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名家叶永烈首次披露名人书信，揭秘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悲欢命运，重现书信字里行间隐藏的时代风云。
★叶永烈集数十年采访政坛名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之精华，搜寻大历史中的小细节，用大事亲历者的回忆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披露书信背后不为人知的传奇和惊奇。
★本书是以叶永烈直接交往中的**手资料写成，不仅令读者广见闻，领略各种各样的名流贤达风采，也可以了解社会与历史，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双重价值。
★图文并茂，内含数百张珍贵历史照片和名人书信，精彩重现了那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知名作家、艺术明星、科学大家的历史命运。
本书简介：
这是一个大宝藏，你不知道的，以及想不到的名人故事，都在这里：
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毛泽东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童话大王”郑渊洁、“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诗人汪国真、音乐家贺绿汀……
叶永烈见证了这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历史的绝笔，写绝了，以后也绝少有人写了。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等。
目录：
，上海图书馆有你的各种版本的著作300多部。另外，你的《“四人帮”兴亡》一直是上海图书馆最近几年出借率最高的图书，排在第一名。
周德明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表明这一专藏内容极其丰富与重要。迄今上海图书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只有两个，你将是第三个。
前两个专藏是盛宣怀专藏与罗闻达专藏：
盛宣怀是清朝工部左侍郎，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上海江南造船厂等的创办人。盛宣怀重视收藏图书及档案，他的专藏内容极其丰富。
二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rnLwendahl）先生的“罗氏藏书”。该藏书收录了1477至1877年间1551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语种涉及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等十多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
周德明说，你的创作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极有文化与历史的内涵，所以用你的名字命名，作为第三个个人专藏。你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所采写的又是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所以你的书信、采访录音带、采访笔记等等诸多档案非常重要，这是别的上海作家所不具备的。上海图书馆将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加以保存，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编写叶永烈专藏
目录：
，相关文稿要扫描，录音带要数码化，以求长期保存。
2014年4月28日，上海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叶永烈专藏”捐赠仪式，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上海作家协会秘书长马文运分别在仪式上作了热情的讲话，媒体广泛报道了相关新闻。从那以后，我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截至2014年11月，已经捐赠32箱，数量超过一卡车。接着，我还会以每次10箱继续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
对于我来说，捐赠著作手稿不费事，因为前已述及，我的手稿大都已经装订成册，往捐赠箱子里一放就行了，然而整理书信却是一桩很费时间的事。我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把家中保存的几千封书信来个“兜底翻”。我逐封阅读那些书信，再次把一批没有保存价值的书信扔进碎纸机，而从值得保存的书信中，选出一批精品。我除了从家中一个个档案铁柜中翻找之外，还搜索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有一回，从一个平时不用的书柜下的抽斗里，一下子找出“蒋介石女婿”陆久之先生写给我的三封亲笔信！
“乱而后治”。经过乱糟糟的“兜底翻”，我找出一批名人书信精品，各具特色。
我收藏的最早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1951年，11岁的我第次向报社投稿，收到编辑的回信，说是采用我的小诗，将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我一直珍藏着这封“历史性”的信，尽管信末只是盖着编辑部蓝色的长方形图章，没有留下编辑的名字。在30多年之后，我正是凭借这封信的笔迹，找到了责任编辑——我的启蒙恩师、散文作家杨奔先生。
早年，我跟科学界的交往相当密切。真是不查不知道，光是写信给我的院士，就有20多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院士，诸如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遗传学权威谈家桢，“断手再植之父”陈中伟，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等，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院士、考古学权威夏鼐院士等。
华罗庚院士写给我的信夹着文言，但是字东歪西倒，他自谦是“蟹爬字”，然而苏步青的字则工工整整，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夏鼐院士的信用毛笔竖行写在花笺上，千家驹院士给我的信则成了“无字天书”——他为了快捷，写好信用传真机给我发来，如今褪色成了一张白纸。所幸当时我留了复印件，字迹如新。张存浩院士在1979年11月22日、1981年7月27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了他的姑父傅鹰院士怎样花费多年心血培养他，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傅鹰院士的深沉真挚的敬爱之情。
文学界的书信更多，我保存着冰心、徐迟、柯岩、秦牧、柯灵、秦瘦鸥、陈伯吹、流沙河、戴厚英等的书信，他们都是文坛名家。
