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容易、并不平凡的2022已经过去，站在2023开端，《新京报·书评周刊》又一次来到分享年度阅读推荐的时间节点。从2022年10月开始，历时三个月，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收集行业专家学者意见，经过多轮讨论，从全年出版的新书之中选出了27本书。
今年，在“时间的眼睛”这个大主题之下，我们将书单分成了四个单元，它们跨越了文学、社科、艺术等传统书单划分类别的藩篱，提供了更综合的观察面向。我们通过寻找共同点和差异，将它们分别集合在“记忆与留白”“视野与方法”“对话与回响”和“凝视与想象”等四个单元，以“时间的眼睛”的名义和大家一起搭建起本年度的思考版图。
下文刊发“视野与方法”单元目的完整版推荐语。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的其他单元也将在近日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特刊
年度阅读推荐
2022
新
京
报
VOL 2
视野与方法
历史是我们与往昔永无休止的对话。我们在历史中往复寻找，回溯在往昔与外来之间的，也许不是历史中的“真实”，而是层累地堆积在历史事件与人物之上的认知与意识。我们接受的历史学家生产与传播的“客观历史”，也许是有着鲜明个人情感选择的产物。历史学家看似在抽丝剥茧般带领我们走向双方拭目以待的真相，不如说是在表演一出独角戏：在走向真相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们用属于自己的表演方式，展示着自己深沉的思考和在过去与现实之间忍不住的关怀。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博引旁征的域外史料和史学观念之外，我们看到了葛兆光隐含的追问：是否有一种超越国族意识划分彼此的方式，去进入如同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一般的东亚世界？《商品帝国》勾画出的物质主义对世界与人类心智狂飙突进般的侵夺，也在警告我们在沉迷和纵欲之外，人文精神和心灵生活的沉没已经开始。
如此说来，历史学家是矛盾的，他们的责任伦理要求自己对属于公共的历史保持忠诚，却又如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言，他们必须对过去保持叛逆，并以此促进身处的时代的特殊问题的解决。历史叙述的是过去，然而展示的却是今天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试图让沉睡的亡魂开口说话，发出的却经常是自己的声调。比如《漫长的余生》中，罗新通过碑刻史料勾勒出的一位北魏宫女的生命史，我们一同观看王钟儿在时代褶皱处的沉默与喘息，也听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外幸存者的声音。《猛将还乡》中东山人与刘猛将信仰，重新阐释了古典中国走向近代的历程。那些被视作落后并被淘汰的习俗与信仰，在潜移默化之间影响着我们走向未来的步伐和节奏。
和百年前一样，历史学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既来自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新史料的开掘，也来自理论的预设和问题意识的更新。我们难以把《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归纳进政制史抑或思想史的门类之中，然而艾尔曼却用科举制作为反光镜折射出近代中国面临的精神与制度上的危机，而他后现代的立场对古典的制度遗产和儒家经典文本的解读，也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重新看待线性史观对事实与观念的改造。然而今天的我们却前所未有地需要历史，需要那种分辨、解析事实与现象的敏锐眼光，需要那种源自独立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历史意识来把握加速与流动的现实。而做到这一切需要我们更新理解历史的方法并放宽衡量时间与空间的方法。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作茧自缚》中对历史叙事和制度演进的批判：农耕、谷物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维坦”，并为此不断牺牲人类探索与创造的天性，是步入文明社会的唯一选择吗。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而历史把它的玩笑与馈赠也寄托于每个个体。我们书写与阅读的历史，既是记忆的回声，同样也是我们的心灵对往昔的折射。无论怎样努力探索进入历史的情境，抑或寻找更丰厚的思想资源，和那些伟大的心灵一样，我们都在实现某种永恒的追求：对个体记忆的捍卫，对人类的苦难保持敏感，把判断的权力交给未来的人们。
/
跳脱出民族国家与中心/边缘的叙述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
作者：葛兆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2年10月
推荐语
何为亚洲？它既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一个与欧洲对立被想象的他者。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舶来之前，亚洲自生的政治秩序滋长了这种定义的暧昧。在历史的范畴中，我们无法割裂地以当代民族国家的国界和区域来理解作为整体的亚洲。同样，近年中国知识界对于“何为中国”的讨论，也体现了一种身份上的困惑：传统帝国的遗产与现代国家转型之间的纠缠，既体现着我们对于作为文明单元的亚洲的陌生，还有对于近代历史的复杂心态。为了重新找到亚洲与中国主体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来看待历史上的中国以及周边
葛兆光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就勾勒出来一幅多元交错却又彼此融汇的思想地图。长期致力于“从周边看中国”的他，尝试用“东部亚洲海域”的观念，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东亚”和“东部欧亚”概念。建构这个互相纠缠的历史区域的，是文字、图像与宗教、书籍流通形成的交集点。跳脱出熟悉的民族国家与中心/边缘的叙述，他用丰富的域外史料与充满自我反思性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上的古今之变。在他的研究中，文明“自我”恰恰是在他者的观照中不断丰富与被诠释的。
