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焱所著的《语言变异建构社会身份》以“文革”英语教材为研究材料,在收集、整理和研究了“文革”时期高校英语教材中出现的大量语言变异现象的基础上,合理借鉴社会身份建构理论,综合研究了语言变异现象,验证了语言变异具有身份建构功能的论述,实现了语言学和社会学在身份建构学说方面的辩证统一,升华了两学科有关语言研究理论的成果。本书对“文革”时期高校教育状况研究、中国外语教学史研究、语言变异研究、身份建构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语言学的“社会决定论”一直把社会看成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决定因素,这个观点违反了辩证法。为了证明语言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语言变异建构社会身份》以“文革英语”对高校英语教师身份的建构为例,论述了语言变异的社会建构功能。 “文革英语”是高校英语教师为挽救自己命运而有意识创造出来的语言变异现象,它产生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爆发之前,由于新中国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英语教师的身份也很受重视。“文革”爆发之后,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加上知识分子的自卑心态和封建“血统论”的提出,高校英语教师的身份一落千丈,成为饱受排挤和打击的对象。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在“文革”运动中求得生存,高校英语教师在屈服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之后,依照“文革语言”的形式创造了“文革英语”,旨在通过语言表现来建构自己的革命身份。 “文革英语”的语言策略包括两个方面:语言内容的政治化和语言层次的大众化。语言内容的政治化主要是指语言的词汇、语句、段落和语篇等内容里都反映了大量的“文革”政治内容;语言层次的大众化主要是指语言难度的降低,更容易被多数人接受和理解。在这个语言策略的指导下,“文革英语”通过在词汇、语句、语调和语篇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语言变异,实施了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建构。从具体的变异内容上看,词汇方面的语言变异主要包括生僻词演变为常用词、“弱势意相”变为“强势意相”、新意相的强制生成和造词功能的政治性延伸等方法。语句方面的语言变异情况主要有政治语句充斥和大量中式英语语句的出现。语调变异集中于感叹句和口号两种形式。语篇变异则主要体现在段落和篇章的变异。 在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身份进行建构的过程中,“文革英语”分别对身份的几个方面如政治形象、阶级立场和思想觉悟等进行了建构。在对政治形象的建构中,高校英语教师通过把“文革语言”中的大量政治词汇翻译成英语和使用大量符合当时政治要求的语句,使自己成为一个满口政治话语的人,其政治形象因此得以建构;通过在英语词汇和语句中使用大量与“红五类”等有关的内容,高校英语教师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通过对课文内容的部分删改和整篇更换,高校英语教师建构了自己的思想觉悟。词汇和语句在对政治形象和阶级立场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语篇的变异由于经历时间长和思维过程深刻对思想觉悟的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 “文革英语”对高校英语教师身份的建构证明了语言变异具有建构社会的功能,因此语言在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得到验证。这个结果不仅完善了语言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分析,还为身份建构功能在社会中的运用提供了思路。语言变异的身份建构功能可以在遵从语言民主化策略和语言技术化手段两个方面得到运用。 语言民主化策略强调多种身份的建构,其核心观念为语言价值中立,具体体现为各种语言均享有社会中的平等话语权。语言民主化策略鼓励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使用空间和平等地被使用的权利,强调在语言民主化的过程中避免因语言霸权而形成的偏向性身份建构和因语言奢化而形成的单一性身份建构。语言技术化强调语言调节,它主要通过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调节来缓解或者化解社会矛盾。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语言调节的主要对象是语言对抗和语言暴力。 通过发挥语言的社会建构功能来促进社会和谐,既要做到发挥该功能的正态效应,又要通过避免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和偷梁换柱等障碍性操作来减低其负面效应。语言变异现象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实施其社会建构功能,可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张焱所著的《语言变异建构社会身份》通过论证语言变异的社会身份建构功能,完善了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实现了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突破。对“文革英语”的研究,既填补了英语发展历史上“文革”这段时间的空白,又为语言变异研究发现了新的资料和素材。对高校英语教师身份的建构研究,既反映了“文革”期间高校英语教师这个特殊群体的处境,又探讨了他们为拯救命运而采取的绝无仅有的身份建构途径。在身份建构研究中,丰富了社会学有关建构理论在身份建构方面的事例,从微观的语言角度补充了社会学对建构论的宏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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