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兵兰编写的这本《清末译者的翻译伦理研究(1898-1911)》共分为六章。第一、二章属于第一部分，主要理清论题的一些相关概念理论问题。第一章简单介绍研究背景、研究课题的起源、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是文献综述，分为三个方面：1.对翻译家研究进行概述，2.对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进行综述；3.对中国清末以前译者的翻译伦理进行综述。第三、四、五章属于本研究的主体部分，主要通过文献分析以及文本分析的方式，探讨译者伦理思想转变的原因？这种转变帮助他在翻译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际关系？在清末社会转型期，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深深影响了译者的义利观，从而使译者的翻译目的发生了变化，这些目的反映在他们对翻译原文本的选择、译语语言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所有这些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体现了他们的翻译伦理。这三章的内容主要回答以上提出的有关译者伦理研究所涉及的两方面内容。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文本之间的文字转换，而把目光投向影响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各种因素和力量。在这之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事实上，无论研究翻译产品还是翻译过程，我们根本不能跳过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行为者，也不能抹杀其在翻译活动中的目的和意图。任何人类的实践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译者也受到自身目的的制约。这些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译者对翻译的标准、翻译的策略乃至翻译思想的认定上。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的，翻译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对翻译行为的目的与结果的不同期望构成了不同的翻译价值观。
“伦理”一词具有丰富的道德哲学意蕴，它关注的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和应该遵循的“规范”。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它跟伦理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与西方的翻译实践中，翻译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遵从某种准则或规范，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不同的伦理取向。因此，从根本上说，译者的职责具有伦理特性。
从中国的词源学上来说，伦，序也，为人生活关系及其秩序；理，治也，为寻求一种合理的个人、社会生活方式及其秩序。所谓伦理便是人际关系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翻译是人类主体问的活动，它必然涉及人际关系如何及事实行为如何。换句话说，翻译伦理就是研究译者与其他各翻译主体间关系如何以及翻译行为事实如何。首先，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必然涉及与其他翻译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原文作者、翻译活动发起人、赞助人以及读者等，对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权衡考虑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其次，译者之为译者是因为他实施了具体的翻译行为，对于译者伦理的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翻译行为而展开，那些脱离具体的翻译行为空谈抽象的译者道德、品行、修养与操守的研究，一方面无法为翻译实践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还可能对译者的翻译实践造成一定的干扰。因此，关于译者伦理的研究必须围绕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与其他主体间建立的关系以及译者具体的翻译行为为基础。
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者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翻译的规范性研究需以翻译的描述性研究为依据和基础。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译者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伦理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任何预设的翻译伦理原则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或化解翻译所引发的具体而现实的伦理问题。只有从事实存在的翻译行为中推导出来的翻译规范才可能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翻译伦理不应该仅仅是规定性的价值标准，而应该是从“是什么(is)”的翻译现实得出“应该怎样(ought)”的翻译道德与伦理追求。
为此，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原理，通过查阅清末译者的译作、序跋、译介文字、核心日记、史料传记和文艺思想文章等，着重考察清末(1898——1911)译者与其他各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翻译方法和策略的认定。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均试图有所突破：它既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翻译时期翻译家群体进行整体研究，又是从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角度出发考察译者思想影响的跨学科性研究。
一方面，本研究通过追踪清末译者的个人经历、家庭教育、知识结构，考察清末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研究其思想伦理形成、发展、演变过程，试图说明，翻译家研究应该是除了发现和整理翻译家的译作成果外，研究重点应放在探索他们成功的内在动因、外部环境、社会需求和自我需要上。比如，研究翻译家对原文文本的选择、对翻译语言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到底受到哪些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译作反过来对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等等。这样的研究才能避免流于简单的成果介绍，才能把翻译家的主体地位体现出来，才能从根本上了解翻译行为发生的缘由以及翻译产品产生的动因。
《清末译者的翻译伦理研究(1898-1911)》对译者伦理的研究正是基于此考虑基础之上，尝试着对译者的内部因素进行探讨。清末译者是由传统的士人转化而来，他们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这成为他们个人伦理形成的基础。清末译者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由于西学的引入，市场经济的萌芽，译者职业化的逐渐形成，传统“士人”译者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在这过程中，译者的新旧伦理道德混杂，导致其与其他翻译活动主体间的关系复杂化。
另一方面，本研究在考察中国清末以前出现的两次翻译高潮中译者翻译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指出清末译者的义利观受外在机制的制约，其翻译目的呈现多元性、多向度发展。清末译者价值的多元化，常常使他们在原文的选择、译语语言的选择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上处于多重选择的境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反映了其本人的价值观、伦理观。根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目的及其服务对象的不同，本研究还试图对清末译者的翻译伦理模式进行归类，认为清末译者主要形成了三种翻译伦理模式。第一种模式在清末占主流地位，以林纾为代表，表现出强烈的“主人”意识。在翻译原作的选择和处理上比较随意，千方百计在西方小说中寻求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相同的地方，以获取更多的读者市场。第二种模式以严复为代表，表现出很强的“仆人”意识。恪守翻译职责，细心逢迎赞助人，意在把西方先进的制度介绍给上层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三种模式以鲁迅为代表，译者前后期翻译行为表现出不一致。前期表现较强的自我意识，后期则很在意原文作者，努力向原文作者学习以借鉴于创作，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清末译者的翻译伦理研究(1898-1911)》由涂兵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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