在这本讲义中，葛兆光坦言要通过亚洲史的研究“教给博士生视野”，而我们会发现他的目光所及不仅在于象牙塔内，更是在我们生活与思考的现实世界。历史学家生产出的观点或许不能对现实对症下药，然而在葛兆光先生思索的延长线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作为共同空间的亚洲，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确认区域间的文化与历史认同，东亚文明间的各国能否在共同的遗产之上建构新的文明的空间，想象更多可能？
为那些“剩余的”人群代言
《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作者：赵世瑜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2月
推荐语
“刘猛将”是由口耳传说形成的神祇，在苏州太湖洞庭地区，每年的正月或七月，各村都要举行“抬猛将”的活动。无论在官方编纂的正史中，还是明清以来的族谱、文集和地方志中，关于刘猛将付之阙如。相对应的是，供奉刘猛将的人群也是江南地区的边缘人群——那些把人生写在湖面，逃避着官府编户齐民与被规训命运的“水上人”。行走在田野，注视着这一块近乎空白的记载的历史学家赵世瑜，用《猛将还乡》为那些“剩余的”人群代言。当历史的指针转动，区域中的人群开始编织新的网络使自己适应变动的时代，抓住这种“历史性时刻”并理解他们行为的生成与演变，正是一个敏锐的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
填补这一块空白的历史使得那些被精英书写遗忘的人群找回自己的存在与尊严。在这群人和土地、水域共生的历史中，赵世瑜发现了在具体的区域中，社会结构是如何通过人的行为与选择被整合。面对着传统生活方式终结的离散人群，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身份认同，并在未来区域与国家作为单位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洞庭东山的渔歌以及破落的猛将堂、天后宫中，赵世瑜将江南史放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网络中，使曾经只属于乡里和传说中的人们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节点。水上人的故事远未完结，上岸生活的水上人在上海开埠的历史中，以宗族式的经营融入到全新的城市生活，在现代化与全球史的解释下，那些被离散的人群在城市的码头中再次找到自己的归宿。
开启被掩埋的小人物的门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作者：罗新
版本：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年7月
推荐语
眼光向下，是如今历史写作的一大趋势。人们的目光从历史舞台上地位煊赫的帝王将相身上移开，开始聚焦于那些充当配角甚至是背景的小人物。这其中自然不乏猎奇的心态，但不得不承认，比起那些聚光灯下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那些历史角落中的小人物与自己的身份更加贴合，他们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命运抉择，似乎也更具有某种值得共情的参照性。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在古代的我们。
罗新《漫长的余生》中选取的王钟儿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这位北魏掖廷的宫女，在世间度过了八十六个春秋，但她的生平几乎就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尽管墓志盛赞她的德行与名位，声称在她弥留之际，当朝北魏孝明帝都特意前往探望，在她死后，命史官记载她的生平。但事实上，官方史书并不屑于记下有关她的只言片语；而私人笔乘，即使有提过她只言片语，也早已被岁月的洪流无情汰尽，只留下那方随她一起安卧地下的墓志，靠着石头的坚韧和岁月偶然的善意，才让人们知道她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墓志不过区区千余字便概括了她八十六岁的生命历程，但罗新却通过对这方墓志逐字逐句的精细解读，几近穷尽了所有相关的史料文献，从刘宋义嘉之乱、魏宋悬瓠之战、常珍奇叛乱，到北魏宫廷的子贵母死的旧制、杀母夺子的阴谋、皇室父子兄弟的残杀，正史中种种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反而成了这个名不见史册的小人物浩繁丰富的注脚。王钟儿的墓志不仅成为了打开她生命故事的一扇窄门，更由此开启了诸多像她一样被湮没、被掩埋的小人物的门：那些与她生命相连、相交、相同的小人物的故事，也藉由她的经历，一一从背景走上台前。尽管王钟儿无法亲口讲述她的故事，但作者却以严谨的史料与审慎的想象，透过她的眼睛去发现被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席卷而走的许许多多的人留下的印迹。
尽管在罗新笔下，那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成为了王钟儿这个小人物漫长余生的注脚，但读毕掩卷，就会发现本书绝大部分篇幅依然是在叙述那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王钟儿的身影虽然时时犹在，但她只是观看、经历，却既不能参与，更无力改变发生的一切——而这或许正是为小人物书写生命史的更深含义所在：他们无力改变这个时代，但时代的一切却重重地覆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科举学领域研究的典范之作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作者：（美）艾尔曼
译者：高远致 夏丽丽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8月
推荐语
科举制，恐怕是古代中国最毁誉参半的制度之一。晚近以来，批评者抨击科考牢笼士人、桎梏人心，是中国走向衰颓的罪魁之一；赞誉者则集中称道科举的相对公平，拔擢寒微，在等级制度下实现了阶层流动，赋予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以稳定和活力。以科举制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科举学”，也在20世纪末应运而生。
