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阐释了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活动，说明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其中包括的跨文化交际过程，特别是将译文表达的要求归结为保证读者的认知和谐为前提，这些都具有新意。作者丰富和补充了以前一些以关联论为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观点，使本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文化意象的翻译为个案，从“关联一顺应研究路向”的语用学视角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视角是，本文作者在Sperber和Wison的关联理论以及Versclmeren的顺应论的基础上尝试性构建出的一个理论体系，其旨在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思维运作的动态过程。本文描述了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如何促使他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进行跨文化交际。本研究的范围涉及译者的思维能力，研究的目标在于揭示译者交际能力的潜在可能性。其主要目的是用我们构建的理论体系来阐释翻译过程。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是一个跨文化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在该理论框架中，我们认为，翻译既是一个寻找关联的明示推理过程，又是一个动态的顺应过程。即，译者在原文认知语境中寻找关联，在译文认知语境中作出动态顺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站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与其进行跨文化交际。在正确认知处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之后，译者是以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方式与他们进行交际的。译者调动其现有的认知资源并发挥其主体意识在原文认知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以及在译语认知语境中以变异、协商、顺应的方式进行语言选择。在找到与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之前，以及在作出合适的语言选择传达其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之前，译者的思维运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译者找到最佳关联，以及他的语言选择满足了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这时译者的认知资源才会得到最佳配置。
为了叙述上的便利，本文作者把整个翻译过程分为语篇释意的交际过程和语篇产出的交际过程两部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这两个交际过程往往是相互交错进行的。换言之，译者的释意过程和产出过程常常难以清晰地予以界定。
在语篇释意的交际过程中，译者与原文作者或原文话语进行的跨文化对话是一个寻找关、联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该过程是根据原文中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以及百科信息和译者的审美素质来完成的。译者在原文话语中寻找关联，在大脑中构建语境假设并体味出相应的语境效果，从而充分理解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在这一释意的过程中，译者会努力正确认知处理与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
语篇产出的交际过程是一个译者动态顺应译文读者的交际过程。译者使用译文语言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该选择过程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的特点。译者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中得到的最佳关联的引导下，有意识地从译文话语构建成分的不同层面进行语言选择，在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前提下，来传达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或者对其信息意图进行操纵。同时，译者会从不同的心理角度顺应译文读者，换言之，在顺应的过程中，他会考虑译文认知语境中的社会、文化语境，语言语境；他的心理动机；以及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等等。
在本研究中，本文作者借鉴社会心理学理论，诸如，Heider的认知一致性理论，Festmger的认知不和谐理论，Keuv的动机理论等，尝试性地提出“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其旨在揭示译者语言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我们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态度应该是，尽可能传达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以及对作者信息意图的操纵都必须以确保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为前提。也就是说，当译文读者作为译文话语的能动接受者在理解和欣赏原文作者的意图时，这些话语能够在其大脑中产生认知上的一致性。因而，译者的译文选择和语用翻译策略必须聚焦于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以及对原文作者信息意图进行操纵，而不会让译文读者付出不必要的推导努力来获得：1)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2)译者为了迎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而对原文作者信息意图进行操纵性重构而传达的语境效果。简言之，译者的译文选择不应该让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话语与译者进行交际时，在理解和欣赏原文作者的意图方面在心理上产生压力。
在“关联一顺应研究路向”的理论框架内，BeU和Gutt的有关翻译过程动态性的观点，在四个方面得到丰富和补充。其一，他们没有明确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步骤。其二，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译者语言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其三，他们没有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损现象，更不用说研究译者如何对原文话语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方面进行操纵，以便迎合译文认知语境的相关方面。其四，Gutt没有指出最大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原则与翻译中的主要交际情景以及次要交际情景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演绎和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概括出文学翻译过程的五个主要特点：相关性、不确定性、变异性、协商性以及顺应性，并详细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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