我收藏的“图文并茂”的信，要算是秦瘦鸥先生1983年的信。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他的长达三页的回信中，不仅详细回答了我关于1925年上海《福尔摩斯》报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欢迎我去他家访问。他说他的家不大好找，特地自绘了一幅地图，四纵四横八条马路都写上路名，然后用箭头指明他家的位置，其详细不亚于今日google地图。他在图旁写了一句话：“我年老力衰，很难走访，您是小伙子，倘便道经过这里时，欢迎下顾！”
在秦瘦鸥先生的眼中，我是“小伙子”，而“世纪老人”冰心写给我的信则称我为“永
烈小友”。我在梁实秋留学美国时留言册页上看到她的题字，称梁实秋为“鸡冠花”。我不解，向她请教。她的回信很幽默。她说，她正要给梁实秋题字，说他像一朵花，旁边的几位朋友哄笑起来：“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于是她便写下梁实秋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是“花中最不显眼的”。我原本以为，在作家之中，写信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底的大约只有我一人，谁知在拜访冰心老人时得知她也如此。她说她“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以便编文集时收入。
我收藏的书法最漂亮的信，要算两位诗人（流沙河和汪国真）所写。流沙河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写信，而汪国真的草书信笺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书信之美。出人意料的是，乒乓“三连冠”庄则栋给我的信，也是一手好毛笔字，而且用语富有古文韵味。
论书信的文辞之美，当推柯灵。我读柯灵散文，宾服其词汇丰富。他写给我的信，随手拈来，便见用词精美，足见文学功力之深：“手书并《今晚报》奉到，谬承笔底春风，并拟推爱及于海外，感刻之余不胜惶惭。”“嘱写《劫难》序文已完稿，邮寄恐付洪乔之误，何时命驾一谈如何？”“我尘务粟六，俯仰随人，想认真写点东西，总是不能如愿，为之奈何？”
我收藏的最认真的信，要算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他为了要更正我在香港《镜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表明他的意见是绝对可靠的。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也非常认真，在校对我的《钱学森》一书时，极其仔细，修改之处不是随手画一道线，而是用尺画出笔直的线。他俩可谓得乃父之“真传”。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在1980年、1981年给我的两封信，也极其认真，其中一封信长达2000字，为的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纠正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两处错误。他的这两封信，足以列为中共党史文献。
我收藏的最“花哨”的信，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写来的。她喜欢在花花绿绿的卡片上写信给我，而在信封上贴了五颜六色的卡通粘纸。当然，她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那信是写在印有她与梁实秋合影的专用信纸上，读来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她是台湾歌星，却颇有古文根底，而且自幼练过书法，信的文笔流畅。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作为《梁实秋与韩菁清》一书的序言。
在整理书信过程中，我注意到一封来自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信，写于1979年2月15日。这封长达千字的信是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写来的，由于信中讲述自己在业余创作的遭遇颇为感人，我当时不仅回信鼓励，而且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此人便是郑渊洁。他后来经过努力，成为蜚声文坛的“童话大王”。我想，今日郑渊洁倘若见到此信，一定会向我索要复印件，而且会收入文集。
还有一封1979年4月9日的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尚未出道的年轻人，跟我商谈改编《小灵通漫游未来》为电影剧本之事。信共三页，我也保存了此信。此人便是梁晓声，后来成为名作家。
艺术名家给我的信也不少。老音乐家贺绿汀、“三毛之父”张乐平、漫画家方成、电影演员程之、电影导演张建亚、“二胡女王”闵惠芬等都与我有许多交往，因而也都留下了书信。尤其是张乐平，他画《三毛学科学》时，找我给他出点子，所以来往较多。1988年中秋节，我去看望张乐平时，刚从医院出来的他欣然用毛笔画了一幅三毛像送我。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中。
钢琴家傅聪从英国写给我的信，钢笔字很潇洒。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从美国给我写信，钢笔字则显得端庄。
由于我后来的创作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文学，采访众多政坛名人，也就收到诸多他们的书信。其中即有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毛泽东侄子贺麓成、陈云夫人于若木、方毅夫人殷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等。我多次到北京刘松林家采访，而她也曾三次来到上海我家看望。我也曾多次采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她写给我的信有十几封。其中有一封信，信纸很薄，皱巴巴的，差一点被我当作废纸扔掉，细细一看，竟是艾思奇夫人王丹一1978年9月2日的信，谈了关于艾思奇这名字的三种说法，极为珍贵，赶紧放进了文件夹。我也曾三次飞往成都，拜访曾经亲手拘捕江青、毛远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他给我的信热情而客气。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的信，充满书卷气。
毛泽东、公安部部长王芳的字如行云流水。大约是受首长的影响，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王芳秘书夏仲烈给我的信都是竖行毛笔字，相当有功底。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起年轻时爱写诗，曾随手拿起一张纸当场默写出一首七言诗：
莫问有穷或无涯
莫用欢乐或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乡家
写这首诗时他22岁（1926年），在广州。听说著名诗人郁达夫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作为“文学青年”的陈伯达便持这首诗前去请教。郁达夫看罢，提起笔来，每句圈去一字，由七言变成六言，诗显得凝练多了。据陈伯达回忆，那诗变成：
