的金融巨头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此举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一旦中国撤资，可以预见的必然是美元的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了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连年赤字。尽管人们普遍将此次危机称为全球金融危机，但并不恰当。就总体而言，此次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的金融危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在金融危机的泥沼里举步维艰（德国可视为例外）；各国的银行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深陷债务泥潭。直至2010年秋，各国GDP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率较过去最高下降了1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强势增长，其银行业仍保持了强劲的收支平衡态势。东亚地区除日本外，均很快从西方出口市场萎缩的困扰中摆脱出来。印度与拉美也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截然不同。如图4所示，根据高盛在2007年做出的预测，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印度也将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高盛进一步预测，到205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与美国不相上下。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则紧随其后。只有两个欧洲国家忝列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位，即英国和德国，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国家集团中，只有4个成员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巴西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当然，这些预测都只是基于过去的发展态势所作出的，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若干假设，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经济也会越发成熟等。未来，也不会仅仅是过去的延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预测仅仅是危言耸听，即吹捧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同时夸大发达国家的衰弱。恰恰相反，这些预测都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在笔者下笔之际，已经远远低估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设想大相径庭。“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试图在世界扮演起一种能与其全球影响力相匹配的新角色。1997年，迪克•切尼（Dick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等人创建了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fortheNewAmericanCentury，简称PNAC）。该智库的原则声明阐述了全新的美国外交指导原则，为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又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Krauthammer）则写道：1991年12月26日，伴随着苏联解体，一个全新的世界诞生了：一个由单一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十几年前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社会都深深地意识到并相信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超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势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非上文所提及的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视角，对其重要性只是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新美国世纪计划”所确定的新准则，着重强调了美国应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巨大军事优势以遏制潜在对手，强调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盟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图5），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前几届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位置，国家主权原则被侵犯、坚持要求他国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将小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推向了顶峰。但是，美国并没有如自己所愿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而是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在伊拉克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约瑟夫•奈（JosephNye）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小布什政府未能领会深层次经济变革的意义，误判了伊拉克局势，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采取了不恰当的行动。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军事和政治实力都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其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和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正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美国自1945年起才拥有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统计，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8.8%。此后，美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13年升至18.9%，1950年升至27.3%。随后，美国经济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73年降至22.1%，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鉴于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当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享有了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与1944年美国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的比重相比（虽然当时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英国即使在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占世界GDP的比重也还不到9%。“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1998年英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约3.3%。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尽管如此，那些江河日下的霸主似乎总是对此视而不见。1918年后英国如此，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来看，美国恐怕亦将如此，而且错误的性质可能更严重。很明显，小布什政府没能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直至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一些精英（尽管数量不断增长，但仍处于少数地位）才意识到美国可能处于衰退之中。2010年1月，在针对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精英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24%的民主党精英和28%的共和党精英赞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结束。如果相关调查结果可信，这可能标志着华盛顿政治精英观点的重大转变。然而想要让美国精英及民众普遍相信美国衰弱以及未来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将大受影响却还远远不够。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高达3万亿美元。即使花费如此之巨，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不堪重负。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出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其针对阿富汗开展的军事行动，小布什政府已经无力针对其他两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和朝鲜开展类似的军事行动。换而言之，美国已经开始面临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经典难题。美国需要在全球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约800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也是导致当前巨额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6.5%。未来，美国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也不再是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其位置正逐步为东亚国家所取代。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备，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仅有一年例外。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负债的不断累积。诚然，当前美国财政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降低经济活动水平的方式。直至2008年，外国机构一直担心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进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侵蚀美国的金融实力。2008年，国际权威投资信用评估机构穆迪公司警告，美国若无法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将可能丧失3A的信用评级。自1917年穆迪公司推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伊始，美国国债就被第一个赋予并一直稳坐3A宝座。这是发生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再次急剧扩大。2011年4月，另一家主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把美国长期国债信用前景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并警告美国有可能失去3A评级。当然，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财政制约，美国必须削减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国民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长久以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处的优先位置，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本身就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相对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存在，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目前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正不断下降：在被其视为“后院”的拉美，美国的权威处于百余年来的最低点；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强大使美国日益相形见绌；同样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美国；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实力和影响迅速下滑。“二战”后美国所打造的、其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秩序已经日薄西山。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却依旧沉浸在旧世界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现在这个世界处理问题的范式与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非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却很少设想世界是否还会呈现另外的模样。而且，在现有的、以西方理念打造的世界中，西方有很强大的既得利益，可以从中获益颇丰。霸权国家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打造的体系灌输给附属国，后者也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霸权国家就会将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这种情况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削弱和缩减的世界。以全球化为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日益西方化的过程，即接受自由市场、西方资本输入、私有化、法治、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大压力，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呈现出融合和同质化的态势，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例证。然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形成了强大的全球化反制力量，对本国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等进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它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固然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例如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大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政治压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断融合、趋同；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又不断呈现出离心化和本土化态势。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从那之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发达国家与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都被视为发达地区。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显然，趋同的压力将导致前者，而离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将导致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发展中国家达到相当于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规范。此外，那些自认为比他人更加先进、更加文明的民众和文明通常都觉得，落后的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仅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4个国家为例，届时它们在本质上几乎与西方无异。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设想的未来。福山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有别于、甚至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其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在第一部分的导读中所言，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而工业化的进程直到20世纪中叶仍为世界的一小部分所独享。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才具有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也只有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路径。但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但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强劲对手，到20世纪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在这一时期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一直被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制定的，无权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护不得不依赖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日本的主权也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全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言之，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笔下的“欧洲分支”（Europeanoffshoots），即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实际上，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现代性经验或是欧洲的，或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然而，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那些拥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就越发明显。