艾尔曼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尽管距离初版已经有二十年，依然是科举学领域研究的典范之作。艾尔曼没有轻足踏入科举制的毁誉之争，而是着眼于科举制对整体政治体系、社会架构以及个人产生的影响。帝制王朝-精英分子与科举制度三者在帝制时代互为支撑，共同稳定地维系了五百余年，最终也一并轰然坍灭。科举制并非仅仅是自上而下吸纳社会各阶层加入统治体系之中，而是皇廷与精英阶层结成的权力共谋网，皇廷借此控制、吸纳精英阶层为己所用，而精英阶层也利用这一制度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艾尔曼通过研究精准地戳破了一个人们对科举制长期以来的幻想，科举制所谓拔擢寒微提升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其实相当有限。它并非为增进社会流动而设计的一套制度体系，相反，它通过设计考试内容和方式，将大部分人排斥在体系之外，使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成为了精英阶层的内部流动和垄断社会地位、文化资源和政治权力的方式。而它貌似公平化的考试形式，又有效地遮蔽了人们对其内在结构化不公平的质疑。艾尔曼更深入科举制的肌理细胞——那些奔走其中的科考士子的心灵世界，透过他们的赶考遭际、科场经历，乃至于所谓的祈祷迷信和梦境奇观，将科举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民间信仰与心态史研究的新领域，科举不再仅仅是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它更是一种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心态交迭缠绕的整体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清代经典小说《儒林外史》中描绘的围绕科举奔走的朝野士民群像一样，《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也正像是一部史学领域的《儒林外史》。尽管艾尔曼表示，本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澄清一个观点，即“科举作为一种前现代制度被证明极为有效”，但它最终崩塌了，而那些在它崩塌过程中，企图修正或是替代的晚清时代的现代教育改革同样也归诸失败，帝制王朝也终归覆灭。仅仅是这个看似平淡的结论，留下的思考就意味深长：一件事物能够长期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但很多时候，所谓的合理，不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合理，一旦这个特定时空崩塌，它也就随着不复存焉——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在失去了它合理存在的基础后，终将烟消云散。
挖掘消费及其主体消费者历史的丰富性
《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
作者：（德）弗兰克·特伦特曼
译者：马灿林 桂强
版本：九州出版社·后浪
2022年10月
推荐语
自古，消费的故事就不曾缺乏讲述者和解读者。人们不是被告知消费是积极的，就是被提醒它是糟糕的。辩护者认为消费者是理性人，消费是个体获取快乐、国家财富增长的理智之路，批判者则谴责，理性人假设蒙蔽了消费者被夺去公共精神和社会意义的危险。即便号称聪明客观的人，对此也难免非此即彼。德国学者特伦特曼的方法是选择后退，前往十五世纪，一路回到当下，试图挖掘消费及其主体消费者历史的丰富性，尤其是在不同经济形态中的复杂性。由此，他的《商品帝国》能使人看到消费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习惯和制度，消费行为是被塑造的，不是自主的，同时消费者也不是被动的承受者，他们的挑选和计算本身也构成消费行为的一部分，而在缺乏商品化的地方，当地人通过“顾客化”也建立了尊严、社会资本。正是因为消费内含的巨大张力，他才讽刺消费批判文化有时只是“（西方）丰裕国家的特权”罢了。特伦特曼此书，虽处理的是十五世纪以来迈向现代世界的消费，实际上也穿插着诸多人类古老的、一般性的消费传统和惯例。是的，消费这一社会现象处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争议的螺旋中太久了，亟须被作为“物”来考察。
找回那些被遗漏的人类生活经历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译者：田雷
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
2022年5月
推荐语
遥远的初民（社会）生活在近现代彰显了它强大的吸引力。至于初民是怎样放弃原初生活形式而进入早期国家（state）生活的，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农耕社会对灌溉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召唤出了国家。斯科特在《作茧自缚》中借鉴有限的考古研究成果，跨越学科知识界限，考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等地的冲积平原，大胆地推测其实人类的谷物种植和动物驯养活动发端于湿地，种植、驯养与采猎等多种谋生之道共存，物质并不短缺，直到初民们转向单一的谷物种植。其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是最初具有群体暴力特征的人群掌控了活动范围，将吃着杂食的人们逐个儿“拉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群体形态，从事繁重的农耕劳动，并构成早期国家的起源。谷物的季节性、可侵占性等特征使其成为捐税的基本单元。人们的骨骼、体形和牙齿因为饮食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在初期曾一度疾病丛生。人类利用标准化手段驯化了动植物并且也驯化了其自身。在这本书中，过往以田野研究、比较研究见长的斯科特，在没有田野的历史通道中照样展现了他有关群体生活历史的想象力，他摒弃线性的时间观，找回、修补了那些被遗漏的人类生活经历。
—
点击“”，即可进入“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售卖页面
|
