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教授**学术成果，还原八个“四类分子”的人生经历，折射特殊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态。
本书简介：
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提心吊胆的大夫 |疗养院里的“反革命”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 本书关注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边缘人”群体，他们很普通，人数很多，经历大多坎坷而复杂。杨奎松教授以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为个案，重构他们的人生经历，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忍不住的“关怀”》、《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专著十余种，并在ChinaQuarterly、DiplomaticHistory、ColdWarHistory，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等地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
目录：
前言/i代序/v 一、重归“人民”路/1二、隐瞒历史的后果/37三、摘不掉的帽子/71四、“反动”的代价/115五、团支书的“堕落”/145六、沉重的档案/177七、“非政治性收容”/211八、“海外关系”之灾/253 附录：问题人物知多少/311前言“边缘人”这一用语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可以用来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那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就更难得有人去关照了。写这样一本讲小人物，而且主要是讲当年被认为是“问题”人物的书，和我研究中共建国史的工作有关，但主要还是和我一向重视的史学研究要有人性关怀的观念有关。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无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多么复杂多样，相对于只有短短几十年日子可过的大多数个体生命而言，大概很少人会愿意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太过坎坷和复杂。但很可惜，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政治动荡和社会变化快得让人几乎来不及适应的时代。撇开1949年以前将近半个世纪内乱、外侵、革命、战争持续不断的动荡历史不算，1949年发生的社会变动，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了。何况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运动之频繁，不仅震荡社会，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清扫出许多新的“牛鬼蛇神”出来。这些人，以及那些还够不上这等资格但身上“问题”多多、无法受到组织信任者，当年恐怕都可归入到社会边缘人的行列了。本书考察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物，多多少少都能和这“牛鬼蛇神”沾上点边。至少，他们都曾经滑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选择他们作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平资料相对集中且容易发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观地体察到当年中国底层社会多侧面的丰富的人性表现，可以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由于本书的研究考察主要基于原始档案，故没有将从未被建立过个人档案的农村地富分子列入其中。本书考察的对象或多或少都受过教育，多半都在1949年前有过工作经历，1949年以后或在政府机关，或在工矿企业，或在军事部门，或在学校医院，或在服务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单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研究不是给人做师爷，帮人做传记、证清白的，因此，我在交待说明他们当年的“问题”与他们坎坷命运的关系的时候，并不企图依照当下的观点，为他们做怎样的辩白。任何社会都有主流和边缘存在，边缘人融不进主流社会的原因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也很难一概而论。故本书所提供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尝试还原传主个人历史的全部真相。此点还请读者鉴察。作为一本多少带有一些传记性质的著述，本书理当更多地拓展资料的来源，比如应当尽可能去借助田野和口述史料等。可惜，对于故人过去的这些经历，多数当事人家属子女还不愿意触及，因此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有限。极少量的访谈内容及田野调查资料，也应当事人家属的要求，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在正文里，未能一一对应地加以注释说明。这也包括本书所谈及的所有当事人及关系人的姓名，或他们生活工作的单位及地点，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也都做了技术处理。 杨奎松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代序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现到我的眼前来。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他毕恭毕敬地弓背低首，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当时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样，不过是个工人。我的确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他该不该杀。但他的被杀，还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困惑。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考虑他投靠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动机，只从其投靠的事实来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图而已。既是意图，且行动未遂，自然也就没有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行动固然可以定罪，但无严重后果则罪不至死，当属至理。这位不过三十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为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处，使我彻底动摇了过去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那种观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坏人。因此，我不能不开始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如果一个本质上不坏的好人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我们又应当怎样来对待呢？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以罪了。过去被视为反动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权”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因而不仅没有成为当年政治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幸读了大学，甚至能够从事起非政治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四人帮”没有被打倒，如果“天安门事件”没有被平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谁又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机会，又有多少人因为过去时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呢？当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厂劳动的兄弟，有不少比我聪明能干，他们理当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却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业效益差下岗或早退，经济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呢？因此，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从事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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