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初期。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或多或少地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3倍，所有亚洲国家的2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并非仅有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全新的、独有的特征之一，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还存有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也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制度，现存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然而，所有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届时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是成为霸权的优势之一，中国也必将成为具有统治性的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久，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特征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剔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乎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在第4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这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首先，不应该仅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中国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和被定位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自认为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认同早在中国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认同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作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等而化之，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最初一定是由众多民族组成，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占中国总人口92%的汉族，却坚信中国是由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构成的。其中的原因我们就要从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中去找寻。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同化。此外，中国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处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将在第5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中。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nation-state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此角度来看，东亚更是如此，已经处于被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的根本性误读。两千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但中国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所以，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知，也为中国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第6、第7和第10章着墨更多。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4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其崛起为世界大国，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国也是如此，也必将如此。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而且一定截然不同。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究竟会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完全融入现有国际社会之中，并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加入者。只有当前美国主导的秩序不同：它更民主而非独裁，从而使得这个秩序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包容性、合法性和持久性。这个秩序的规则制度由全球不断革新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力量所创建并巩固。它拥有广大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从而富于拓展性。它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对成员保持一定的约束。这就使得这个秩序很难被颠覆，但可以轻松融入。”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鉴于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自身又与西方迥异，因此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探讨的问题。第1章西方的兴起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已经明显确立了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地位，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即是生动的说明。但是这种优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欧洲之所以形成对东亚国家的优势，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例如，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在谈及清朝时表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呈现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又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然而，欧洲现代化的漫长过程却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人们认为鉴于欧洲自19世纪初期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其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于是产生了一种观点，当然并不流行，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的时间要更早（实际并非如此）。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Sugihara）指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生产的粮食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早期的市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制度的缺位。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的比例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的生意都有股份制的影子。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虽看似与中国旗鼓相当，但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纺织机，这些机器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多轴纺织机和飞梭为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但那已经是1780年左右的事了。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的人均寿命直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Bairoch）通过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领先于西欧，亚洲的人均收入虽落后于西欧，但却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必须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进行具体的比较。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中欧两地的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这一观点，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就此而言，偶然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越发觉得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粮食、纺织品、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资源。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严重。中国的心脏地带地处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且相对密集的人口。但是过度的开发使用，导致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之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解决类似于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在新兴工业区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储备虽然也十分可观，但主要蕴藏在偏远地区，尤其是西北部，与纺织工业集中地和运河所在的长江下游流域相去甚远。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主要是农奴）充足且价格低廉，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阔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300万英亩）。总体而言，据估计仅在1830年，英国若想自给自足，替代从新世界国家进口的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500万~3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此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也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之处。”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对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并非意外。海外殖民扩张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经济上的激烈竞争，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了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当时军费开支的数额不容小觑。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BattleofTrafalgar）中，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皇家海军获得了胜利，耗资总额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该钢厂是英国工业革命中标志性的巨型投资项目之一。与殖民地的贸易还为公司结构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沃土。以荷兰为例，为了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荷兰创设了股份公司。可以说，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丰富，本应该是中国在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其子民的海外扩张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有趣的一点是，率先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恰恰是欧洲列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这引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就是欧洲与中国及各自的精英，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完全利用起来，就肯定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国家修建的长达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屯垦戍边政策，都展示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也具备长途运输大宗物品的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的中国优先考虑运输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食盐、铜。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至关重要，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关切之一。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国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而非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直在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和明显的奢靡行为，这些都被视为有损于儒家所倡导的“和”的理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恰恰相反，它大力支持农业市场经济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则对新兴的工业更为支持。同样，中国也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式出现的竞争则相当普遍。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发展，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跻身统治阶层之列。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至今仍是如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权力根基，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则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统治阶层和地主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1800年的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亦是如此）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也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殖民化为18世纪末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这一点则纯属偶然。1800年的中国（实际上还有日本）与西欧经济地位相似，也都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造成两者后来境遇云泥之别的决定性因素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能够打破资源困境，当然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则没那么幸运，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无法自拔。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在随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都是农业社会，而到了1950年，中国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微升至2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399亿美元。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9世纪初，而不是16世纪，那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缘起同样在近代也有据可查，而不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无迹可寻。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中国自1978年以来开展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变革。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社会的竞争性依然很强；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些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开启改革的大潮之后，它们则再次显现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一个更具有当代色彩的观点。那就是，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美洲共享着世界经济权力，其中中国和印度则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再次呈现出日益多极化的态势。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稍后的日本等少数国家手中，这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殖民化在其中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殖民化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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