莫问有穷无涯
莫用欢乐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乡家
郁达之不愧为文学大家，改诗改得妙不可言，使陈伯达心悦诚服。然而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事隔60多年，陈伯达不仅能够默出这首从未发表的当年的小诗，而且记得郁达夫圈去的是哪几个字。我保存了陈伯达的这一手迹。当然，更珍贵的是，陈伯达在1989年9月13日题字赠我。他用《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星期之后——9月20日中午——他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题赠我的字，成为这位“中共中央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我的信，多达45封。他的瘦而细长的字，一眼就能辨认。他曾题写两幅字赠我，并给了我大量的文稿。戚本禹给我的信，则署后来改的名字。
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马思聪次女马瑞雪、傅雷次子傅敏这“三次”以及罗章龙孙女罗星元，都是写信很勤快的人，所以给我的信都达几十封之多。我走访傅雷在上海江苏路的旧居时，那里如今住着别人，家中陈设全然不同，1983年傅敏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当年家中的陈设图，包括傅雷翻查大字典的高脚桌子、傅聪三角钢琴、唱片柜等等的位置都一一标明。当我完成《傅雷画传》一书，傅敏逐字逐句校对，写下1万多字的意见，每条修改意见都
标明第几页第几行。难怪傅聪推荐《傅雷画传》一书说，这本书内容准确。
高士其从1962年给我第一封信毛泽东长媳刘松林的信
我的手头保存着一张便笺，全文如下：
刘松林同志：
上午我在黄河路301号市交通运输俱乐部作讲座。电话：××××××。请上海图书馆赵景国同志转告我即可。下午我有空，可陪你去公安局政保处三科，我已与他们联系。
叶永烈
1986年12月23日
这一便条，当时是我留给刘松林的。
刘松林，又名刘思齐，嫁给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而她的妹妹张少华（即邵华）则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为伉俪。这样姐妹俩嫁兄弟俩的亲上加亲的巧事，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曾有过“先例”：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而贺子珍的妹妹则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合。
刘松林为什么要我陪她去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呢？
那是在20多天之前——1986年11月25日——我在北京刘松林家中第一次拜访她。她家位于北京市中心，和邵华同住一座独立的小院。她很热情，那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很巧，那天正值杨开慧的侄孙女孙燕来访，谈及关于杨开慧的许多情况。
12月16日，我在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处理好一部书稿，飞回上海。翌日——12月17日——晚上，从北京出差上海的刘松林来到我家。那时候，不时兴“打的”，她在上海又没有专车，她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我家的。
她说，这次她来上海，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因为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在空军工作），希望能够顺便查清在“文革”中她关押在上海何处——当时，她被蒙上双眼，用汽车送进监狱。
她在“文革”中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的监狱呢？
刘松林是被江青下令关押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便下令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当时，杨茂之在苏北盐城空军基地，刘松林也在那里，所以被押送到上海的监狱。
我问她，那个监狱有什么特点？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
她的这一句话，使我明白她那时候关押在上海何处。由于采访的原因，我几乎跑遍当时上海各监狱。她所说的“窗上安装了铁栅”，表明是正规的上海监狱，不是临时关押的场所；她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是上海郊区的监狱。当时上海各监狱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区，能够“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她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即上海县。
在“文革”中，上海少年管教所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陈丕显、曹荻秋。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说他当时就关押在那里，成了“少年犯”。贺绿汀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关押期间，他到监狱理发室理发，发现地上有很多白发，表明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老干部。
我当即把我的判断告诉她：在“文革”中，她很可能被关押在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位于上海巨鹿路的上海空军招待所，在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她希望能够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那时候，我家没有电话。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蓝苹）20世纪30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我们沿三楼的走廊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用为队长办公室。
