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先后论证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辨析了译介学和翻译学之间的差异，明确了二者各自的学科概念，并发出了翻译学应该划定学科界线、保持学科特点、避免学科危机的呼吁；指出了翻译概念的发展只是其外延的增加，而非其内涵之质变，因此翻译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重新审视了翻译的目的、任务及其标准，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这对概念，首次区分了翻译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批评了功能派理论对二者的混淆，证明了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永远不会过时，尝试性地规划了翻译学的学科范围，明确了翻译理论的位置，把它与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一道作为构成翻译学的三个有机部分，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对当今中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进行了反思，进一步分析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失调的原因。并指出了恢复其互构、互补、互彰之和谐关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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