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都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里，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在找到了“‘文革’纪念地”之后，刘松林提出，希望提审当年押她进上海少年管教所的造翻派头头戴立清以及王洪文的机要秘书廖祖康。我知道他们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采访上海提篮桥监狱多次，跟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王启和、政委牟德欣以及办公室主任都熟悉。于是我们驱车从上海西南的漕河泾，穿过上海市区，来到东北角的提篮桥监狱。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翻起家，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廖祖康则是王洪文贴身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他在“文革”中追随王洪文造翻，成为王洪文心腹。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作为王洪文的机要秘书也进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之后，廖祖康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后来，在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劳改工厂采访了廖祖康。
当我陪同刘松林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办公室，监狱长说，戴立清确实关押在这里，廖祖康则在劳改工厂；需要向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我答应为刘松林办理相关手续。
中午，我和刘松林回到巨鹿路上海空军招待所，在那里吃了中饭，刘松林用车送我回家。刘松林告诉我，她在12月21日早晨去苏州，两天之后就回上海。
在去苏州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叶永烈同志：
下午我给上海市监狱打了电话，答案是：已请示过市公安局政保处，政保处的意见是最近公安部有个通知，说“这些人不宜接触”，因此不同意。
我已定25日返京。明日到苏州去，下午我去买了票。本打算买票后乘15路车到徐家汇转车赴你处，没想到4点钟上车，6点多才到北站，买完票到华山站已9点一刻了。太晚了，只得作罢。我估计22号返沪，最晚23号。
我回来后若时间尚早，即去你处。请你在22号晚和23号给我来次电话。
假使你认识公安局的同志，方便的话，请帮帮忙。不过，他们这两天大概也顾不上了。
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刘松林
1986年12月20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松林当时要买上海至苏州的火车票，是她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站（当时的上海火车站）去买的。
接到刘松林的信，12月22日，我去上海建国西路75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原社会处）三科，朱先生接待了我。我去过那里多次。我在上海采访在押或者假释的政治性人物，通常要事先到那里征得同意，这叫“挂个号”。例如，我在1984年11月13日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托派领袖郑超麟之前，便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挂个号”。
这一回，朱先生和我一起研究了提审戴立清、廖祖康事宜。朱先生说，你要去采访这两个人，在我这里办好手续，就可以去。但是刘松林作为当事人，去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恐怕不合适。她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让监狱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她不便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见面。
12月23日上午，我路过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留下那张便笺。不久，刘松林从苏州回来。中午，我来到上海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一起在招待所吃了中饭。下午，招待所派车，送刘松林和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与科长张世民谈。张世民的意见与先前接待我的朱先生一样。刘松林谈了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张世民表示，可以请上海有关部门提审戴立清、廖祖康，然后把提审记录通过组织途径交给她。刘松林表示感谢。
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之后，我陪刘松林游览上海徐家汇，然后到我家。这是她第三次来我家。我的母亲请她在家中吃晚饭，她很高兴。她每一回到我家，见到长辈，都很尊敬。
她说，这次上海之行，终于找到了“文革”中关押她的监狱，弄清楚了关押她的来龙去脉，为写作回忆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告辞之后，就回北京去了。
两个多月之后——1987年2月14日——刘松林从北京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到上海时多次打搅您，真不知该怎么说才能表达出我对您的谢意和我内心的不安。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但却为我花去了那么多！您的夫人和老母亲对我的热情款待也使我难以忘却。
这次到上海多亏了你，否则我真会一事无成。春节后我还未与政保处联系，我想他们也够忙的，还是往后拖拖再说吧。我同你谈的关于我们在“文革”中，尤其是在上海的遭遇，不知你是否准备用，要用的话，请给我打个招呼（事先）。我已找到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知是不是你所说的那部书，你好像告诉我是友谊出版社出的，但这部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的。
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时，请给我来个电话，届时或是我去看你，或是你到我家来。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祝
好
松林
1987年2月14日
我在收到刘松林的信之后，于1987年2月17日写了回信：
刘松林同志：
2月14日来信收到，谢谢。
照片已冲出，寄上，作个特殊的纪念——回首不堪当年！
关于您的情况，由于我正忙着别的写作，加上觉得还谈得不够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谈一次。如要发表，当然事先请您阅定。
《青春》月刊今年第1期发表了王若望一篇短文，受到批评，波及《青春》丛刊。《蓝苹》一文已付印，临时抽下——虽然此文与王若望毫无关系，但主编怕再出什么差错。最近似乎缓过一口气儿，说改排在第2期。
政保处那里，如需要，我可代您再催问一下。
信中所说的《长征》，就是那部书。
我常去京。春节前本要去京一趟，因我去温州了，未能成行。以后去京，再打电话给您。
问全家好！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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